孙明春:超越“中西之争”:百年中国法学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3 2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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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春  
如果说百年之前,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中国法学蹒跚学步继而民族立场缺失还有情可原,但若百年之后,我们还不能很好坚守民族立场,也许真的受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控制”,迄今还未彻底改变蔡枢衡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批判的中国法学“次殖民地风景”。

  

   而中国法学要重树和坚守民族立场,法学研究者首先要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中国不仅拥有独特的历史和传统,而且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和政法实践也不是某国或某地区发展的翻版,这就注定了诸多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因此,依靠东拼西凑式的机械移植以及借助各种“洋兵器”在中国大地上演的“关公战秦琼”式的纷繁论争,也许只能营造起中国法学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对解决中国自身实际问题帮助不大。中国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直面中国自身问题,并能为这些问题的破解提供有的放矢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如此,中国法学才能真正根治各种“幼稚病”, 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国法学要重树和坚守民族立场还要在法学教育中构建凸显中国主体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教育关涉人才梯队的造就和学科发展的未来。长期以来,不惟法学实践,法学教育领域也是“西化”泛滥并导致中国法学主体性不够、民族立场缺失的重灾区。徐爱国在历数了作为法学基础性学科的法理学存在内在连贯性与思辨论证性缺失、根基丧失以及不少法理学者不能安分守己等病症外,遂给中国法理学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这一结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中国法理学以及整个法学教育正面临重重危机确是不争的事实。在接下来的法学教育发展中,一方面要尽快调整法学学科中那些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概念提法,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传统和实际的法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应在法学教育中进一步凸显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引导法科师生注重调查研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有充分认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重整传统资源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厚文明的东方大国,历史上曾创造过与西方比肩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带去深远影响的礼法传统和政教文明。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文明虽然遭受了巨大冲击甚至一度中断,但我们不能无视甚至否认历史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中不少资源对当下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以中华法系为例,在马小红看来,尽管中华法系就整体而言已经不复存在,其在未来也难以预测有复兴的前景,但是谁也不会否认中华法系在古代是一个堪与任何其他法系相媲美的法系,而且其对现实法律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注重道德、教化在治理中根本性、长久性作用的发挥,这是中国传统法治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当前,随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的多次宣示以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发布,社会各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偏见消解,具体到法治实践中,官方在明德慎刑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行“特赦”,并尝试将“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有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为中国法学积极重整并不断接引优秀传统资源提供了良机。近年来法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视传统资源整理并借助历史思维审视重大现实法学问题的可喜势头,比如由韩大元主持的《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获批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小红、姚中秋等于2016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了跨学科参与的民法典编纂与法史研究反思研讨会。

  

   (三)塑造实践品格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科学“解释世界”和积极“改变世界”也由此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最鲜明的实践品格。实践品格不只是马克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应有底色,中国法学在未来发展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塑造起实践品格。

  

   自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至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这十多年间执政党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波较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些变革和发展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烙印。但从总体来看,法学界对此的研究跟进和学理解释是相对不足的。比如,有些学者依然以西方法学思想和法治理论来附会中国的法治发展和实践,有些学者仅将其视作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在新阶段的自然演进,却鲜有人从中国的民族立场和实践角度进行通盘分析和考察。再比如,2018年12月,民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规定,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要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众所周知,村规民约是实现好乡村振兴中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重要一环,但法学界对这些正在发生的政法实践关注不多、讨论较少。

  

   如果中国法学塑造起了实践品格,这些现象将会得到很大改观。当然,“解释世界”仅是实践品格的一个方面,“改造世界”则是实践品格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高的要求。具体到法学领域,其“改造世界”主要体现在对实践对象的“规训”和“会商”。“规训”是法学对实践对象出现背离其本初宗旨的现象和行为保有敏锐性和批判性,通过及时规制助其步入正轨;“会商”就是法学对实践对象及其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并对国家和社会中出现的重大纷争构建起法治框架内的会商机制和解决方案,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失控。

  

   (四)推进开放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浪潮和信息革命的不断助推下,今日中国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因此,中国法学没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自我封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开放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开放研究”不等同于“西化”,“西化”是在丧失民族立场和中国主体性下有关法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等完全移植自西方,或者在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心理情感等方面完全依赖西方;而“开放研究”则是在坚守民族立场并保有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在思考和研究中国本土或区域性、全球性的法律问题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与各文明展开交流对话,对于其中有益成分积极吸收借鉴。

  

   世易时移,中国在不同阶段对待全球化的姿态也是因时而异的。如果说百年前是“被动融入”,改革开放以来是“主动拥抱”,那么当前面对“单边主义”的挑战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担负起“积极引领”的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研究,不仅有助于自身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也为世界文明交流和互鉴展现出了自信姿态,释放出了积极信号。

  

   中国法学在开放研究中除了要坚持全球视野,还应着眼于推动包括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部分东南亚华人聚集区在内的“大中华区”不同法域间的交流和融合。“大中华区”文化上同根同源,长期以来,经贸往来频繁,但在法学研究交流以及相关涉法实务问题破解上还比较滞后,这有待努力推动。

  

结语

  

   中国法学的“中西之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也是“后发国家”在近代以来遭遇现代化洪流的一种宿命。本文聚焦于此,一方面是为了试图揭示出百年中国法学一路走来的背后逻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尽快改变“中西之争”的宿命作些努力。

  

   笔者认为,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反对西方的民粹主义做法于国于民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那样只会将中国法学和中国社会导向另一个极端。公允地讲,西方是近代以来法学思想的主要策源地,不少西方国家在对法学的认知、定位和法治路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对于其中有助于实现“良法善治”的一些共通理念和做法,中国理应重视和借鉴。只是百余年来,中国法学自遭遇西方后可谓进退失据,在相当长的时段里走上了一条过于“西化”的歧路。本文提出了中国法学超越“中西之争”的发展理路,并尝试提供一种看似“整全”的构建方案。不得不承认,方案需面对“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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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P73--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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