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从康德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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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也就是人已经高贵起来了,凭着他的高贵就会一步步走向善。自由意志起点是恶,终点是善。

  

   人要做到真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人通常把善看作起点,西方人认为善是终点,一个人最后面对上帝的审判,才可以断定一辈子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才可以把你所做的罪过扬弃掉。好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最后才可以确认他成为好人。而在现实当中往往有一个倾向不断诱惑他犯罪,这是西方人的观点。

  

   在康德那里,他认为人要随时警惕自己的自由。不要以为凭自己的诚信就可以为善,那是自欺。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不是“符合道德律”,而是看是否“出自道德律”。商人可以童叟无欺不卖伪劣产品,我们可以夸奖他但不一定尊敬他,他不买伪劣产品是害怕丧失商业信誉,他不是出自道德律,而只是符合道德律。康德认为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出自道德律,就是哪怕商店倒闭也不卖伪劣商品。出自道德律,这个人就不仅仅可以夸奖,而且可以尊敬了。这种人很少。在康德那里,这种人是没有的,只是一个衡量人的理想标准。这是一种标准。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是衡量是否真道德的标准。

  

   现实生活中,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康德看来人人皆乡愿,每个人都有虚伪的一面。基督教讲人都有原罪,刚出生的小孩子,只要他开始有自由意志了,也就有犯罪的可能、犯罪的念头。不能靠自己内心白璧无瑕就保证自己不干坏事。每个人不是不想做到真诚,而是事实上做不到。自以为真诚是不可靠的,甚至正好就是不真诚的标志。由此看来自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太极端,很不习惯,把我们一切生活信心都摧毁了。如果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好人,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目标?其实康德的理论表达西方精神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人是自由的。为好人难,但自由是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犯错误,因为人是自由的。无自由也就无对错。动物凭本能活动,动物会犯什么错呢?基督教对自由意志没有强调,它强调的是信仰、灵魂不灭,一切最终由上帝决定。但康德把它颠倒过来,上帝也是人假设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人的自由意志。

  

   康德的理论对中国人而言可以比喻为“休克疗法”。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圣人、好人,要断了这个念头。王阳明讲“人皆可以为舜尧”。有人讲“六亿神州皆舜尧”,这都是假象、自欺。任何时候都不要以自己世俗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诚。主观动机是好的,这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应在道德律面前保持原则上的谦虚,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真正的真诚不是把自己的内心揭示出来给大家看,那是不可信的。你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你把日记展览出来,书信拿出来。那些岁月中有人记“日记”,等着有一天自己出事后别人可以通过日记发现他的内心,能够表彰自己。向上交心,这是有传统的。王阳明讲“要破心中贼”,那些岁月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心中动了邪念,这些都要交待出来,好像自己灵魂就干净了,但下次还是一样。内心是交不出的。不要以为我的内心天地间日月可以为证,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个是代表不了的。

  

   我们要承认人的内心是分层次的。你的自我感觉只是到了某个层次。要承认自己的内心不管怎么纯还是有不纯的层次在,并且预先为可能做的事情忏悔,这是自己内心的忏悔,不是向别人的忏悔。这样,人才能扬弃乡愿、超越乡愿,而越来越变得真诚。

  

   人要变得真诚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通过认识自己的不真诚来接近真诚,人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从这个意义上,道德律成为彼岸标准,不是世俗标准。人的道德观提升到超越层次就可以不再被那些世俗的乡愿,不再被世俗的利害关系所利用。道德是不可利用的,道德是无条件的命令,是彼岸世界。不能用世俗利益关系利用它。我们提到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规则在基督教、伊教、佛教中都有类似说法,被称为金规则。康德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通俗的道德箴言,它还需要别的东西给它奠定基础。在康德看来,这个更深的根据就是自由意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放在以人为目的之下,那么他是道德的;如果有其他目的,则是不道德的。我们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很高境界,但没有想到有一些人可以利用它。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罪犯面对法庭审判时,他可以给法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愿坐牢,你就不要判我坐牢。日常生活例子很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搞好人际关系的法宝和诀窍。

  

   另外一种世俗标准就是孔子儒家公开标榜的“治国平天下”,要得天下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讲,“仁”就是“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为仁矣”,这五个字就是“恭、宽、信、敏、惠”,这也是所谓五德: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就是政治乡愿。这一套东西看起来是道德目的,但实际上是政治目的。因此儒家这种伦理结构性伪善扩展开来就变为体制性的乡愿。体制性的乡愿就是“有德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过来为了得天下你必须有德,这是中国人的共识。但“得天下”的这种专制体制是否道德,这个中国人不问,自古如此。天下总是要让人得去的,问题是得天下者必须有德。所以,中国人的绝对命令不是道德律,而是政治。在康德看来,politics只是经验性的世俗的标准。它关心的是现实的权力,但不关心每个人的内心,个人的内心的道德要为politics服务。所以康德讲,经验性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适于成为道德法则的根据,它是从偶然环境中取得自己的根据的。我们的偶然环境就是自然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几千年来不变的社会、治理结构模式。但康德认为这样的根据没有普遍性。我们今天也看到,随着自然经济被取代,传统政治道德也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康德认为,这种经验性的道德把德性的动因与罪恶的动因等量齐观,并且教唆人以良好的计算来抹煞两者的区别,教唆人算计以达到功利的效果。儒家体制性的伪善从客观上导致人们以最深藏的机心,使罪恶披上道德的外衣。在儒家,道德既然只是政治的手段之一,那么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用道德手段,当然也可用不道德的手段,甚至令人发指的罪恶手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王以后,所有不道德的手段都可以变为道德的,都可以为尊者讳,歪曲和掩盖历史,把不道德的手段从史书中抹掉,我们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是政治的前途,政治稳定,天下太平固然好,但道德观念就完全破产。所以儒家政治伦理具有很大包容性,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传统政治就是儒表法里。康德揭示出人心根本是伪善的。康德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去为圣人,而是要揭示人性中有一种根本恶。康德在他的宗教哲学中讲到人性中的根本恶,何谓根本恶?罪恶的意念,杀人、抢劫、强暴等,康德认为这些不是根本恶。这些都是派生出来的。人是感性的动物,但感性的动机不是恶,追求舒适生活幸福都不是恶,康德不是禁欲主义者。根本恶在于摆不正感性动机和道德理性动机的位置。

  

   人有理性使人有道德观念,但人也有感性,这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根本恶在于不是使感性服从理性,相反是使道德理性成为感性动机的借口。不管人做什么,最终的动机都是感性的,哪怕道德动机是为了自己的道德情感,自己舒服些。看到叫花子给点钱,心里就舒服了。这还不是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如果自以为这就是道德的了,那就是伪善。人们只能从感性的动机出发,这就是人心中的根本恶。一个人做坏事时都有原谅自己的借口,虽然知道是不可原谅的,但他总要找个原因。根本恶在于人心固有的自欺和伪善。做了坏事还自以为清白:我的动机是好的;做了很大的坏事,还说问心无愧。有时做了很多坏事的人,后来检查里都是这么说的,觉得自己动机是好的,尽管效果不好。这就是根本恶。

  

   康德认为根本恶不能摆脱,但可以认清,可以知道。如果根本恶可以被认清,即便它是恶的,但它可以成为从恶向善的过渡和契机。伪善是根本恶,但根本恶又是文化、文明。荀子讲“其善者,伪也”,人为是虚伪,但也是文明,它总比野蛮好。文明比野蛮进步,虚荣、贪婪、权力欲当然是不好的,但文明有了这些可以发展人的才智和趣味。虚伪是“可以允许的道德假相”。因为做作、矫饰的道德在历史中可以一步步地唤醒人的道德意识。康德认为大自然利用人的虚伪这种弱点,把人心引向一步步接近道德。在野蛮人那里连这个也没有,杀人他不认为是不道德的,菲律宾的猎头族的成年礼就是去外族杀一个人。历史在进步过程中对人性进行教化,虚假的礼节使人变得文明,文明了就容易接受真正的道德,为接受真正道德提供了前提。黑格尔后来讲“理性的狡计”,人的恶是历史进步前进的杠杆的说法,其实康德此处已经有思想萌芽了。

  

   如此比较看来,儒家“诛心”之论,通过控制和惩罚“思想犯罪”来清除思想上的敌人,它使一切人逃不出道德政治的罗网,成为典型的物,人变成了物。康德则把人心保护在不可知的自在之物里面。自在之物是个黑箱,人心是不可知的,不能相信人的自我标榜。康德的不可知论有一种保护作用,也就是人心你不要去断言它。只有上帝才是知人心者,凡人是不可能知人心的,包括自己的人心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标榜自己呢?把人心保护在一个不可知的黑箱里面,禁止其他人去检验、翻看,不能侵犯人的隐私权。这样,人就不因他本性的恶劣而丧失他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人心是恶的,至少从目前和历史上看是这样的,当然以后可以变得越来越善,不会因为根本恶而丧失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有自由和独立就可以发展道德,自由意志成为道德的源头活水。把人心当成物造成一个道德的世界,这个道德是很可怕的,把人心收藏起来对道德就有一种可持续发展性。

  

   儒家抨击乡愿,其出发点本身就是最大的乡愿,就是假装天真,拒绝反省。曾子讲三省吾身,不是反省自己的本性,而是反省自己在本性上是否有污点,是否不忠实于自己本性。三省吾身和西方忏悔意识不是一回事。这只是反省是否能维护自己的本性,本性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因此要慎独,不使人心偏离本性,这是中国式的反省,不是真的忏悔。真正忏悔是反省人的本性有一种根本恶,反省到你的根本出发点,这才能扬弃伪善,否则只能越来越走向伪善。这发展到后来就是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鲁迅所谓“吃人”,吃了人还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此康德证明,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一切建立在天道、天性、自然本性、心性之上的道德都不是真道德。而自由意志是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不可知,是自发的,是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自身并且修复自身。康德以来的西方的自由意志道德也经历了很多危机,但西方人总可以从历史发展中修复自己,完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它保留了一个自由意志的根源。自由意志可以改变它的道德观念,可以适应任何新的道德形势。现在西方道德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以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现在也宽容了。很多东西都突破了传统道德的限制,但我们今天并未失去道德,而是有了新的道德规范,道德就可以不断完善自身。

  

   听众提问

  

陈金全教授:晓芒教授对儒家的认识“外儒内法”是否是太绝对了。应当区分一下有两种,中国儒学是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里都是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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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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