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0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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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  

   司法裁判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法律规范,并在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推理形成裁判结论”[1]的过程,其遵循规范性的裁判逻辑:一方面严格遵守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判的法治思维;另一方面采用合理说理依据证成裁判结论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法外因素,并不能天然地被适用到裁判当中。尽管自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及2016年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尤其融入司法适用已成为常态。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呈现出诸多不规范现状,诸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前提把握不准确,适用方式混乱,适用说理简单化、碎片化与模板化。“司法裁判的规范化对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审判权的恰当行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因此,如何规范地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确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性质,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方式的法理依据,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效果,事关司法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角色定位,符合裁判文书说理的现实需求,亦能彰显司法裁判对社会的引领功能。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规范性探讨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适用,体现了法院对提升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现实期许,也展现了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当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读、融入法治建设及司法适用意义的宏观阐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适用的现状鲜有论及。[3]通过系统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案例,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不规范性问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性质的差异化理解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性质的准确把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性适用的前提。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性质出现了差异化理解。

   首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认识不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指向国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指向社会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指向公民价值准则。同时“12个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属性是复杂的和有差异的。有些核心价值观,如富强、和谐、自由等,只能是一种行为的目标或者行为的结果”,[4]每个具体的价值观都有其自身的特定内涵。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没有准确把握,出现对某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跨维度扩张理解。比如“法治”指向的是社会层面,但是在“北京金玉恒通贸易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社局行政纠纷案”中,[5]法院在裁判说理中将“法治”进行了双重层面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于行政机关而言,法治要求体现在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要求,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法治要求其依法行使权利义务,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行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思想意识。”可见,本案中法院对“法治”的理解涵盖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对“法治”进行了扩张。

   此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内涵亦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最为典型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关系。部分法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上位概念使用,亦有法院将其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同位概念并列适用。[6]可见法院在适用两者时并未厘清它们的关系,交叉适用、关系难辨,凸显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理解的不准确。

   其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界定不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具体实践和行动助力。”[7]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直接适用或转化适用,或单独适用或复合适用,适用方式差异的背后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性质界定的不统一。

   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一种价值准则,进行价值评价或价值宣示。比如在“郑某1等故意伤害案”中,[8]法院指出“郑某1、杨某为解决建房纠纷,将自己重病瘫痪的母亲作为要挟工具,该行为既有违伦理道德,更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理应受到谴责。”而在部分案件中,法院在进行案件裁判之前,不涉及案件具体问题的分析,直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以凸显法院的价值立场。比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等追偿权纠纷上诉案”中,[9]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判前,首先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二是将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复合适用,共同构造裁判依据,事实上是将其作为正式法源。比如《民法总则》1条立法目的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中恒基置业有限公司与赵景合同纠纷案”中,法院首先依据《合同法》94条第4款与第95条对双方的法律关系予以明确,接着从立法目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从立法目的而言,法律固然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但其深层次的目的则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第一条)”,[10]最后支持了解除双方所签协议的诉讼请求。可见,法院事实上是基于《合同法》94条第4款、第95条及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法总则》1条共同作出判决。

   三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非正式法源复合适用,或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正式法源进行解释与补充,[11]事实上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正式法源的地位。比如在“刘小同与刘红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中,[12]法院认为双方的打架行为“既不符合村规民约的要求,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再如在“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与上海壹秋山视觉空间设计有限公司案”中,[13]《商标法》10条第8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能作为商标使用,法院将“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认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判断标准。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方式的梳理

   从裁判文书中来看,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方式纷繁杂芜,呈现出适用对象模糊、规则逃逸、裁判理由不稳定及政策偏好严重等问题。

   第一,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象模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然而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不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维度进行整体适用。[14]事实上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没有指明违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哪些维度,为什么违反,也没有对援引的核心价值观的含义进行必要的诠释,导致了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与相应的应当培育和践行的价值观之间模糊化,[15]指向不明、模糊不清。[16]司法实践亦出现适用对象错位的问题,即不同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叉适用。比如在“谭坤玉诉巴东县公安局处罚案”中,[17]针对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打架行为,法院认为其违反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用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和谐”去评价个人行为,适用对象错位。

   第二,优先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致“规则逃逸”。规则逃逸是指有可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不适用,却主要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将裁判文书的说理区分为“裁判依据”与“说理依据”。裁判依据指的是法律规则或司法解释,说理依据一般指解释、支持规则的依据,属于规则正当化的过程,比如法律解释方法、政策、道德、案例、学术观点等均可作为说理依据。按照法治的一般原理,如果有明确规则的,应当优先适用规则。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出现有规则不适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依据的现象。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8条明确规定了“常回家看看”的原则性要求:赡养人应当关心被赡养人精神需求,并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被赡养人。但是在“卢某等与李某等赡养纠纷案”中,[18]法院却基于“符合事实也符合营造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支持回家看望老人的诉讼请求,所引用的法律法规和说理依据都没有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三,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理由不稳定。“裁判理论与实践一直致力于追求司法的确定性,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19]然而法院就同一类案件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说理的理由却不同,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比如针对打架斗殴这一行为,有的法院认为其违反了“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有的法院则认为其违反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1]同样是打架行为,却受到不同的评价,并置于不同的价值维度之下,导致相同行为的不同评价,影响裁判的统一性。

   第四,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偏好明显。“审判中立是诉讼的基本结构特征,它对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发挥着决定作用。”[22]同时“法官中立也是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要求和基础”,[23]因此确保价值的中立性既是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评价法官实践的衡量准则。然而部分案件中法官是为了响应政策需要而适用,过分关注案件的社会效果,后果导向思维张扬,致使忽视了对法律问题的关注,很鲜明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用“价值宣示”的方式予以适用,即在案件具体裁判之前,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评价是非对错、凸显价值立场,但是却没有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空洞的价值评价反而导致裁判说理不充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案件的裁判中仅仅起到一种“背书”的效果,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24]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说理方式的简单化呈现

   “司法裁判是一种用说理来解决纠纷的活动。”[25]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说理目的在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但大多数案件说理不明,呈现出说理简陋化、模板化与碎片化的问题。

   其一,裁判说理的简陋化。“简陋化”主要是指法院虽然运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说理不充分,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适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在“刘小同与刘红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中,[26]法院仅指出:“双方均采用暴力手段去解决,从而导致双方住院治疗,该行为既不符合村规民约的要求,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但是到底不符合“村规民约”的哪些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哪些要求,法院并没有进行明确详细的说明,采用一笔带过的“笼统”方式并未强化裁判说理,反而增加了裁判的随意性及不规范性风险。而在“分层适用”中,即使法院指明了所违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维度,[27]但大多仍是语焉不详,对如何违反、为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未详细说明。

其二,裁判说理的模板化。“模板化”是指法院对不同案件作出的裁判,所运用的说理方式,甚至是表述方式基本相同,没有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分析论证,从而导致了说理方式格式化,千篇一律,缺乏个案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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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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