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9-09-18 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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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进入专栏)  

  

   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Development , G 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一书中,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经济学学术思想和研究的演变过程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的深刻影响。我以为,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道出了当代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政策制订者深思。

  

   克鲁格曼的书是以这样一个观察开始的。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人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有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演变。我们通常想像,地图绘制应该随着知识信息的积累和扩大而变得逐渐准确完整。其实不然。十五世纪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主要依赖于旅行者的报告估测。这些地图虽然十分粗糙,谬误百出,但根据旅行者足迹所至和口头报告,非洲大陆各地在地图上均有记录。随着时间推移到十八世纪,欧洲人对非洲海岸沿线的探险经历使得这些沿海区域的地图绘制已经十分精确。但是与此同时,非洲内陆地区却从地图上消失了,海岸沿线之外的非洲大陆成为一片空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地图绘制水平和信息质量的提高,人们关于“可靠信息”的标准也在提高。以前旅行者的口头描述和估测不再被视为可靠信息,因而被弃之不用。非洲内陆由此无迹可循了。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欧洲人的探险活动遍及非洲各地,非洲内陆才重新出现在非洲大陆地图上。克鲁格曼用这个观察引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定时间里或一定条件下,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及其规范化、严谨化反而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导致我们的知识萎缩退步。

  

   无独有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克鲁格曼在该书中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两个领域的发展史为例阐述这一命题。克鲁格曼指出,五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在美国经过了一个黄金时代,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人才,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例如当时提出的“大驱动”(big push)理论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理论观点虽经提出,却未能得到继承发展,以致到了六十年代这一领域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了。直到近年来这些早期思想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究其原因,“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们未能用清晰的分析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可能甚至未能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进行沟通”(第7页)。未能成功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析工具的限制。克鲁格曼用浅显的经济学道理说明,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基本思想与市场结构(尤其是不充分竞争)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尚无研究市场结构的分析手段。这些重要思想无法在经济学的数学模式中表述出来并加以分析。“无法以(数学) 模式表达的宏大思想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引人注目,甚至会有人投奔门下。但是如果它们不能以可以再生产——可传授——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思想则无法延续下去……任何观点如果未能模式化,其影响必将很快衰落。”(第27页)与此相反的是,有一些思想虽然并非十分重要,但是因为它们适于模式化而产生广泛影响。例如发展经济学家路易斯在同期提出的“无限制劳动力输出”的观点因为与当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相契合而为广泛采纳,产生了重大影响。路易斯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克鲁格曼评论道,路易斯的观点现在看来誉过其实。与其相比,其他同期学者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看来更为深刻地触及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社会科学学术思想演变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有着极大的普遍性,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学科中俯拾即是,只是其表现形式可能因学科特点而异。以美国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为例。自从彼特·布劳和奥德斯·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一九六七年出版以来,书中倡导的“地位获得”理论模式(Status Attaainment Model) 主导了随后十余年的社会分层研究。其影响至今犹在,不乏应用者。但是,当时采用这一模式的原因却是颇为偶然的。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号的《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学会出版的社会学书评杂志)纪念该书出版二十五周年的专题文章中,布劳有如下追忆。在五十年代,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分层研究刚刚起步。经社会学理论见长的布劳邀请社会统计学家邓肯共同参与这一研究项目。当时欧洲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中居于领先,以社会流动表(Mobility Table)作为统计分析工具。社会流动表的研究方法宜于揭示代际流动的结构特点,与社会分层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基本思路十分契合。在最初的讨论中,布劳主张采用这一分析工具。但是邓肯说服布劳采用了统计学回归分析中的途径分析(path analysis)来研究代际流动的规律特点,由此发展出了著名的“地位获得”理论模式。而这一理论模式的巨大影响又推动了途径分析统计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由此而来,“父亲职业→儿子教育→儿子职业”这一理论模式影响了一代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回归分析的连续性分布的前提假设下,社会学家对社会地位的测定建立在连续渐变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指标之上(socioeconomic index),而不是社会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阶级阶层的非连续性概念范畴。

  

   直到新的一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于七十年代中期发展出了新的社会流动表研究方法后,“地位获得”的研究取向才被代际流动的结构分析所替代。新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社会分层研究新的突破和进步。但是,代际流动的社会流动表又同样地影响了这一代社会学家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社会流动表为方法的研究报告充斥学术刊物。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历史事件”分析模式( Event History  Analysis)和时间序列统计模式的发展才导致了第三代社会分层研究的出现,其核心主题即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研究纵向的社会地位的变迁过程。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分层领域几次大的研究新潮,每每可以追溯到研究分析手段(主要是统计分析模式)的突破。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学术观点研究兴趣的走向与研究手段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学术研究中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有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一些社会现象的基本因果关系可以说颇为明了,但是学术研究对这些关系却长期视而不见,无人问津。例如,人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的就业结构、工作环境)对其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因承关系可谓常识,这也是韦伯有关阶层地位即市场地位的思想的自然延伸。但是,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分层研究没有把人们的市场地位放进其研究框架。这是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克鲁德曼的观察完全适用。社会学家过去缺乏研究市场条件的分析工具和统计模式,无法研究人们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这些课题也随之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只有在八十年代动态研究的分析手段出现以后,有关人们工作流动,工作环境的研究才应运而起。而这些领域中的理论观点亦“千呼万唤始出来”。实证资料的翔实与匮乏是制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条件。主流经济学以理论模式为主要研究手段,不为实证资料所束缚,因此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自由度较大。但是实证资料对以实证研究为核心的学科(例如社会学)可谓生死攸关。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组织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结构有着重要影响的观点(工作组织对个人利益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对中国读者来说不难理解。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美国,工作流动颇为频繁。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这种工作流动的可能性极大地减弱了某一特定时间的工作环境对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强调工作组织重要性的观点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颇有新意)。但是,在美国社会工业组织环境中,工资提升等人事资料属于个人隐私,得之殊难。而私营企业亦不愿接受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致使这一研究领域未能有长足的进展。实证研究成果索然,理论观点只能束之高阁。直到近年来,一些商学院的研究学者因工作之便获得工业组织内部的有关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有了一些新的起色。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实证资料是指那些系统的、大规模的、可以用于统计分析的定量资料。道听途说的或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性资料虽可以作为诱发或阐述观点的极好故事资料(经济学研究中充斥了如此“故事”),但是难以登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大雅之堂。因此,一些直观简单但意义重大的思想观点因为无法获取相应的验证资料而无法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交流。这样,学术规则的严谨化无意间导致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实证资料的匮乏可以束缚甚至扼杀学术思想的发展。

  

   这些观察对当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演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从学者的学术动这一微观角度提出一个理论模式如下:在当今学术界,学者主要以著书撰文为生,其行为大多为这一动机所驱使。在我看来,学术环境对其思想空间并没有致命的约束。学者们有机会在各种场合(例如学术讨论会上,甚至日常的饭后茶余咖啡桌边)接触到与他们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素材。每当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学者的第一个职业性反应是:“我的理论模式(或实证研究)中是否应该考虑进这个因素?”这是对其理论意义的估价。但接踵而来的是可行性的问题,即自己研究课题中是否有能力有条件正视这一问题,将这一因素放进自己的理论模式或实证研究中去?这种“可行性”的制约往往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为严峻(例如,现有理论模式可能无法考虑动态因素,有关动态实证资料可能无法获得等等)。一旦这个想法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实施,无论其价值如何重要,也只能弃之不用(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术语来说,这一因素被“假设略去”)。现有学术规则的要求和资料分布的现状对各种思想观点的生存延续有着不可忽略的选择机制。但是这种选择机制岂止是鼓励学者习惯性地放弃难以模式化的思想观点,它首先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可以模式化的问题和领域中,并且限制了难以模式化的问题进入学者的思维空间。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人们对无法模式化的问题视而不见。在我看来,无法模式化(或实证化)的问题常常亦是难以诉诸理论想像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不能自然而然地与我们熟识的观念类别和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在宏观层次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些有趣现象。在那些引人注目、资料翔实的领域,理论或实证研究果往往容易得到承认,学者因而趋之若鹜。由此,这些领域中大多人才济济,成果累累。而另外一些领域,或因理论模式的艰深,或因资料空缺信息匮乏,其研究亦往往步履维艰,疑难重重,难有起色。久而久之,后人望而却步,门庭冷落,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理论观点不能推陈出新,这一领域随之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即是一部有关思想观点如何在分析工具和实证资料的窄缝中曲折生长的历史。

  

   在以上的这个简单“理论模式”中,有几个因素对学术研究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第一,学术研究的奖赏体制对学术思想的演化轨迹有着直接作用(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注重实证研究的学科与一个注重理论模式的学科会有显著不同的发展轨迹);第二,宏观层次上实证资料的积累分布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关系巨大(法国历史上的强大国家机器积累了完好的社会史资料,从而为法国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跨学科的渗透常常对学科内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预计的作用。其他学科的研究可能导致该学科的研究工具和实证资料上的巨大突破,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纽约客》杂志上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两位衣着随便的闲客在一个酒吧里聊天。漫画的标题是其中一位向另外一位的问话:“你这是闲着无聊发发牢骚闹着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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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1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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