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罗丹:新中国70年农村复合制基本单元的创立与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9-09-18 22: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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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罗丹  

  

   摘要: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构成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产权是社会组织单元的基础。传统社会时期,乡村社会以私有个体经济为主,家户是基本的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农村社会基本单元开始呈现出由单一制向复合制演进的趋势。集体化时期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体制,这是集体分级所有的一元复合。农村改革形成了村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经营的双重复合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推进和农村三权分置的实行,农村基本单元呈现出村、户、个人的多重复合。复合制的基本单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据中国国情,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重要探索,有助于充分调动各个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有机衔接。

  

   关键词:基本单元;农村变迁;复合制单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村大国和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前,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且处于十分贫穷的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但农村没有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中走向衰败。通过变革和创新,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创造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这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历程。本文试图从微观的社会基本单元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社会变革进行探讨,并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创立了复合制的基本单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

  

一、以微观看宏观:社会变迁的基本单元视角


   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由各个单元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指社会整体中自为一体或自成系统的独立成分,“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如此”。[1]单元不可再分,否则事物的性质就会产生改变。

  

   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社会整体的认识视角通常被认为是宏观的视角,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但这一认识视角较为宽泛,难以深入到社会组织内部进行深入的透析。人们常常只能通过一些整体数据来描述社会整体的变化,这种认识大多局限于社会表层。为了深入认识社会变迁的性质和特点,有必要引入基本单元的视角。基本单元是社会构造的基本组织形式,可以说是社会的细胞组织。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织要素。从社会整体来看,基本单元属于微观组织。但通过微观可以反观宏观。一是宏观组织是由微观组织构成的,微观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宏观组织的构造;二是宏观社会整体的特性和变迁体现和反映于微观组织之中。从微观的基本单元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可以深入探析和发现宏观社会的特性、变迁和走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摩尔根对原始社会认识的重大贡献。他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贡献,重要原因在于他是从氏族组织这一原始社会的基本单元入手。人类社会最初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将不同的个人联结为氏族组织。氏族组织因此成为原始社会的基本单元。摩尔根正是通过进入到氏族部落中生活,才深入发现和了解原始社会的整体构造。因此,在他看来,“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的社会体系”。[2]没有对氏族组织的研究,便不可能阐明整个原始社会的体系和特性。人类告别原始社会,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社会又如何体现的呢?摩尔根仍然运用的是基本单元视角。他在论述雅典政制时说:“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3]

  

   马克思在以微观看宏观方面更是有重大贡献。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十分丰富和复杂。如何从整体上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和走向,更是十分艰难的问题。但马克思找到了一把解剖刀,这就是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入手,一步步深入到资本主义内部,从而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和运行规律。东方社会一直是西方学者为之苦恼的地域,因此被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但马克思找到了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这就是东方国家(尤其是俄国和印度)长期存在的村社制。马克思在引述英国人对印度的考察报告后评论说:“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4]马克思在引述老弗朗斯瓦?贝尔里埃撰写的《大莫卧尔等国游记》一书的描述后指出:“贝尔里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5]

  

   正是通过对不同社会形态的深入考察,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走向:“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6]从整体到个体的走向也要通过基本单元来体现。在原始社会,氏族组织是基本单元,任何人都从属于氏族整体,后来是在农村公社,再是农村家庭,直至近代以来作为自然人的独立个体。当然,马克思只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走向,其具体道路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


二、社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元复合制单元


   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理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关系。而在生产关系中,产权又是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根据产权性质,认为人类社会之初经历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的原始公社形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农业公社(或称村社制)的次生形态,其重要表现是“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7]但这种二重性也有可能造成农业公社的解体。其他地方到处可见。只有“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8]

  

   与俄国不同,我国很早就超越了农业村社制,实行的是以个体家户为基本单元的家户制度。即毛泽东所说:“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9]在金耀基看来:“在传统中国,家不只是一生殖的单元,并且还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政治的、乃至宗教、娱乐的单元。它是维系整个社会凝结的基本力量。”[10]这种家户制能够使“那种与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从而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11]但是,与俄国、印度等国保存的村社制度相比,具有一元性基本单元性质的家户制缺乏必要的社会保护。相对而言,村社制犹如一具外壳,虽然抑制自由发展,但能够遮风挡雨,给村社成员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的作用。[12]正因为村社制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保护,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村社制的现实价值,认为村社制传统有可能“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3]而在中国,缺乏社会保护的个体家户小农的脆弱性在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崛起时暴露无遗。毛泽东是以否定性的思路来论述一家一户个体经济的。在《组织起来》一文中,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14]为此,他提出“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5]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便开展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方式便是实行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变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的集体经济。集体化经过互助组、合作社,最终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家一户不再是产权和劳动的基本单元,产权和劳动的基本单元为公社集体。1961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一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第二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16]由此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体制。社队体制与传统的家户制度根本不同,完全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社队共同劳动。同时在人民公社内部又实行分级所有和核算,因此属于一元复合体制。一元是指产权和劳动单位都属于集体性质,复合是指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等不同的要素共同构成为整体单元。在这一复合制单元中,人民公社是国家基本的政权单位,生产大队是生产单位,同时也具有政权管理功能。生产小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元,主要具备生产功能。

  

   人民公社的社队体制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形成之初,认为组织规模愈大愈好,有的地方甚至以县为单位建立公社。组织规模过大,显然不适宜于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并会造成分配上的“一平二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元加以确定。最初尝试将农村基本单元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主要指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但是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由生产小队拥有,人们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生产权和分配权的错位,各产权单元之间的边界模糊,各产权单元主体之间时常产生无益的消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楚。”[17]将生产大队作为核算单元,导致核算单元与生产单元的分离。由于大队仍然规模太大,基本核算单元继续下调,1962年最终确定将生产小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元,自此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体制。毛泽东曾专门表示:“所谓的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18]核算单元最终下沉至生产小队即自然村一级,实现了分配权和生产权的统一。生产小队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劳动单元,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具有生产、分配、救助等功能,家庭仅仅作为生活和消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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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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