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9-09-09 19: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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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  
使用望远镜测量计算,还初次使用了经纬度。

  

   《中国新图》上有吴淞江(即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改称的苏州河)和黄浦江(Hoangpu)。黄浦江明朝仍然称“黄浦”,是“黄歇浦”的简称。浦,就是大河,重叠了称呼“黄浦江”是清末的事情。看《中国新图》,黄浦在陆家嘴以东这一段很开阔,还未正式成陆。明末招垦,开发浦东,徐光启也响应了,派家丁张氏去垦殖,就有了浦东张家楼。我觉得吴淞江画得有点细,吴淞口、杭州湾岸线也有点不准。金山境内的山丘标了五座,我原以为错了,一般说“金山三岛”,即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今年年初去張偃镇访古,亭林籍的金山教育局长蒋志明先生告诉我,确实还有两座山。其中一座是秦山,就是刻《守山阁丛书》的金山钱氏发誓要据守的那一座小山。

  

   明、清两朝,欧洲人对江南土地很熟悉,一寸一寸了解得透彻。除了徐光启这一群敏感的江南士大夫,大部分人连法国、英国、美国都分不清楚。有“欧洲在中国”,也有“中国在欧洲”,但是没有中国人在欧洲,中国文化在欧洲是由耶稣会代理的。这不能怪人家“欧洲中心论”,只能怪有些人太自我。欧洲对江南文化那么感兴趣,不断邀请,请求通商,清朝顺、康、雍、乾皇帝都是断然拒绝的,直到道光朝“洋艘”入华。近年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汉堡大学亚非学院合作一个博士培养项目“欧洲在中国-中国在欧洲”,就要研究这段历史。

  

   鸦片战争发生前,欧洲了解中国,中国不了解欧洲。北京的满大人颟顸无知,林则徐倒退到不如徐光启。很多人不相信有五大洲,俞正燮听西洋人说男人有二个睾丸,他偏说中国人是四睾丸。只有几个江南士大夫还在延续“西学”,如嘉定钱大昕(1728-1804)担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教授历算学;仪征阮元(1764-1849)做官有钱,找人编《畴人传》,给西洋科学家树碑立传。数学对科举没有用,江南好歹还有人去学,一直到海宁李善兰(1811-1882),居然在上海开埠以后来到租界,和英国人伟力亚利(Alexander Wylier,1815-1887)一起把徐光启没有翻译完的《几何原本》后九卷给补译了。但是,到鸦片战争之前,“西学”在整体上都失传了,因为断了欧洲的来源。

  

四、江南印象:深刻的洞见


   很多人讲西方“汉学”家浮皮潦草,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我以为不是这样,可能还是相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对江南文化已经有深入的认识。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赫(Donald Lach)写过一本《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1965),比九十年代左翼学者更早说到海通以后中国经济、文化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他比较客观,并不像“中国中心论”者那样,为了从意识形态上贬低西方,说欧洲的中国观都是偏见。像伏尔泰那样的赞美,有一点夸张,但肯定不是偏见。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严厉剖析,你也不能说是歧视,因为他所用的史料还是充分的,借助不少人的研究。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包括在华耶稣会士孜孜不倦的著述,也包括欧洲在华商人的描述,还有好几次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国王派出的使团来华考察后写的报告。当时没有照相机,使团都备有画师,把中国的实况画回去。所以,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图像中看到一个甚至还比明、清山水画更真实的江南。我编过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2002,上海古籍出版社),这里介绍几幅。

  

   琉璃塔:欧洲人跑到南京,发现了一座非常壮观的宝塔。好像是今天看到了迪拜塔,惊呼为世界第八奇迹,和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罗马斗兽场等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并列。第八奇迹有很多,都是自己续貂封的,西安的兵马俑也被称为第八大奇迹。这个宝塔叫报恩寺塔,因为宝塔覆盖琉璃,民间称“琉璃塔”,各角挂满了铜铃,在风中奏鸣。琉璃塔是永乐皇帝建的,据说是他用了江南那么多的钱,还要迁都到北京,不好意思,就给江南人造一座宝塔,算是报答。这座塔九层八面,80米高,耗资250万两,是当时世界的超高层建筑。1613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amedo)到南京,留居三年。他用葡萄牙文写了一本《大中国志》,后又翻译成法文、英文等文字,说:“这是一座足以和最著名的罗马古代建筑相媲美的豪华建筑。”他在中国住了45年,到过南京、北京、杭州、西安、南昌、嘉定、上海等城市,并不是一个少见多怪之人,这样高度评价南京琉璃宝塔,不是虚言。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也见过这座九层巨塔。在著名的《中华现势新志》里说:“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东方地区最好的建筑,最高贵的大楼。”安徒生童话中有一篇《天国花园》,写到南京琉璃塔。举琉璃塔这个例子,是说欧洲人了解的江南是很深入的,有细节的。反过来说,中国人对正在建造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完全无知,那就失衡了。琉璃塔在鸦片战争中受损,太平天国把它给烧了,后来又遭了几次雷劈,遭遇比杭州雷峰塔还惨。最近南京市政府又在原址重建了。

  

   南浔丝商:这个是湖州南浔,湖州最大的镇不是县城,是南浔镇。江南古镇很神奇的,很多镇并不是县城,可是产业、商业、人口,甚至他的繁华程度要超过县城。吴江的震泽镇大过县城,嘉定的南翔镇也比县城大,宝山罗店镇、奉贤南桥镇、青浦朱家角镇、金山枫泾镇,都比县城发达。这个现象最早是费孝通先生发现的,还真是证明江南文化遍地开花,到处繁荣的局面。南浔镇是“湖丝”产地,明、清时期一直是世界丝绸业的中心,是全球丝绸贸易的源头。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湖丝是金奖展品。一直到1930年代,上海的丝绸行业大多是湖州人开的。缫丝业、丝织业、丝绸贸易都移到上海,超过苏州、杭州、湖州,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丝绸业中心。

  

   江南人家:典型的江南风景,也是欧洲人画的。每家每户都有码头,家门在前街,后门出行,备有小船,“人家尽枕河”。出生在上海的城市人,回到江南古镇,就看到祖先的生活。按这幅江南图景描述的,一般人家也是生活平稳,家道殷实。明、清时期,只要不是战乱,江南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强盛。河道交通是江南经济、文化崛起的重要条件。我们误以为现代化起步的条件是公路、铁路,其实早期现代化都是从河道运输开始的。荷兰低地地区,伦敦泰晤士河流域,北德汉萨同盟河海体系的崛起,都是水路贸易推动的。

  

   缫丝工场:这是一个工场,中间有个水池子,这个是在缫丝,这个应该也是在湖州南浔什么地方,就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当时江南不开放,有机会进入长三角的欧洲人就会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当时没有照相机,他们就是用绘画,这种绘画是写实的,注重真实性。我们不能照抄萨义德“东方学”理论,说是一种“想象”和“捏造”。这些图画刻成了铜版画,流行于欧洲,普及了关于江南的知识。

  

   画家描绘出江南形象,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记载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综合了许多在上海生活的传教士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很生动,也非常真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错的,他说万历年间“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指上海)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它省份。”这段话显然就是对“衣被天下”的翻译,这没有错。错误在“织工有二十万”,上海一县的织工没那么多。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利玛窦、金尼阁的笔误,还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转译中的错误。最近周士良翻译高龙槃《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把这个数字订正为“织工二千余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稣会士的数字,上海县人口三十万,两万人在织布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还有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男耕女织”。欧洲人对上海记录得很清楚,虽有误计,但并不是想象,更不是萨义德式的“凝视”(gaze)。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这里的人,特别似乎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第598页)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传言,“府邸”这一条是指潘允端“奇秀甲于东南”的“豫园”,不是徐光启宅。另外,欧洲人发现上海人“头脑聪明”却“不大稳定”,说的应该就是“精明”、“头子活络”的意思,《上海县志》里的说法是“民风浮华”。耶稣会士不是笼统地说“国情”,他们记录的民俗已经下沉到县一级,说的是对的。开埠后,英、美商人真的就发现上海人勤奋、动脑、实惠、性格温和,不排外,还喜欢做生意。

  

   欧洲人还发现,上海是长寿之乡。“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第598页)这一条观察又是很仔细,比一般的游记准确多了。上海人确实长寿,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63岁了,全国第一,世界领先。长寿有很多因素,经济发达、文化和谐、地理环境、医疗条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虚传。还有一条观察也是可以核实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上海“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第598页)这里的中文回译没有做好,“粮税和货币税”,其实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县除了上缴稻米“本色”之外,还要把另一部分的粮食税折合成等价的银两、布匹、器物上缴,称为“折色”。这个话题,就是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在《苏松二府田賦之重》讲到江南人不堪重赋的事情。为了挣到银子交税,上海人必须努力纺纱织布,贩卖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五、江南特殊论:孟德斯鸠的评价


   我们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极力赞美。孟德斯鸠比较冷静、客观,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评价,我们就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严复翻译成《法意》,在中国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间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反对伏尔泰,认为对中国文化不能太赞美。他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第313页)这是有问题的。他分别世界上的政治体制有三种:共和、君主和专制。他划分三种政体的时候,把“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第103页)作为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勤劳”、“节俭”是共和政体的特征。根据他获得的中国历史“二十二个连续朝代”的研究,中国是介于君主和专制之间的政体。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评价不高,但对江南文化的评价不低,近乎是赞美。

  

孟德斯鸠不但是一个政体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地理环境论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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