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敏:何以谓“感性”:一种马克思的视角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00: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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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敏  
对于马克思而言,感性首先是基于外在感知的,作为外在感知的“感性”不仅是经验的起点,亦是逻辑的起点,它是具体的、直接的和现实的,思维的各种抽象必须以之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6](P19)对于认识活动而言,作为外部感知的“感性”具有先在性,“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P84)这种外部感知是人通过感觉器官,包括作为感觉器官延伸物的诸种实践手段,现实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通过直观形成感觉、知觉和表象,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感性质料被给予和建构。在这里,“直观”作为感性的能力,它是非反思性的,是经由感官直接被给予的外部世界的映象,感觉、知觉和表象是直观的三个层次。

   马克思的感性论并不排斥“直观”,但这种“直观”既不是康德式的先验直观,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简单直观,而是一种现实的直观能力,这种能力是社会—历史的构造物,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着直观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强调基于外部感知的“感性”的社会历史性,批判各种抽象的“感性论”。首先,作为外部感知的客体,“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4](P236)只有有音乐感的耳朵才能享受美的音乐,“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4](P237)对象能成为对象本身,是基于某种社会过程。其次,对于外部感知的主体而言,人的感觉器官以及相应的外部感知的能力不是给定的,而是伴随着人的自我生成的现实过程。“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P237)“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7](P329)在这里,作为外部感知的客体和主体不是自然客体和自然主体,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产物、一种社会产品被不断生产出来的,这一社会过程即使“感性”成为人的自我确证,“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P236)同时,它也是创造与自然的本质的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系统的现实路径。

   (二)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

   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建立在外在感知基础之上,它主要关涉“情感”“需求”和“意愿”,并进一步拓展为欲望与需要、意志与创造力、乌托邦与想象、意识与社会心理、情感与规训等领域。马克思关注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并将其作为理解人的现实性的重要方面,指出:“人作为对象化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P104)

   在马克思的感性观中,对人的感性的贬抑不仅直指思辨哲学的困境,也是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藩篱。马克思拒斥将人等同于物或机器,人的物质性本身内含着人的感性之维,人的身体组织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身体体验现实地塑造着人“经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理性的抽象必须朝向的领域,意识的出发点不是某种先验的意向性结构,而是基于身体组织的知觉和直观,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必须从遵从世界在我们身体中的呈现开始,这既是人的经验成果的源泉,也是建构人的现实性的着眼点。人的自我生成是一个感性过程,在其中,“情感”“意志”和“需要”是持续注入的,它们直接生成人的“意义”模式,后者建构我们行为的诸种“应当”。

   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常被忽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叙事中被认为没有“情感”“意志”和“需要”的位置,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的形而上学”的责难亦源于此。在这里,对马克思感性观的探讨关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追问:个体的主观经验是如何嵌入到社会历史的宏观叙事中的。总体而言,马克思是将内在体验的“感性”归之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如果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动力系统的话,那么,“情感”“意志”和“需要”则呈现了一种微观的内动力机制。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5](P611)在这里,作为内在体验的“感性”不是抽象的神秘物,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情感”“意志”和“需要”本身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自然情感,它们是有中介的,这个中介就是现实的物质生活过程,离开了这个过程,“情感”“意志”和“需要”只能停留在观念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P72)

  

   四、从“感性”到“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没有囿于对“感性”本身的探讨,而是将“感性”导向了人的对象化活动,从而实现了从“感性”向“感性活动”的飞跃。这是马克思感性观区别于以往感性观的重要维度,“感性”由此被赋予了存在论意义。马克思分别探讨了作为“感性活动”主体的“感性的人”、作为“感性活动”客体的“感性的世界”。

   (一)“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感性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的“感性”是朝向现实世界的,“感性”的人是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6)“感性”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强调:“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5](P73)他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尝试超越德国古典哲学、完成从“人间升到天国”的重要转向。这意味着人本身不是某种思辨活动建构起来的抽象物,也不是某种机械论意义上的自然物质,人本身不是某种被给予的定在,亦不存在某种被人的“生物学的”本性所赋予的人性。“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P103)换句话说,必须将人本身置于他的对象化活动中加以理解。“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P1)“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导向了一种实践场阈,是变革现实与人的自我生成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首先是拥有多重的感性体验的人。马克思强调对人的感性体验的尊重,认为每一种感性体验都连接着人的现实性。“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4](P236)感性体验的匮乏是人的感性枯竭的体现。在马克思的感性观中,人的感性体验不仅关涉个体性,更关涉社会性,对个体的感性体验的漠视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对民众感性体验的尊重已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承诺。这种尊重意味着凡个体的情感、意志、愿望所关切的,在社会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应当以某种形式被给予关注,并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其次,“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能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这里的“实际活动”既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亦不是一种单纯的受动活动,而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种活动既把人的尺度加诸外部对象之上,使客体本身成为人的“对象”,扬弃了客体的给定性和自在性,同时,也是对人自身的纯粹主观性的“扬弃”,这源于“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4](P103)“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它是人的感性的类生活,是“感性的现实”与“现实的感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也是生成人的感性丰富性的现实道路。

   (二)“感性世界”:“感性活动”的客体

   在马克思的感性观中,作为“感性活动”对象的外部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同时,它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主义的自然观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P76)

   “感性世界”首先关涉外部自然,这个自然具有先在性,是人类感性活动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感性的外部世界”作为“劳动的生活资料”,即劳动对象;另一方面,它是作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即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52)人类的感性活动不断把“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人化的自然”既体现自然的人性,又是人的自然性的彰显。“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P85)

   其次,“感性世界”关涉人的社会关系体系。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只有在人与人结成一定的社会联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反过来亦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4](P293、79)对现实的人来说,社会关系体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源于他们自己所不能决定的、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差异性,阶级是塑造人的感性的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同的阶级身份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感性意识”。“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与此相反,“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4](P240)

   最后,“感性世界”关涉人自身,人并不是站在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现实地处于感性世界之中。因此,人的感性活动本身也就感性世界的活动。对自身的反观指向了人的自我确证问题,人何以自我确证?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在对象化的活动中才能实现这种确证。“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P54)这里,“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4](P236)

  

   五、资本:“感性活动”的一种具体历史性

  

资本文明生成了“感性活动”的一种具体历史性,在其中,货币是作为私有财产外化的感性形式。“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8](P29-30)货币建构了一种普遍物化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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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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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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