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00:31:55

进入专题: 人类学笔记   唯物史观     《资本论》  

林锋  
并不取消或替代后者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决定作用。“血缘亲属关系”涉及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之间非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反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为血缘亲属团体的共同劳动,参与共同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彼此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物质生产正是通过“血缘亲属关系”这一社会纽带来实现的。在笔者看来,绝不能仅凭“晚年马克思注意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便仓促、轻率地得出他否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作用的结论。如上所述,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之间,并非什么“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它们之间是能够兼容、有机统一的。关于“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还需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承认前者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但在他看来,它在原始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血缘亲属关系之所以能成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不发展决定的。它在原始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被地域、财产关系所取代,最终也要归因于“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被物质生产、经济因素所“制约”和“决定”的。

   此外,为不少国内学者所诟病、责难的“经济决定论”⑨是否被“人类学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所赞同或支持?与国内不少论者不同,笔者提供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笔者不赞同机械、抽象地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成脱离马克思的原意与语境,随意、机械地在探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史”时到处套用“经济决定论”。但是,必须指出,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的确是晚年马克思及其“人类学笔记”的真实思想和立场。这里所说的“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就是指晚年马克思及其笔记所自觉坚持的“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及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核心立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就对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刻、透彻的认识。他明确将物质生产的进步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肯定了人类社会基于物质生产的进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总体趋势。在其晚年时期,借助于摩尔根的科学资料,马克思清楚地发现,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上述基本规律的: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根本制约和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早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发展极其缓慢,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极其缓慢,而晚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史就是人类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推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前进、上升过程;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导致原始社会由某一阶段向更高阶段飞跃的决定性、革命性力量;不仅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物质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来自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上述系列论断是符合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原意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笔记中明确提到摩尔根的一个核心论断:“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⑩这个论调强调的便是经济因素、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往学界有一种不准确的理解,认为在晚年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的学术理解中,是“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的自我繁衍)或“血缘亲属关系”而不是“物质生产”在原始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对原始社会只起“次要”作用),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必须澄清的是,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解中,对原始社会及其发展而言,“人自身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推动力量,就其自身而言,它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其发展状况首先取决于后者的具体发展水平。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前,原始社会人类的大规模繁衍,从而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原始社会早期人口稀少,食人之风盛行,这恰恰说明了物质生产水平对人自身生产的直接制约作用。事实上,在原始社会中,正是在某一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譬如畜牧活动、田野农业活动)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的地区,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繁衍才达到了繁荣的景况。马克思的笔记充分注意到,正是大面积的农耕活动,“第一次提供了无限量的食物”(11),从而为人口的大量繁衍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田野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发展到50万人一起生活并处在一个管理机关领导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的结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条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园艺的结果。”(12)显然,只有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当然也不是什么“血缘亲属关系”),才称得上是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水平,推动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三、“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

  

   至于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笔者先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曾作初步的探讨或说明。笔者2010年发表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新界定》一文指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二者的“主题”截然不同(笔记以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为主题,《资本论》则以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运行机制、基本矛盾和发展趋势”为主题)且“互不隶属”,但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可以统一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主题”(即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必然性”)之下(尽管二者服务于这一“主题”的方式和路径各不相同)。(13)在笔者看来,可以这样来理解或定性“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二者是马克思学术生涯、学术体系中“互不隶属”“相对独立”并存在一定“联系”(14)的两种学术探索活动的产物和体现;笔记与《资本论》,不仅在“学科性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性质的笔记”(15),《资本论》则首先是“经济学著作”)上迥然不同,在“理论主题”“学术志趣”上更是如此,绝不能不加辨析和区分,将笔记简单归入“《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中去,或简单地从“《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理解、定性笔记的“主题”“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那样将会导致对“笔记”本身的极大误解和误读,抹杀笔记自身的“独特性”及其承担的真实学术使命。

   在声明了关于二者关系的上述立场后,笔者还要郑重指出:笔记与《资本论》之间,虽然缺乏“直接”的学术联系,几乎不存在什么“笔记的学术研究是直接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服务”的情形(反之亦然),但是笔记也根本谈不上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或“超越”(西方学界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一点也是必须澄清的。笔者以下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深入说明一个重要结论:“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及相关经济学研究,绝不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系。所谓的“人类学笔记、《资本论》对立说”,既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亦不符合事实。

   首先,马克思在笔记中所流露出来的“研究志趣”(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与《资本论》本身的“主题”“研究志趣”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矛盾”或“对立”。事实上,二者之间虽鲜有“交集”,但彼此间并无根本性的矛盾或冲突。恰如其分地说,二者是“并行不悖”“互不冲突”的关系。此外,从“价值观”层面,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一个学术上的“联盟”关系:它们从不同学科层次,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共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暂时性”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性、必然性”。既然如此,怎能将笔记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呢?事实上,笔记与《资本论》虽然在学科性质、学术主题、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价值目标”及“精神实质”上,却可以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都服务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不妨试想一下,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毫无道理地用“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哲学研究”来反对和排斥(构成他40—80年代学术活动之重心的)《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呢?要知道,这二者都完全符合他的价值目标、革命理想,对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用其中一个方面来反对另一个方面呢?为什么不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共同服务或致力于他的革命理想、革命事业呢?可见,所谓“笔记是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否定”的说法,不符合正常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看法。

   其次,还必须澄清,“人类学笔记”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活动(比如《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已经“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在以往西方学界中,某些学者(譬如美国学者莱文、凯利)基于某种片面的、表面化的考察,仓促地得出结论:笔记的写作意味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衰退”,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断定,马克思在其晚年最后时期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人类学研究”,我国学界也有部分学者附和西方的论调(如前所述)。严格说来,上述说法是不够严谨、不够准确的。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其所从事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这种研究构成了“人类学笔记”的“主题”、首要的学术志趣),只是他晚年诸多学术论著、理论活动中的一种,并不能囊括其全部学术活动,也不能抹杀或替代其他理论活动。笔记及其“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确实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唯一”的理论活动(这显然严重违背马克思晚年的客观实际),甚至也不能认为它们是马克思晚年学术活动的“中心”(只能算是“主要活动之一”)。马克思晚年除了写作“人类学笔记”,试图进行唯物史观性质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外,还写成了《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等探索俄国及其公社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文稿,众所周知,他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16),其篇幅容量远大于“人类学笔记”。用“人类学笔记”及“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来排斥和替代晚年马克思其他论著、其他理论活动,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只能是人为地缩小了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空间,狭隘、片面地理解了他的学术志向。另外,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马克思晚年根本没有“放弃”或“忽视”《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相关学术工作。据我国学者的考证,马克思晚年为配合和延续其《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在1875-1883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学笔记”写于1879-1882年,这两段时间具有“重合”之处)作了大量的(其数量十分可观)读书笔记。(17)据介绍,在马克思晚年为继续研究经济学问题、创作《资本论》“续篇”所作的大量笔记中,甚至还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笔记(据相关学者的看法,这是为了配合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探索)。(18)以上情况有力地证明:《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并未在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活动中“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另外,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相关说明,更是为这一点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1879年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1881年12月他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又提到,“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第二卷’,指‘《资本论》第二卷’——引者注),以献给我的妻子”。(19)

①譬如美国学者凯利就明确断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人类学笔记   唯物史观     《资本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101.html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