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4 次 更新时间:2019-09-05 07: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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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这是康德和黑格尔一致同意的),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对于黑格尔来说,除非思想的活动与概念能够决定性地超出单纯主观的自我意识,并且除非这样的超出在本体论上获得真正的保障与论证,我们的知识才可能从根本上通达物自身(即赢得真理)。

   在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中,现象与物自身的辩证法在意识之经验的科学这一主题上展开,而它的本体论基础出现在该书的开端:“[1.绝对即主体的概念]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1979年,第10页)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黑格尔《现象学》的“最后成果”乃是辩证法,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那么,这整个否定性的辩证法正是建立在“实体即主体”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该本体论的基础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三一体”:(1)斯宾诺莎的“实体”,它被称为“自然”“上帝”“自因”“大全”等等,约言之:绝对者;(2)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它被称为“纯粹活动”或“活动本身”,约言之:纯粹的自发性或创造性;(3)上述二者的综合,即绝对者的自我活动,或具有无限自发性或创造性的绝对者,它主要地被称之为“绝对精神”,或径直就是“绝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较之于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把握为能动的、自由的、有了概念的实体。

   只有在这样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现象与物自身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如果说现象的知识是有限的,那么通达物自身的知识就是无限的——《现象学》把通过扬弃有限知识而达于无限知识的进程保持在“绝对知识”的概念中。绝对知识意味着一切有限的东西(感性的、现象的、知性的或单纯形式的)被扬弃,从而以其无限性来规定存在之真理,也就是说,使超感性的东西即物自身成为可通达的。虽说海德格尔力图在这一本体论的要点上与黑格尔形成争辩,但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基础格局中,只要“真理”的立场——即真正哲学的立场——要被维护,则绝对者的本体论立场——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者自我活动的立场——就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黑格尔在讲到“客观思想”时曾指明现代哲学处境中的一种对立,即思想与客观的对立;或由康德特别发挥出来的“近代哲学兴趣的转折点”,即思想与事情(Sache)的对立;或更加一般地说来,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93、77页;1978年,第5-6页)既然真理在于思想能够通达物自身,既然这种通达的可能性唯在于上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统一或“调和”,那么,绝对者的立场对于思辨辩证法来说就是绝对必要的。

   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在于: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的自身(an sich)”。唯当思想被绝对地把握之时,“我们的思想”才可能真正通达“事物的自身”。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德国唯心主义甚至杜撰出“同一哲学”这个术语来说明这种情形;他在另一处又写道:“据我看来,古典形而上学的优势在于如下事实,即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以主观性和意志为一方,以客体和自在之物为另一方的二元论,因为它认为它们之间有一种预定的和谐。”(伽达默尔,1994年,第75页)思辨辩证法正是在绝对者的自我活动这一本体论基础上来展开和实现这种预定和谐的,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则是:从“超离”(Absolvenz)的开端起已先行被规定的。(参见海德格尔,2018年b,第139页)

   但是,黑格尔哲学的这样一种本体论基础立即意味着:辩证法直接就是绝对者主体(即主体-实体)的自我活动,并且因而也立即意味着:辩证法完全改变了先前一般所谓“方法”的概念,它根本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方法。因为既然辩证法乃是实体-主体这样一种绝对者的自我活动,那就决不可能将任何一种形式从外部加诸它的行程之上。绝对者没有“外部”,从外部对它施加形式方法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只要形式方法从外部施加给它,它就再也不可能“自我活动”了。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实体-主体先前只是一堆单纯的“质料”,只是由于给它加诸某种看起来总是“辩证的形式”它才能够开始活动似的——在这里出现的不是绝对者及其自我活动,而恰恰是它们的反面。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是讲得够多也够清楚的。例如,作为真理,“绝对”本质上是个结果;因为按其本性,它是现实、主体、“自我形成”。又例如,真正的概念是“对象所本有的自身”,因而概念的“自己运动”既是这个“自身”呈现为对象的形成运动,又是将概念规定收回其自身的运动。(参见黑格尔,1979年,第12、14页)最后,在讲到命题的真理时黑格尔说:“诚然,命题应该表述真理,但真理在本质上乃是主体;作为主体,真理只不过是辩证运动,只不过是这个产生其自身的、发展其自身并返回于其自身的进程。”(黑格尔,1979年,第44页)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也就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过程,只要没有这种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就根本没有辩证法。海德格尔辨析得对:“黑格尔也把‘思辨辩证法’径直称为‘方法’。用‘方法’这个名称,它既不是指一个表象工具,也不仅仅是指哲学探讨的一个特殊方式。‘方法’乃是主体性的最为内在的运动,是‘存在之灵魂’,是绝对者之现实性整体的组织由以发挥作用的生产过程。”(海德格尔,2000年,第511页)“如此思来,思辨就是这里所说的‘辩证法’的全部的积极的意思:不是先验地限制着的甚或论战性的思维方式,而是精神本身之产生过程的对立面的反映和统一。”(同上)

   同样是由于辩证法的这样一种本体论基础,实体性的内容本身史无前例地被要求、被召唤到哲学之中,这就尤其显示出把辩证法理解为形式方法的根本性谬误。所谓“实体性的内容”完全不是一般地区别于形式的那种内容,仿佛它只是单纯的“质料”,或仅仅是被形式来加以规定的“杂多”似的;实体性的内容乃是“实体-主体”之自我活动的展开过程,是这一过程之具体而现实的显现,也是被知性或理智的形式主义所抹杀的“事情的活生生的本质”。黑格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去批判外部反思的形式主义的,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把握辩证法本身的实体性内容——“事物的内在内容”的。在这样的辩证法视域中,“……认识不是把内容当作一种外来物来对待的活动,不是从内容那里走出来而返回于自身的反思;科学不是那样的一种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以一种提供保证的或确信其自身的独断主义来代替那作出断言的独断主义,而毋宁是,由于认识眼看着或任凭内容返回于它固有的内在本性,所以认识的活动就同时既是深入于内容又是返回于自身……”(黑格尔,1979年,第37页)至于这样的实体性内容本身,我们目前只要提到例如在《现象学》《法哲学》或《历史哲学》等等中那些极为丰沛生动的社会-历史内容就够了。

   因此,黑格尔在“逻辑必然性”上概括其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基本性质时,特别突出了以下两项:(1)方法与内容不分;(2)由它自己来规定自己的节奏。(参见黑格尔,1979年,第39页)而这两项同时从根本上指向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即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因为只有当辩证法是这一主体之自我活动时,它才可能由它自己来规定自己的节奏,它也才可能使作为方法的自身直接映现在实体性内容的展开过程中。就此而言,伽达默尔说得对:“黑格尔曾经以‘外在反思’( Reflexion)这一概念批判了那种把自己作为某种同事物相异的行动而进行的方法概念。真正的方法乃是事物本身的行动。”(伽达默尔,1999年,第592页)——这样的方法论概念无疑最深刻地植根于它的本体论基础之中。然而,这样的本体论基础在黑格尔去世之后不久就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首先是从绝对者主体(实体-自我意识)开始的,接踵而至的乃是费尔巴哈的袭击,这一袭击的矛头直指神学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即思辨哲学的绝对者-上帝。与古典形而上学相一致,黑格尔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确定无疑的神学渊源。就像其真理概念(知识和客体的一致)以一种神学的一致为基础一样,就像客观精神的思想来源于《新约》中的普纽玛或圣灵的概念一样,作为精神的“神的本质”,对于黑格尔来说,“归根到底是在特定的基督教上帝意识中呈现出来的”。(海德格尔,2018年b,第123页;参见伽达默尔,1994年,第75、113页)然而,当黑格尔哲学——首先是其本体论基础——被当作“思辨神学”来攻击的时候,绝对精神的瓦解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尤其通过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得到哲学上的描画: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或者,用洛维特富于表现力的辞句来说,新的时代意识再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允诺骑着绝对精神的高头大马去跃过一切有限事物并调解其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了。

   当黑格尔哲学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不再能够真正持立的时候,辩证法——那个在希腊哲学中有其根源并为德国古典哲学所复活的辩证法——能够幸免并被保留下来吗?回答是:它或者被拒斥(这是通常情况)或者被保留;就后者而言,它或者被形式地保留(这是通常情况)或者被实质地保留。然而无论如何,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是被保留下来了,而且是被实质地保留下来了;进而言之,最重要的是:除非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被革命性地加以重构,否则的话,辩证法就不可能在上帝(绝对者)缺席的情况下被实质地加以保留。马克思在1872年的说法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上述情况:第一,马克思公开承认自己在辩证法的主题上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第二,“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正像前者意味着要求使辩证法得到实质的保留一样,后者突出地提示了使这种实质保留成为可能的本体论基础的变革。

   然而,由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长期滞留于晦暗之中,所以这一辩证法如果不是被当作赘疣要求去除的话,也时常不是在实质上得到把握,而是仅仅作为单纯的形式来理解,也就是说,辩证法再度沦为它本来要求从根本上予以克服的形式方法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单纯形式的方法或科学方法论主义的方法完全局限于抽象理智和空疏知性的范围内,因而在其仅仅适合于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中最为可靠地落入到主观主义和无内容的诡辩之中。如果有人把辩证法的“公式”就像把唯物史观的“公式”一样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那么辩证法不是立即就转变为它的对立物了吗?因此,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和运用的任何一种企图都是使辩证法趋于瓦解,是使其意义和存在理由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更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主导性知识样式(知性科学)的统治地位,辩证法是命运般地退化到形式方法那种已然僵死的“图式”及其无生命的规定中去了。就像恩格斯曾经指斥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只是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刻板公式和词汇语录)并“拿来到处应用”一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页),马克思嘲弄了蒲鲁东对辩证法的漫画式的——同样是形式主义的——丑化;而海德格尔后来对辩证法的批评也集中在其抽象的形式化方面:在谈到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定向时,他说:“一种形式主义的决定是不允许在这里得到的……空洞的方法构想破坏了科学。”(海德格尔,2016年,第57页)正是在这种处境中,辩证法似乎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技能,只要学上一年,一个人就可以谈论一切;“人们应该审视一下今天所刻意追求的诡辩的模式,如形式-内容、理性-非理性、有限-无限、中介-非中介、主体-客体。”(同上,第59页)而一开始力图从根本上反对上述诡辩模式的现象学,却同样遭遇着形式主义的重压,以至于海德格尔谈到了1913年胡塞尔的学生们用整整一个学期来争论一个邮箱如何显现,并愤愤地说:“如果这就是哲学,那么我完全赞成辩证法。”(同上,第128页)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举出如此这般的事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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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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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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