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阳:关于“权贵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33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08: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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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阳 (进入专栏)  
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

  

   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从来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

  

   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科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太难于操作。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惜,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阐述了同情心这类的道德对利己心的约束。

  

   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这种可能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

  

   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六、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所有这些经济学的偏执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误导最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中国领导人普遍认可采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失误。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和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都是这个失误最显著的实例,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不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所以,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这个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就叫繁荣。

  

   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的话,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GDP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说:

  

   “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对增长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如此重要性的国际组织头一次用研究报告推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其意义的重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展现出来。


七、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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