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 陈耕:自由的两个面相与作为权威的政治代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7 00: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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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   陈耕  

   内容提要:自从汉娜·皮特金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专著《代表的概念》以来,“代表”(representation)作为一个政治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巨大兴趣。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中,“代表”无疑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在皮特金之前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在今天,绝大多数关于“代表”的理论研究都在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包括皮特金本人的著作在内。然而,政治场域中的“代表”实际上是超出民主政治之上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尤其是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勾勒政治代表在自由权威之间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本文回到民主政治尚未成为“显学”的近代早期,从卢梭和贡斯当那里获取思想资源,展示“代表”在现代政治中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反思卢梭和贡斯当之间的争议如何在当代重现,并为我们在今天重新认识政治代表提供帮助。

   关 键 词:政治代表  民主  权威  自由  政治参与

  

   一、引言

  

   自汉娜·皮特金的开辟性专著《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1]问世以来,“代表”(representation)作为一个概念、制度和实践引起当代学者的巨大兴趣。在西方政治学界,近年来关于“代表”较显著的研究成果有乌碧纳蒂(Nadia Urbinati)的《代议制民主:原则和谱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Principles and Genealogy)[2]、安卡施密特(Frank Ankesmit)的《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3]和《历史代表中的意义、真相和索引》(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托马森(Jacques Thomassen)编著的《选举与民主:代表和问责》(Election and Democracy:Repres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4],等等。国内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代表”或“政治代表”的译介和研究,皮特金《代表的概念》的翻译出版即是其代表[5]。但总体而言,当代学界在这方面的关注主要与民主有关,特别是作为一种制度的政治代表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少有人去反思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权威和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将立法权力交给“代表”来行使,这事实上是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代表的权威,这是否会伤害到人们的自由?如果是,如何调和作为权威的政治代表与人的自由,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一“自由”又作何理解?

   民主话语盛行的后果是人们几乎一致地从“人民如何统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代表制或代议制①的价值基本上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被衡量的,但自由的问题却更关涉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包括其美德和行动能力。今天我们似乎已经缺乏对这些问题本身及其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它们却是近代早期政治理论家,特别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论及政治代表机制时争论的焦点,挖掘、展示、分析这一争论,一方面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如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历史上存在的观点和范式可能恰恰是当下认识的盲区,厘清政治代表中的权威与自由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代表机制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从而为改善政治实践提供指导。笔者即以卢梭和贡斯当关于政治代表的争论为核心,重新挖掘政治代表中自由问题的重要内涵,并结合一些当代的讨论,反思其在当下对我们思考政治代表乃至广义上的政制安排的意义。从总体上说,卢梭和贡斯当恰好代表了在上述问题上的两个极端视角,二者之间的论争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关于政治代表机制方面的两种可能性及其意义。

  

   二、政治代表与自由:互相反对或契合

  

   皮特金认为,最早明确指出“代表”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展示其复杂性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主要见于《利维坦》(Leviathan)第16章[7]。但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思想家、理论家们才真正开始对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较系统的反思,其中卢梭和贡斯当是其中最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时,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正值新生并需要合理的政府制度将其付诸现实,在寻找适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形式这一语境下,卢梭与贡斯当都对“代表”这一政治制度和实践进行了考察,却得出了近乎完全相反的结论。卢梭认为,“(英国的)议员一旦选出,英国的人民就变成奴隶了[8]106”,而贡斯当则认为制度是时代决定的[9]42,代议制适合现代的民主政府形式。

   贡斯当与卢梭的分歧并不只在于代议制政府的具体形式,更关乎人民主权的内涵、“何为自由”这类更根本的问题。国内学术界较多关注卢梭与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区分而忽视了这一区分背后的和政治代表有关的分歧和对勘。海外学界研究的旨趣则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将卢梭、贡斯当分别置于共和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比较②,二者理论中与代表制相关的内容均被边缘化。下文将首先探究贡斯当与卢梭就代议制、政治代表产生的分歧及其根源,接着展示这一分歧所引致的当代关于政治代表的讨论,特别是展示它如何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关于政治代表的理解和想象。

   在卢梭那里,政治代表首先涉及人的自由问题。卢梭对政治代表的大体做了如下判断:“大国最大的难处是主权者自己不能在大会上发表意见,而只能通过代表”[17]39-40。然而,如果以“自由”为判断政治权力是否正当的标准,此“自由”又需以人民主权(或卢梭所说的“公意”)为其实现形式的话,那么政治代表从根本上来说不具有正当性。通过社会契约形成的主权本质上就是公意(general will),当订约者作为主权者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公民”)直接参与政治行动,才能成为“自由人”,否则便与奴隶并无二异[8]16-25。因此,在卢梭那里,政治代表在本质上确证了公民个体与主权权力之间的距离,并构成主权者(人民)直接行动的障碍。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代表的存在即意味着大多数公民不再有参与政治、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进而他们培养公共美德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这将导致私人利益的膨胀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淡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出现裂隙。当私人利益超过公共利益、个别意志超过公意,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基础也就瓦解了。与此相应,对卢梭而言,唯一理想的、也是合法的政治体制是全体主权者事实上“在场”(being present),公民个体则通过参与公意的集体行动而获得政治上的洗练和道德上的提升[8]25。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使公意得以以立法的方式展现自己,由于服从公意的立法等同于服从自己的意志,公民对法律强制的服从也与自由相协调[8]120。从根本上说,卢梭将政治代表看做一种权威,它的存在本身即构成了对人的自由的否定。因此,他曾这样说过,“代表”的观念“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又荒谬的政府制度。”[8]121

   卢梭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写作,深深影响了大革命本身。身为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后写作的贡斯当是当时卢梭最重要的批评者,他针锋相对地认为,代议制庇护了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它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非像卢梭所说的那样,只是封建权威的现代版本。根据贡斯当,代议制就其形式而言,是“一个国家安排少数个人去做自己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的组织”,大众“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以照管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同时保留政治权利,对代表进行积极、持续而机敏的监督,确保代表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照,以防止渎职、腐化和昏庸,并在他们背弃信任或滥用权力时将其免职[9]47-48。

   贡斯当的理论底色是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这集中体现在他区分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之差异的努力上,这同时也构成了他与卢梭之间最核心的区别。贡斯当认为,在规模较小的古代城邦,如卢梭一再提到并赞扬的斯巴达,自由公民既愿意也能够极大地享受政治自由③。但同时,由于集体对个体的私人生活有绝对的权威,古代共和国中个人自由相当微末。但现代商业社会与精细分工使私人的时间和爱好都转向了私人事务,国家体量的庞大又使公民个体分享的主权仅限于抽象的虚构。由此,公共生活能给现代社会的个人带来的幸福感是微小的,而文明和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追求个体幸福途径的多样化使得私人领域的自由更为珍贵。因此,贡斯当认为,现代政治制度不应强求突显公民的主权者身份,真正适合现代人的自由是私人领域的自由,而不是参与共同体政治生活的自由。卢梭没有察觉到现代人气质的变化,而试图移植古代的集体权威和政治制度,这会适得其反,引发如法国大革命这种集体狂欢式的灾难[9]42。

   但这并不意味着贡斯当完全放弃了现代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他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一大危险是人们过分沉湎于私人的好处而轻易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④,代议制并不完全排斥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只是“限制”卢梭所追求的直接民主式的政治参与。代议制在贡斯当那里,正是能兼顾尊重个人的权利与独立,不干扰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的政治组织[9]48-50。显然,代议制之所以适合现代民主社会,并不在于其比直接民主更具有实践的便利,与卢梭将代议制视为直接民主的权宜之计并从根本上否定代议制不同,贡斯当始终坚持对于代议制具有明确的内在价值。公民利用自己的选择形成代表,由代表照管自己无暇顾及的利益,于是在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和国民代表的立法活动中,既形成了公民个体独立和安全的保障,又从对政治代表的选择和持续监督中产生了“思考的快乐”——尽管不如古代人从分享权力中获得直接而强烈的快感,但代议制在促进政治自由与国民风气的同时,为追求私人幸福留有充足的余裕。

  

   三、主权权力能否被代表

  

   贡斯当的上述思考表明,他认为代表的立法行为应当是自主的智识活动,换而言之,代表的任务是“反映”公共利益和选民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要有自主思考并影响立法议程的资格和能力。在贡斯当看来,代表的这一责任具体表现在对公共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界定之上。由地方基层的直接选举开始,自下而上地选举代表进入国会,这样地方代表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对选区特殊利益的偏袒进入国会,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此时他们应该尽可能综合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弥补二者之间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了两重含义:其一,公共利益产生于地方、个人的特殊利益的交集;其二,在代表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特殊利益受到损伤⑤。

以上过程中,政治代表分享了主权权力。这之所以是合法的,在于贡斯当的合法性观点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合法的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涉私人领域。在界定人民主权时,贡斯当同卢梭一样也使用了普遍意志(general will)一词[9]58-66,这一点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但不同于卢梭对意志独断性的强调,贡斯当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更倾向于以一种普遍性的规范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其内涵主要是尊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习俗和情感尊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的有效节制等[9]46。因此即使公民全体不在场,只要主权者不僭越私人自由的边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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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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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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