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一):东方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23: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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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  

  

   3月底,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邀请,我远赴纽约参加一项国际性佛学研究奖助计划的学术评审活动。其间有幸与评审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接受主持这项学术活动的密西根大学教授小唐纳德·S. 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先生和他的夫人增泽知子(Tomoko Masuzawa)教授的邀请,去他们在纽约的新居做客,面对着窗外哈德逊河如画般美丽的夜色,宾主共进晚餐,其乐融融。洛佩兹教授是当下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学者,也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领域内的一面大旗;而同为密西根大学教授的增泽太太,则以十分前卫、犀利和有洞察力的理论建树称名于学界,其学术名望丝毫不逊色于她的丈夫,同样是美国宗教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大牌学者。她的著作《追寻梦幻时分:寻求宗教的起源》(In Search of Dreamtim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Religion)和《世界宗教的创造或曰,欧洲的普世主义是如何在多元主义的语言中被保存下来的》(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Or, How European Universalism was Preserved in the Language of Pluralism)等,都曾是美国学界受人称颂的名著。

  

   这样轻松愉快的聚会本来不是讨论严肃学术话题的好时机,可毕竟能见到洛佩兹先生的机会十分难得,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和他讨论起了那个由他最早引出来的话题,即“我们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他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出版整二十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为此专门推出了这本书的二十周年纪念版,其中附有洛佩兹新作的序言。 我对当年初读这本书时所受到的巨大震撼和顿悟式的启发至今记忆犹新,不料弹指间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同样也是增泽女史的学术粉丝。二十年前,她曾专门著文对畅销小说《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创造的那个乌托邦理想——“香格里拉神话”中所蕴含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作过极其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尖锐的政治批判。她的那篇鸿文《从帝国到乌托邦:〈失落的地平线〉中的殖民主义印记的抹消》(“From Empire to Utopia: 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Fall 1999, pp. 541-572)我曾捧读再三,其言辞之犀利和理论之精深曾令我击节叹赏、佩服之至。它和《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样,对我理解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以及它和西藏、藏传佛教研究的关联,具有特别深切的启蒙意义,给了我很多学术的和理论性的启发和激励。

  

   洛佩兹和增泽伉俪无疑都是极具创造力的天才型学者,他们分别在各自专擅的行业内锐意进取、笔耕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至今都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但他们依然还在不断地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开创新的学术理念。二十年来,我持续不断地读到他们一本又一本的新著,每每斩获新知和启发,但心里最忘不掉却还是那本《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不知不觉间,我心中也滋生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香格里拉情结”,如今可算得上是一位相当资深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了。回想二十年前,洛佩兹“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的呼声振聋发聩,一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出版后,美国宗教研究会[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很快就组织了国际性的学术专场研究会,会后还编集了那场专题讨论会的评论集,参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9, no. 1 [2001], pp. 163-213);二十年来,这样的争论不绝于耳,至今依然时有所闻,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虽然时移势迁,我们对“香格里拉”的认识已经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视点和内容,但我们依然必须时常扪心自问:“今天的我们依然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看起来,习惯于开学术风气之先的洛佩兹夫妇,或早已经不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他们对我等依然津津乐道的这个旧话题显然不复有往日的那份激情了(洛佩兹当年声称“这本书并不是在囚牢的墙外写成的,它也没有拥有一把可以让人逃离[囚牢]的钥匙”,见1998年版,13页; 但在他为出版二十周年纪念版新写的序言中,他基本上没有讨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个主题,见2018年版的二十周年版序言)。不过,洛佩兹先生十分肯定地对我说,他对他当年提出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个观念至今没有任何的疑虑,他相信二十年后的今天“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不但没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之中。他的这本旧书二十年后并没有过时。

  

   我告诉洛佩兹先生,我敢说眼下我们中国已经是这个世界上“香格里拉的囚徒”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了。在二十年前的中国,“香格里拉”作为一个名称或者一个概念,均远非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但在今天的中国,它却绝不仅仅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旅游观光胜地,而已经是一个在中国人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存在了。随着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香格里拉”这个本来虚无缥缈、若隐若现的世外桃源,已与全中国人越走越近,成为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个无法规避的真实存在了。

  

   听我这么一说,洛佩兹先生和其他在座的朋友们看起来多少都有点将信将疑。中国人对香格里拉(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认识和看法在这前二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足以令我们自己瞠目结舌,不敢回望,更何况对于像洛佩兹先生这样基本只能依靠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说法了解中国现状的西方人呢?在晚宴的这个短时间内,我很难把我自己对这一个于过去二十年间发生在中国的“香格里拉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很好地组织起来,并用比较简单但又具有说服力的事例和语言告诉他们,与他们分享和交流。

  

   必须承认的是,我虽然早已经被“香格里拉之魅”击中,但从来就不是一位“香格里拉神话”的研究者。阅读和体会洛佩兹《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是我尝试“祛魅”的开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屈指算来,我对“香格里拉”的关注和思考已历二十余年之久(关于我早年对此问题所作的一些相关的观察和思考,见拙著:《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不得不说,二十年确实不是一个短时间,细细思量,可察见世人对香格里拉(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看法,已于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同样,我自己对“香格里拉神话”的认识和批判也处在一个不断改进和加深的过程之中,于此,我愿将自己近期新获的一些粗浅的观察和思考表达出来,以受教于洛佩兹先生,以及广大与我一样关心西藏和西藏文化的“香格里拉”的粉丝、“囚徒”或者批评者们。

  

   大家知道,“香格里拉”(Shangri-la)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发表于1933年的一部畅销小说——《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虚构和创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1933年的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夕,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饱受了一战兵燹祸害的欧洲百姓,惶惶然若惊弓之鸟,他们惧怕再受战火灾难,渴望能生活在一个歌舞升平、喜乐自在的世外桃源之中,于是,一个集聚自然之富美、文艺之喜乐和精神之自在于一体的位于东方的“香格里拉”便随之应运而生了。不言而喻,香格里拉不过是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

  

   本来,香格里拉虽然被定位于东方雪山峰峦之中的“蓝月谷”(Blue Moon Valley),但它不但与藏传佛教徒们自己创造和寻找中的理想国——“香巴拉”(Shambhala)毫不相关,后者通常也只在有成就的佛教上师们禅修所得“净相”(dag snang)中显现,而且也不见得真与约瑟夫·F. 洛克(Josef F. Rock, 1884-1962)笔下的云南汉藏边境地区,特别是纳西的民族风情,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关于洛克在云南所做民族学调查的详情,参见斯蒂芬妮·萨顿:《苦行孤旅:约瑟夫·F. 洛克传》,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可是,在西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东方想象中,希尔顿虚构的这个“香格里拉”却给他们“想象西藏”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脚本,并由此途径而渐渐地将西藏全盘香格里拉化了。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借助了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的“东方主义”理论,对西方想象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过程,以及它对现实国际政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生动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告诉读者,西藏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题”,而是一个西方幻想的对象,而这个想象出来的“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对于当下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都有着十分特别和巨大的影响。在西方,西藏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历史以及独特的社会构成和文化传统的现实存在,而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它是一个由西方人、为西方人设计和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式的、超现实的存在。有时西藏被理想化为一块净土、圣地,是集聚人类一切智慧的宝库,一个完全奉献给佛教实践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有时西藏又被妖魔化为一个充满了各种迷信、巫术的地方,一个中世纪的腐朽和罪恶的渊薮,一个令人厌恶的疯狂剥削和压迫农奴的神权政体。不管是理想化,还是妖魔化,总而言之,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刻板印象的流行,均表明西藏绝对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一个被幻想的对象。

  

   洛佩兹以萨义德式的犀利的批评手法,对西方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一贯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和误解做了精彩的描绘和入木三分的批判,成功地揭露了西藏何以一直被西方人当作一种神话式的超现实存在的原因,并通过对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过程的分析,揭示了隐藏在今天的西藏被彻底地香格里拉化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的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这种“神话西藏”现象对于今日之世界政治和国际社会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至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他者”,西方把西藏想象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一块由神王(god-king)统治的人间净土。在他们眼里,西藏人酷爱自然、绿色、和平、和谐,他们生来就平等慈悲、发心利他,视世间万物皆如梦如幻、也不为利衰毁誉等世间八风所动,一心只想着早日获得出世的解脱,所以,西藏天生就是一个人人渴望拥有的绿色环保、智慧、慈悲、和平、幸福和非暴力的和谐社会。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可以作为治疗所有后现代社会种种弊端之对治,和作为它们的楷模来追寻和效法的理想社会,这个当代的人间香格里拉,却正遭受着“外来邪恶势力的侵略”,这令西方人无法容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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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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