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

——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14:02:53

进入专题: 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关系   美日同盟  

张晓磊  

  

   摘要: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期, 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相关文献, 可将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漂流”期 (1989—1999年) 、共识形成期 (1999—2009年) 和酝酿期 (2009年至今) 。美国学界在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 但没有超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外延, 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展望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 其具有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 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 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 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

  

   关键词: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安全关系; 战略自主; 美日同盟; 国际协调

  

   作者简介: 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 其对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给美日同盟和日本的安全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正在日美两国的政界、学界面临着双重审视。在安全政策和战略层面如何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卫、国际协调三者的比例, 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最重要问题。鉴于战后美日同盟对日本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性形塑作用以及美国学界对美日同盟的重大政策影响力, 本文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为切入点, 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 以期能对预判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有所裨益。


一、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意义


   对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做出系统梳理, 既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 也有利于我们在当前国际变局下更好认识中美日三边安全互动的客观规律, 从而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的建设性发展。

  

   第一, 从学术意义上看, 有利于总结前期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从而为正确认知日本安全战略问题打下良好基础。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具有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传承, 二战以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高地, 并与美日两国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产生着直接的政策影响, 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早在十多年前, 美国学界就开始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进行系统性研究, 这些研究既承载着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学术积淀, 也与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学术新成果一脉相承。

  

   第二, 从国际关系的实践进程来看,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演变阶段与日本安全战略的实际发展过程相互契合, 反映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进一步增强了梳理这些学术成果的实践意义, 有利于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问题的整体把握。美国学界对冷战前的日本安全战略认识较为明确, 即投身于美国的地区及全球战略轨道, 借助美日同盟共谋亚太主导权, 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继而渐进性增强军力的发展战略。冷战后, 日本安全战略的发展渐趋复杂, 目前仍处于量变过程之中。如何看待冷战结束后30年来的日本安全战略并给予其阶段性定位, 目前仍存在争论, 缺乏共识。但不管怎样, 美国学界近些年对日本安全战略进行密集研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更增强了我们选择此点作为研究突破口的必要性。

  

   第三, 从中美日三边安全互动角度看, 中日和中美的安全关系存在传统短板, 容易在学界形成固化僵化的思维和逻辑, 结果导致无法找到中美、中日一定程度上实现良性安全互动的路径。选择美国学界的研究作为切入点, 有利于我们开拓研究思路, 对日本安全战略及美日同盟的发展进程和存在问题形成更为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进而得到更多有益启示。


二、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分期及美国学界的同期研究评析

  

   从学术史视角看, 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侧重点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安全战略形成的原因。至于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战略, 因其仍在不断发展, 相关的官方文献也在解密过程之中, 至今还无法完整定性。因此, 这一问题仍处于一个发展、开放、多视角的研究阶段, 研究范围和前景广阔,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上述巨大的研究空间也决定了相关的学术文献具有庞杂错乱的特征, 亟须一种学术史式的概括和梳理。

  

   (一)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演变的分期

  

   在梳理、概括相关文献前, 我们仍需一些准备工作。冷战结束已近30年, 文献浩瀚复杂, 如何对这一大跨度时间段内的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进行纵向概览式梳理, 并为梳理过程提供一个合适的视角或“处理平台”,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种较为清楚的分析方法莫过于对这30年的时间按照其发展的性质做一个粗略的阶段性划分, 这一分期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寻找日本安全战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在前期阅读大量美国学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初步判断, 并将此作为划分30年的标准, 以期在后续部分的分析中进一步验证。此判断是, 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分期或可按照十年一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1989—1999年前后, 借鉴美日同盟研究的相关说法, 可以称之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期, 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的两个部分——安全目标和安全手段都是不清晰和模糊的。第二个阶段即1999—2009年前后, 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共识形成期, 这一时期安全目标逐步清晰, 安全手段得到再确认, 但受日本国内外种种因素限制, 在实施和落实层面还有所欠缺。第三个阶段即2009年至今的十年时间, 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酝酿期, 这一时期安全目标日益清晰且不断深化, 安全手段逐步加强且渐趋完善, 可以说战略上已经达到了初步成型且小有所成的程度, 但在国际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也面临着出现多种走向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我们对30年做了粗略的阶段式划分, 但这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分期, 从国际关系的实际进程乃至学界的研究过程来看, 都无法僵硬地依照三个阶段进行绝对切割。实际上, 三个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 对于美国学界来说, 这三个阶段一直穿插着对一些永恒命题的分析和判断。因此, 我们需要找到这些命题, 并发现学界分析这些命题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

  

   总的来看,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仍然建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研究模式, 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开始向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 三大流派的核心命题大致围绕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组概念展开对话和交流, 并将国际关系的实践纳入上述命题逻辑当中。因此, 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并没有超出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范围, 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而在30年的时间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并且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占据主导。

  

   接下来, 笔者试图就日本安全战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美国学界的相应研究做切片式或案例式分析, 以期通过管中窥豹的方式做一个纵览式的学术综述。

  

   (二)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漂流”期的研究评析 (1989—1999年)

  

   1989年至1999年是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期, 这一时期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日本的角色、规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外部威胁的突然消失, 作为日本安全战略主要手段的美日同盟的存在意义大为削弱, 日本安全战略的目标也变得模糊, 现实主义视野下以权力和实力为核心概念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解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 在现实需求的压力传导下, 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等概念和命题。恰好在这个时间段, 整体学术潮流也深受冷战结束的巨大影响而发生转向, 建构主义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

  

   1.建构主义视角与国家安全文化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他首先在其专著中选择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这一视角并将研究重点转向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随后带领一批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 开始系统地对国家政治和安全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卡赞斯坦1996年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卡赞斯坦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性质和定位上来说日本是和平主义的“交易国家”, 这决定了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在全球和地区的安全角色, 也就是说日本运用自主防卫保护自身国家安全是缺少战后国家文化支撑和社会舆论支持的。他在书中指出, 外部文化环境可能对国家身份产生三种影响, 从而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和政策。首先, 它可能影响国家作为实体的生存前景;其次, 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系统中的国家形态;最后, 文化环境可能会导致特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性质发生变化。例如, 作为二战的后果, 在德国和日本出现了一个身份政治时期, 产生了“交易国家”的身份。卡赞斯坦认为, 身份塑造了行为体的利益或国家政策。该研究成果也向我们阐明了对文化内容和所构建身份的实证分析将如何有助于国家安全研究。

  

   以规范、身份和国家安全文化的关系为核心, 托马斯·伯格 (Thomas Burger) 在《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承担了第九章 (“德国和日本的规范、身份和国家安全”) 的写作, 主要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文化的形成机理和特征做了梳理, 在卡赞斯坦观点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家身份和安全文化做了详细的阐释。其主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文化是根深蒂固的, 已成为战后日本国家身份的本质性特征。尽管美国和其他盟国定期向日本 (和德国) 提出要求, 但其仍然抵制扩大自身全球军事角色的压力。

  

日德两国由于其历史经验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对这些经验的解释方式, 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信仰和价值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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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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