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

——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4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14:03

进入专题: 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关系   美日同盟  

张晓磊  


摘要: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剧烈变动期, 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相关文献, 可将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漂流”期 (1989—1999年) 、共识形成期 (1999—2009年) 和酝酿期 (2009年至今) 。美国学界在这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 但没有超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外延, 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展望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 其具有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 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 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 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


关键词: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安全关系; 战略自主; 美日同盟; 国际协调


作者简介: 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 其对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给美日同盟和日本的安全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正在日美两国的政界、学界面临着双重审视。在安全政策和战略层面如何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卫、国际协调三者的比例, 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最重要问题。鉴于战后美日同盟对日本安全战略演变的关键性形塑作用以及美国学界对美日同盟的重大政策影响力, 本文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为切入点, 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 以期能对预判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有所裨益。


一、梳理冷战后美国学界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意义


对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做出系统梳理, 既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 也有利于我们在当前国际变局下更好认识中美日三边安全互动的客观规律, 从而推动中日安全关系的建设性发展。


第一, 从学术意义上看, 有利于总结前期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 从而为正确认知日本安全战略问题打下良好基础。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具有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传承, 二战以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高地, 并与美日两国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产生着直接的政策影响, 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早在十多年前, 美国学界就开始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进行系统性研究, 这些研究既承载着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学术积淀, 也与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研究的学术新成果一脉相承。


第二, 从国际关系的实践进程来看,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演变阶段与日本安全战略的实际发展过程相互契合, 反映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进一步增强了梳理这些学术成果的实践意义, 有利于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问题的整体把握。美国学界对冷战前的日本安全战略认识较为明确, 即投身于美国的地区及全球战略轨道, 借助美日同盟共谋亚太主导权, 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继而渐进性增强军力的发展战略。冷战后, 日本安全战略的发展渐趋复杂, 目前仍处于量变过程之中。如何看待冷战结束后30年来的日本安全战略并给予其阶段性定位, 目前仍存在争论, 缺乏共识。但不管怎样, 美国学界近些年对日本安全战略进行密集研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更增强了我们选择此点作为研究突破口的必要性。


第三, 从中美日三边安全互动角度看, 中日和中美的安全关系存在传统短板, 容易在学界形成固化僵化的思维和逻辑, 结果导致无法找到中美、中日一定程度上实现良性安全互动的路径。选择美国学界的研究作为切入点, 有利于我们开拓研究思路, 对日本安全战略及美日同盟的发展进程和存在问题形成更为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进而得到更多有益启示。


二、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分期及美国学界的同期研究评析


从学术史视角看, 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侧重点主要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分析安全战略形成的原因。至于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战略, 因其仍在不断发展, 相关的官方文献也在解密过程之中, 至今还无法完整定性。因此, 这一问题仍处于一个发展、开放、多视角的研究阶段, 研究范围和前景广阔,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上述巨大的研究空间也决定了相关的学术文献具有庞杂错乱的特征, 亟须一种学术史式的概括和梳理。


(一)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演变的分期


在梳理、概括相关文献前, 我们仍需一些准备工作。冷战结束已近30年, 文献浩瀚复杂, 如何对这一大跨度时间段内的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进行纵向概览式梳理, 并为梳理过程提供一个合适的视角或“处理平台”,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种较为清楚的分析方法莫过于对这30年的时间按照其发展的性质做一个粗略的阶段性划分, 这一分期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寻找日本安全战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在前期阅读大量美国学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初步判断, 并将此作为划分30年的标准, 以期在后续部分的分析中进一步验证。此判断是, 冷战后30年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分期或可按照十年一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1989—1999年前后, 借鉴美日同盟研究的相关说法, 可以称之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期, 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战略的两个部分——安全目标和安全手段都是不清晰和模糊的。第二个阶段即1999—2009年前后, 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共识形成期, 这一时期安全目标逐步清晰, 安全手段得到再确认, 但受日本国内外种种因素限制, 在实施和落实层面还有所欠缺。第三个阶段即2009年至今的十年时间, 为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酝酿期, 这一时期安全目标日益清晰且不断深化, 安全手段逐步加强且渐趋完善, 可以说战略上已经达到了初步成型且小有所成的程度, 但在国际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也面临着出现多种走向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我们对30年做了粗略的阶段式划分, 但这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分期, 从国际关系的实际进程乃至学界的研究过程来看, 都无法僵硬地依照三个阶段进行绝对切割。实际上, 三个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 对于美国学界来说, 这三个阶段一直穿插着对一些永恒命题的分析和判断。因此, 我们需要找到这些命题, 并发现学界分析这些命题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


总的来看,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仍然建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研究模式, 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开始向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 三大流派的核心命题大致围绕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组概念展开对话和交流, 并将国际关系的实践纳入上述命题逻辑当中。因此, 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并没有超出三大主流学术流派或三组核心命题的范围, 只是随着国际关系实践进程而在30年的时间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并且因应现实需求而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学术流派占据主导。


接下来, 笔者试图就日本安全战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美国学界的相应研究做切片式或案例式分析, 以期通过管中窥豹的方式做一个纵览式的学术综述。


(二)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漂流”期的研究评析 (1989—1999年)


1989年至1999年是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期, 这一时期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日本的角色、规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外部威胁的突然消失, 作为日本安全战略主要手段的美日同盟的存在意义大为削弱, 日本安全战略的目标也变得模糊, 现实主义视野下以权力和实力为核心概念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解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 在现实需求的压力传导下, 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等概念和命题。恰好在这个时间段, 整体学术潮流也深受冷战结束的巨大影响而发生转向, 建构主义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


1.建构主义视角与国家安全文化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属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他首先在其专著中选择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这一视角并将研究重点转向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随后带领一批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 开始系统地对国家政治和安全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卡赞斯坦1996年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卡赞斯坦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性质和定位上来说日本是和平主义的“交易国家”, 这决定了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在全球和地区的安全角色, 也就是说日本运用自主防卫保护自身国家安全是缺少战后国家文化支撑和社会舆论支持的。他在书中指出, 外部文化环境可能对国家身份产生三种影响, 从而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和政策。首先, 它可能影响国家作为实体的生存前景;其次, 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系统中的国家形态;最后, 文化环境可能会导致特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性质发生变化。例如, 作为二战的后果, 在德国和日本出现了一个身份政治时期, 产生了“交易国家”的身份。卡赞斯坦认为, 身份塑造了行为体的利益或国家政策。该研究成果也向我们阐明了对文化内容和所构建身份的实证分析将如何有助于国家安全研究。


以规范、身份和国家安全文化的关系为核心, 托马斯·伯格 (Thomas Burger) 在《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承担了第九章 (“德国和日本的规范、身份和国家安全”) 的写作, 主要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安全文化的形成机理和特征做了梳理, 在卡赞斯坦观点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家身份和安全文化做了详细的阐释。其主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文化是根深蒂固的, 已成为战后日本国家身份的本质性特征。尽管美国和其他盟国定期向日本 (和德国) 提出要求, 但其仍然抵制扩大自身全球军事角色的压力。


日德两国由于其历史经验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对这些经验的解释方式, 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信仰和价值观, 使得它们特别不愿意诉诸武力。在1945年至1960年间, 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在日德政治体系中以各种方式制度化 (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 现已成为独特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国家身份的组成部分。第二, 上述日本国家身份及安全文化的改变需要极大的外部冲击和长时间的持续过程。伯格认为, 只有遭受强烈的系统性冲击, 且这一冲击可以向领导人证明他们目前实现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方法是失败的, 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的核心原则才会发生重大转变。具体而言, 唯有美日同盟崩溃的同时又有新的重大安全威胁产生, 才可能出现那种极端情况。卡赞斯坦对此评价道, 伯格的研究表明德国和日本的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必须归功于其国内的身份政治, 而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不连续性。身份政治和集体认同的变化可以促成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重大变化, 这一论点对后冷战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 卡赞斯坦、伯格等学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现象做出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 甚至认为这种“漂流”是难以逆转的、持续性较强的、固化了的社会现象。今天再来看学者们当时的解释, 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一目了然。他们的确发现了战后日本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家安全新文化和在此基础上培养的和平主义舆论氛围, 但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刺激反应机理, 而这一意识和机理在之后两个十年阶段中逐步演化并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产生了较大影响。


2.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双重对冲战略”


同期, 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萨缪尔斯 (Richard Samuels) 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特征进行了再审视, 是对上述建构主义视角研究的有益补充。1998年, 萨缪尔斯与他的学生赫金博瑟姆 (Eric Heginbotham) 在《国际安全》上发表了《商业现实主义与日本的外交政策》一文。他们认为, 日本的安全战略手段并不符合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 而应概括为通过“商业现实主义”手段实现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的国家大战略, 与其19世纪的战略有着类似的偏好。当时日本的生存依赖于快速获取外国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现代化, 政府采取旨在加强经济基础以增强军事实力的政策来实现国家安全。尽管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使其失去了将军事措施作为加强国家安全手段的可能, 但今天的安全和权力观念往往以技术、工业和经济术语来界定。因此, 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奉行的是一种“商业现实主义”安全战略, 并且很可能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政策的持久特征。这篇论文最大的创新点在于, 针对当时的新现实主义者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一些判断 (日本没有真正的安全战略、日本是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等) 提出了挑战, 认为新现实主义不足以作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指导理论, 而“商业现实主义”更符合日本的战略诉求。他们强调, 尽管日本有足够能力, 但其国内并没有形成将庞大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 并承担区域性乃至全球化的领导力的广泛呼吁。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 军事安全的最大化经常被排在追求技术、经济安全利益之后, 处于次要地位。军事安全的确不容忽视, 但不是长期以来旨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日本大战略的主要焦点。


综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学者的两方面研究可以发现, 二者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方法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使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水平, 日本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对运用军事手段强化自身安全的策略是持消极、抵制态度的, 并且日本的这一国家安全战略可能长期持续。但两派分析也有较大的不同点,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基因, 而现实主义则注重日本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手段及其策略性。这种差异使两派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此外, 两派围绕外部环境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影响着墨并不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中安全威胁感的急剧下降, 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研究背景。


(三)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共识形成期的研究评述 (1999—2009年)


1999年至2009年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日本安全战略的共识形成期。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上反恐威胁上升到国家层面, 日本对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角色也进行了重新定位, 经济和军事手段并举维护国家安全日趋成为日本执政阶层的共识。2006年安倍晋三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中呼吁日本要建立足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强势政府和强大军队, 并培养忠君爱国的国民, 希望日本能像其他西方大国一样轻松向海外派兵。10国内外的现实变化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提供了动力需求, 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大核心命题在这一时期面临着重新排序,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也在前十年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1.日本的大战略


这一时期, 现实主义学者比前一个阶段更为积极地对日本的安全战略加以系统阐释。2002年萨缪尔斯与赫金博瑟姆在《外交事务》杂志共同发表了他们关于日本战略的第二篇论文《日本的双重对冲》。论文提出“双重对冲”的概念并指出,虽然东京未来可能会采取额外的象征性军事措施以满足美国的需要,但它不太可能再支持自卫队在全球或东亚与美国就自身防御之外的问题进行合作。原因是战略性的。日本的领导人既不是鸽派也不是鹰派, 而是实用主义者, 对他们而言, 经济和军事安全同样重要。近半个世纪以来, 该国已经就这一完善、全面的安全理论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并已经体现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中, 即“双重对冲”。其本质含义是指, 日本在交叉运用经济和军事两种手段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目标的同时, 也在安全领域根据自身的具体防卫需求调整美日军事同盟的适用范围和程度, 而对冲的评判标准取决于各种手段的实际功效。


该文继续论证指出, 美日双方必须放弃两种陈旧观念: (1) 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是该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主要障碍; (2) 随着来自和平主义的制衡减弱, 日本将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个更活跃的美国军事盟友。事实上, 尽管多年来日本国民对军事的反感情绪已大幅下降, 但在这种氛围下政府依然不愿意使用武力。这不是因为日本领导人被道德所束缚, 他们更质疑的是其功效。日本不太可能承诺以损害其经济安全利益的方式使用自卫队。经济和外交问题将阻止日本充分回应美国的军事关系。华盛顿应直接面对东京不断发展的全面安全理论及其产生的双重对冲。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这些策略可能并不理想, 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其很可能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美国人应该学会与他们共处。


2007年, 萨缪尔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保卫日本——日本的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将日本的“双重对冲”战略比喻为“金发姑娘” (Goldi locks) 式,认为“双重对冲”是日本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大战略。他在书中大致描绘了日本大战略的基本框架:日本战略家们将在各方面进行对冲, 他们不会放弃美国或给美国放弃他们的理由, 但他们将比过去更远离华盛顿;日本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 同时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这种战略态度植根于务实心理, 希望日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有选择。日本的定位既不会与美国或中国太接近也不会太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 日本领导人会更频繁地向美国说不, 并将继续修复与崛起的中国的关系。该书最终预测日本将继续坚持对冲战略, 从而重新平衡其外交与大战略,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降低风险, 实现收益最大化。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形成“金发姑娘”式的第四个战略共, 这一新的 (既不太硬也不太软, 既不过于依赖美国又不太靠近中国) 大战略将在国家实力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平衡, 为日本创造新的安全选择。


12年后, 当我们结合当前日本安全战略发展的现状再来读萨缪尔斯的这部著作, 不难发现其研究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尽管国际关系实践中日本的安全战略发展过程并非完全如其所描述的那样, 但不得不说他的研究还是把握住了日本自近代化以来国家战略发展中的一些精神特质。如同他在此书开篇所说, 一个连贯的大战略要求国家目标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现它们的手段——软实力、外交、军事力量——应与国家能力相一致。一个可行的大战略也要求有效管理国内政治, 如果在国内没有巩固权力, 就无法在国外有效利用。宏大的战略不仅仅是修辞手段, 一个国家必须动员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 以确保其重要利益。17这是对日本安全战略发展曲折过程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注脚。


2.日本的安全角色与身份重构


继萨缪尔斯之后, 华盛顿学院的欧阳安 (Andrew L.Oro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肯尼斯·派尔 (Kenneth Pyle) 相继出版了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专著, 同时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学者们继续就日本的国家身份和安全文化进行研究, 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日本安全战略在冷战后第二个十年的明显变化, 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学理上的系统阐释


欧阳安于2008年出版的《正常化的日本:政治、身份和安全实践的演变》 (Normalizing Japan: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一书, 侧重于从日本国家身份的再定位来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和战略的演变过程。他指出, 日本未来在军事上参与全球事务的水平取决于日本人如何理解他们的国家, 如何看待日本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的定位和作用, 更关键的是如何理解“正常”这一概念。欧阳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卡赞斯坦运用的建构主义方法一脉相承, 他在研究中表明, 日本现有的安全身份认知 (即2008年左右) 可能将继续对其未来多年的安全行为产生可预测和可衡量的影响, 因为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 过去50年的安全实践是“正常的”, 他们并不急于偏离成功保留的政策。这一结论与第一个十年间卡赞斯坦研究团队的解释是一致的, 但欧阳安在论证过程中回顾了第二个十年日本安全实践的过程并做了大量案例分析。


欧阳安还就日本未来的安全身份是否可能改变、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问题做了创新性的分析。他认为, 日本在安全领域持续受限的角色形象并非固定, 对日本政治制度的外生或内生冲击可能导致其采取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做法。20他以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专属经济区武力拦截可疑船只为例, 认为在这一事件发生前的11月, 日本刚通过了新的《海上保安厅法》, 赋予海上保安厅新的巡逻权, 这对日本的和平主义国家身份是一个明显冲击, 导致12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专属经济区武力拦截可疑船只, 成为冷战后日本安全实践的分水岭式事件。欧阳安还为未来日本安全身份变化设定了三种可能的前景, 第一种是安全实践可以在现有安全身份内继续发展;而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前景中, 日本的安全身份都有大幅转变, 区别在于转变的动因, 即日本遭受了突发的、来自外部的系统性冲击, 或者是日本国民的安全身份认知发生了整体性改变。他还考虑到了可能导致日本安全身份转变的三种具体场景, 一是日本国际战略环境的剧烈变动或日本解读国际环境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二是美日联盟破裂;三是国内政治利益驱动下的政党间竞争或党内竞争背景下, 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被刻意利用。


同样从日本的国家身份视角进行反思性研究的还有戴维·雷尼 (David Leheny) , 他在卡赞斯坦主编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一书中撰写了第五章“樱花武士援救亨廷顿:日本对其全球与地区身份的思考”。如果说欧阳安的研究侧重分析安全实践和身份之间的交互影响, 那么戴维·雷尼的研究则主要沿着前述第一个十年建构主义对日本在地区和全球的整体身份的研究主线, 继续聚焦从社会文化层面解读日本和日本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反思和国家身份的变化过程。他指出, 亨廷顿曾将日本刻画成一个独立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之外的文明, 认为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和中国间“选边站”。这一点恰好迎合了长期以来在日本颇为流行的“日本特性说”。在这一理念影响下, 日本思想界也在两个对立的概念间苦苦挣扎:文明这一概念到底是用来作为普适发展的目标, 还是区分不同文明体的工具?为此, 日本采用了“平行发展模式”, 这样就可以在培养自身实力与西方抗衡的同时避免全盘西化。日本之所以重视这一模式,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国家身份的建构是围绕着“文化独特性”和“迅速现代化”这两个主题展开的。


然而, 雷尼认为, 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之后, 在“文化独特性”和“迅速现代化”两个层面都出现了问题。日本在80年代取得的成功是任何国家无法企及的, 但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所塑造、受到美国的控制, 终究摆脱不了“日本美国化”所带来的恐惧感。进入90年代, 日本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加之奥姆真理教袭击东京地铁, 阪神大地震又暴露出政府的反应迟钝, 这些症状使日本既不像一个全神贯注创造经济奇迹的现代文明国家, 也不再是传统文化圣地。通俗地讲, 日本给人以“完全丧失了自我”的印象。因此, 在跨入21世纪后, 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如何从政策上弥补以上两个短板。弥补短板的策略, 是由20世纪80年代率领日本经济达到巅峰的著名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等提出的。中曾根深受里根和撒切尔的影响, 提出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 并非因为忘记过去, 而是因为日本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为此有必要美化日本历史, 打造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


从雷尼和欧阳安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第二个时间段内, 尽管日本在政治安全文化与和平主义的安全身份上依然保持了基本框架和特质, 并持续对日本的安全战略产生着限制作用, 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看, 日本面临着寻找身份和角色独特性以及实现新的自我认同的主观需求, 如何满足上述需求是摆在日本政治家面前的棘手问题。这就跟之前提到的安倍的理想呼应起来, 也就是说, 冷战后第二个十年日本安全战略共识的形成是一个以全社会的反思为基础、由政治主导、与日本整体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过程。


3.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视角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肯尼斯·派尔于2009年出版的专著———《日本崛起:力量和战略的复兴》。他在历史的视野中, 从力量和战略的角度, 以过去150年的日本发展为基础, 分析了当时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出现的新变化, 并认为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的代际交替开始对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对经济现实主义的传统追求将通过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来丰富。


在学术史上, 肯尼斯·派尔的这一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往前看, 正如卡赞斯坦在书评中所言, “过去半个世纪里, 日本回归大国政治曾经被多次错误地预测, 派尔的这部著作可能更符合现实和日本的战略目标, 因为他在书中的分析精湛, 理解深刻, 学术价值极大”; 往后看, 该书成功预测了从2009年至今十年来日本的安全力量增长和安全政策调整的进程, 同时也实质上开启了美国学者对日本安全战略的集中研究热潮。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对日本安全战略演变分期的合理性以及美国学界研究的阶段性和递进性。美国前贸易代表兼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认为派尔解答了过去日本的一个“谜题”, 即历史上日本的统治者如何通过精明计算迅速适应外部国际秩序的变化来寻求安全, 而日本的这一惊人能力现在又在如何发挥作用。 傅高义 (Ezra Vogel) 也赞赏道, 派尔的著作分析了日本历史和民族性格对新的平成一代的塑造过程以及日本的世界角色, 并让人意识到, 当下的日本可能和过去一样, 又处于被世界低估的状态中。


(四)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酝酿期的研究评述 (2009—2019年)


如果说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第二个十年的焦点在于如何思考、定位、凝聚共识, 那么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则是如何实施、布局和统筹推进新的安全战略。分析这一阶段时,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前述的三大核心命题以及日本如何处理战略自主、美日同盟和国际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组命题在第三个十年中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权力和实力层面, 日本的全球位置从第二转到第三, 但第三的位置比较稳定, 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其实是日本对外战略层面的焦点, 而这又与后两组命题息息相关;角色和身份层面, 日本的国家身份在第二个阶段的反思和重构后基本找到了一个大致适合日本的纵向的定位, 但在横向的定位上的确仍然面临着反思, 这恰好与第一组命题相关联;制度和规范层面, 日本开始在安全层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构筑起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布局和战术架构, 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在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经济和安全双对冲, 以及安全层面上自主防御、美日同盟、国际协调三结合的多重对冲安全战略。基于此, 美国学界在第三个十年将研究焦点放在了日本如何定位和发挥自身的安全身份, 以及如何最大化运用安全战略实现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 同时对美日同盟在新环境下的作用和意义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1.中日关系与日本安全战略


近十年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后, 这一特征符合该时间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如前所述, 2009年到2015年间, 受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政治内讧局面, 以及安倍第二次上台初期忙于巩固内政的影响, 日本的安全政策发展是非常态化的, 需要潜心观察和评估效果;而2015年之后, 日本安全政策发展脉络逐步清晰, 为随后学术成果的集中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正因为此, 2015年希拉·史密斯 (Sheila Smith) 的著作《亲密的对手——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史密斯从中日关系特别是中国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一特殊的视角, 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一研究视角及其得出的结论都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希拉·史密斯在书中提出, “中国对日本的持续压力可能会打击日本人的战后成就感, 并使其产生应激性民族主义情结, 从而忽略国家对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反过来, “中国若增强对日本的可信承诺能力, 使日本相信未来两国的合作前景可期, 则可以减少日本民族主义活动的政治空间”。史密斯的结论说明,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日影响和塑造力不断增强。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仅促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更在重构其国内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 甚至推动日本对战后国家身份和发展道路的再定位。换言之, 中国对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响到日本对华认知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日本的政治动员力既可能因中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而极度激化, 也可能因其积极影响而舒缓平稳。从历史上看, 日本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冲击—回应模式, 回应方法又带来正负两种发展趋势, 这条历史规律至今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 日本安全战略存在着较大的可塑性, 中国的对日安全战略将日益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方向。


2.日本的“安全复兴”


如果说史密斯的著作是另辟蹊径, 那么2017年欧阳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复兴——21世纪的新政策和政治》则是延续了其近十年前对日本“正常国家化”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如同2010年欧阳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战略一样, 他在新著中同样梳理了刚过去的近十年, 并用“欧洲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一词来比喻这一时间段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称之为日本的“安全复兴”。“复兴”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公共话语中的禁忌 (指和平主义的传统话语体系造成的日本社会舆论对军事、安全保障等的习惯性排斥) 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讨论;第二, 日本的安全实践正在促进亚洲安全生态系统进行转型;第三, 执政集团对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第四, 更多民众对当前日本国家安全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可见, 欧阳安的分析焦点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阶层对自身国家身份以及国家安全观念的认知转变上, 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转变的国内外因素。他认为国际因素主要包括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日益增长、朝鲜军事威胁升级的持续担忧, 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惧和应急反应等;同期的国内因素则表现在日本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软实力的下降, 以及国内政治层面上的混乱和重新整合。欧阳安认为, 上述国内外因素对日本更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日本各阶层的观念, 使日本社会在讨论如何应对外来潜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开始趋同。


那么, 日本的“安全复兴”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日本国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战略认知已经从根本上一致了吗?欧阳安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现了“复兴”, 但日本国民对自卫队在解决冲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对政治精英竭力营造的相关氛围接受得十分勉强。第二, 未来关注的焦点应是日本的和平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力是否进一步下降, 导致日本保守集团能够实现“夺回强大日本”的目标。然而, 如果未来日本没有遭受足以导致重大政治转型的震撼性冲击, 那么果断、全面放弃过往的反军事主义遗产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将继续成为日本不断发展的安全战略的主要推动力。 很明显, 欧阳安的第二点结论与史密斯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都强调了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国作为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的重要意义。


3.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在第三个十年这一阶段, 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趋势是美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实践中的实际发展过程也的确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 2015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通过后, 美日同盟的协调机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细化29, 目前已经形成24个从高到低、从对话到磋商、从务虚到务实的多层双边机制;另一方面, 从美日同盟的战略态势来看, 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 虽然美日同盟的战术手段日益加强, 但战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趋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愈加怀疑, 日本的战略焦虑日益凸显。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 是2017年以来美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 詹姆斯·肖夫 (James Schoff) 和希拉·史密斯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专著《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战后的美日关系》和《日本再武装——军事政策》, 两部专著分别从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演变历史和日本国内安全机构及实力发展的视角, 对美日同盟的未来定位和趋势做了深入探讨。


肖夫在其专著的序言中抛出了非常新鲜的观点, 认为应该对同盟的战略进行反思, 找到强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战略, 不能再将美日同盟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 而应在地区和领域的广泛层面强化美日同盟。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华盛顿确实夸大了与日本结盟的传统安全组成部分的预期, 并将其大部分联盟努力放在军事领域, 这可能会推动其联盟政策缺少平衡。从长远来看, 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军事力量可以为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目标带来更高的回报, 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日本仍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近美国利用联盟的战略——一个允许安全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促进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军事角色——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美日需要从战略角度思考并考虑哪种额外投资将对支持其利益产生最大的长期影响。过分关注联盟的传统安全方面可能无法在中长期内提供最佳回报。相反, 通过选择外交政策举措, 做出更均衡的努力, 可以为美日甚至世界带来宝贵的回报。”很明显, 肖夫明确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过狭隘, 对美日同盟发挥作用没有益处, 他甚至预测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 美日同盟又要经历一次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种“漂流”。为了弥补上述短板, 肖夫提出了美日应该如何强化同盟作用的建议。他指出, 强大的美日同盟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是增强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状况的一种手段。亚太地区开始融合成为经济、创新和金融中心, 而竞争性的军事能力对其进行着富有成效的补充, 这是一个脆弱的进化过程, 结果尚不清楚。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美日应该尽可能全面地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建设。美日同盟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成为各领域合作战略的有效催化剂和领导者, 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核心支柱, 但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联系提供了额外的持久性和机会。同盟的未来将趋于更加多元和外向。


史密斯的新著与其四年前将焦点集中在中日关系上有所区别, 毕竟她的研究优势还是侧重于日本国内政治, 因此《日本再武装》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一种研究上的回归。本文之所以将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这一部分,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史密斯在结论中仍然将强化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根本依赖。与肖夫一样, 史密斯也指出了当前美日同盟存在的问题及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消极影响。她在书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 东京的答案已经很明确:日本的威胁观念使其更接近美国, 因为亚洲变得更加不确定;然而华盛顿似乎对联盟的未来有些不一致的声音。一位不可预测的总统, 似乎对利用美国力量捍卫他人不感兴趣, 可能轻易颠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国的可能性, 最终将决定日本军事力量的未来。美国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将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海上能力来保护其海上通道。这种调整将逐步发生, 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强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资。东京决策者所设想的最坏情况是联盟在危机中走向失败。”


可见, 史密斯实际上指出了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固有问题即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在她看来, 正是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国的崛起, 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装”。但史密斯对日本的这一趋势是持肯定态度的, 她认为日本的“再武装”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积极性的。该书结论部分如此评论道, “2016年日本在世界军费开支排名中名列前十, 远低于美中的支出, 但大致相当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的程度。几十年来, 自卫队已部署到国外, 服务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全球其他军事联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领土, 而是协助冲突中的社会重建和平, 以及与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社会的联盟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 以保持从波斯湾获取资源的开放性。在国内, 日本自卫队现在是一个更受赞赏的合作伙伴, 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一些明显的人为挑战, 已经磨合了国民和军警领导人之间的合作。日本的公众舆论现在将自卫队列为全国最具价值的机构之一。”


三、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基于前述三个部分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 结合当前日本安全战略发展演变的现状, 以及美日两国学界和智库的一些主流看法, 本部分将对日本安全战略未来走向的定性做尝试性的分析和预判, 同时就其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加以客观分析。


(一) 日本安全战略未来走向的定性: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


首先, 我们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做一个定性判断。综合来看, 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体现出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可塑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固化了。从外部环境来看, 日本的周边安全状况和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是影响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 日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平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能力、安全体制的运转能力同时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架构。综合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日本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手段和策略的多样性, 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既不能仅仅依靠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 也不能全盘押注于美日同盟, 还是要靠多个层面的国际协调, 这种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构成了未来日本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内涵。现实性是指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要达成理想效果, 需要日本正确定位自身在区域和世界中的合理角色, 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 采取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的对冲战略, 应仍然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 以实现日本的国家繁荣为安全战略的终极目标。


从日本近期安全政策的一些重要变化中可以看出上述三个基本特性。比如2018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简称新《大纲》) , 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层次综合防卫新战力, 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域综合、提质增效、非对称性, 预示着未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计划和方向。从其战力发展落脚点看, 对华针对性强, 制华战略意图明显。特别是在非对称性这一点的表现上, 非常突出地将中国作为假想敌, 重点发展非对称战力。比如在传统作战领域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增强综合反导能力、强化岛链封锁政策和南海的军事存在, 以及在天 (太空) 、网 (网络) 、电 (电磁) 新作战领域明确反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等。这是日本对中国军力增长的非常明显的应激性反应, 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安全战略可塑性的存在。


新《大纲》中体现的日本安全战略的综合性更为明显。第一, 新《大纲》提出构筑综合防卫新体制, 主要特征表现为六域协同、官民一体。六域协同, 指加强传统的陆海空防卫体制与新兴的天、网、电防卫体制间的协调、互补和融合。官民一体, 指加强传统肩负防卫职能的日本防卫省、自卫队等官方防卫机构, 与日本地方公共团体、民间团体间在防卫层面上的协调合作。综合防卫新体制的中心着眼点在于强化内阁的指挥调度能力, 消弭日本各兵种间的传统矛盾, 发挥六域协同作战的集聚效应, 挖掘各方面资源的战略支援空间。这一着眼点与当今世界军事战略与体制发展的新方向基本一致, 说明日本在加速更新防卫理念, 以实质性迈向军事大国。正如安倍自己所言, 日本当前计划构筑的防卫体制与旧体制并不在同一延长线上  , 意指此次新《大纲》提出的体制改革将是彻底和根本性的。第二, 新《大纲》显示日本计划重构由内及外的三重防卫新体系, 即战略自主、美日同盟和国际合作三个体系。此三点一直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三支柱, 但在新《大纲》中体现出新特征:增强攻击性、提高对等性、着眼全球性。增强攻击性表现在实质上发展航母、强化综合反导能力等。提高对等性即强化日本在美日军事同盟中与美军的同步性、协调性和互补性, 如强化与西太平洋美军的联合作战、在太空领域补充美军卫星的亚太监控盲区、提高与美军武器装备的通用化程度、强化对美军的后勤维护保障能力等。着眼全球性, 意在配合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 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重在增强面向全球的海外活动能力、兵力投送能力和介入能力。


与此同时, 日本当前在发展军力方面捉襟见肘, 与新《大纲》的雄心壮志形成反差。首先, 从日本以往实施《防卫计划大纲》的进程来看, 新《大纲》需要有三到五年的落地过程, 比如2013年版大纲中提到的有关安保法的修改和调整, 实际上到2016年3月安保法才得以正式施行。因此尽管新《大纲》中战略方向得以明确, 但其中的具体措施需要落实的时间。另外, 从国家预算来看, 日本也无法短时间内同时满足实施新《大纲》提出的众多新政策的战略需求。按照惯例, 日本通常会出台一个配套贯彻实施新《大纲》的五年计划即《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2018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如期出台了该计划, 由此也可看出新《大纲》的各项政策落地至少有一个五年的跨度。然而, 无论防卫预算还是落实能力, 日方目前都已开始显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比如直升机航母和F-35B是日方炒作的一大“亮点”, 但更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 目前看, F-35B因缺少训练场地和专门飞行员而暂时无法应用于直升机航母, 而直升机航母要真正形成航母战力还需大幅度改造甲板、弹药库等核心配置。


当前的美日同盟实际上也面临着战略理念差异明显的尴尬状况。从特朗普参选及上台后的执政情况来看, 其对美国的同盟战略存在轻视倾向, 对美国通过同盟体系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战略更是视若无睹。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安全政策对美传统建制派、美主流智库以及日本政界和主流学界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冲击, 美日主流智库普遍担心特朗普的政策蔓延下去的话, 会成为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崩塌的“特洛伊木马”。因此, 2017年以来, 美国主流智库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如北冈伸一、田中明彦等日本战略界主流学者纷纷推出各类关于美日同盟的智库成果 (如2017年4月富士山对话发布的日本版“阿米蒂奇报告”、2018年10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36等) , 意在呼吁美政府重视美日同盟的价值基础和战略理念, 强调美日同盟对维持亚太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战略意义, 同时也反映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弱化倾向和美日双方的战略焦虑。


(二) 日本安全战略的内外限制因素:政治动员力的视角


国内政治动员力是指一国的执政主体 (通常指执政党) 运用多种宣传和鼓动手段组织国内民众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能力, 它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受到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目标确定程度的多重影响。与以往的自民党政权相比, 自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 其所领导的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利用外部压力、引导国内舆论、控制国内民众和明确国家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有了大幅提高, 不容小觑;同时, 从国际影响变量看, 安倍政府的行动愈发受制于中国发展及对日战略、政策的影响, 中国对冲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的资源和手段变得空前丰富、有力。


国家发展目标相对集中是日本政治动员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近30年来, 日本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的研判日趋严峻, 各政党在应对外部压力、实现日本国家发展目标等层面上日趋保守, 各党竞选纲领的差别只是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和策略的不同。比如安倍政府出台的2013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大部分安全理念实际上脱胎于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 而后者是在民主党主政时通过的。欧阳安甚至认为, 如果安倍没有掌权, 日本的安全政策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加国际化和积极主动。 这说明, 日本朝野各党的政治精英们在实现日本国家发展目标上趋于一致, 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


“外压”是日本政治动员力日益提高的环境性触发因素。日本民族危机意识浓重, 利用外部危机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日本统治者的惯用伎俩。2012年以来, 安倍政府巧妙利用外部威胁, 在国内渲染危机气氛, 接连通过日本史上首部国家安全战略、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度大修《防卫计划大纲》、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新安保法”、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通过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 加强了对社会民众的管理控制, 弱化了战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 从制度到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提高了自民党政权的政治动员能力。


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也面临内外限制因素:从内部看, 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和平主义传统仍然是限制日本政治精英实现大国化目标的重要约束。当然, 如遇巨大外部冲击, 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或将加快弱化进程, 同时刺激执政主体的政治动员力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从外部看, 中国日益成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的主导性外部因素。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有具体阐述。


(三) 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从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视角可以看出当前中日安全关系的改善是有着动力和空间的。总的来看, 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 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 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安全上遏制中国是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和区域秩序主导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手段, 但事实证明这一手段无法有效实现其战略目标, 因此日本有意采取安全层面上的双重对冲策略, 即一方面依然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华安全防御, 另一方面希望与中国进行安全管控乃至机制化建设, 达到“管控”中国的目的, 进而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当前对华安全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基于上述原因, 当前的中日安全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出现了趋向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宏观层面表现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实践进程正在发生:2018年10月26日, 中国领导人在会见正式访华的安倍首相时, 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 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同年11月30日, 中国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安倍首相时再次确认了就构建中日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达成的原则共识, 标志着中日两国官方开启了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为目标的外交实践进程。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仍然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为政治基础, 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形成的中日安全关系主流的继承和坚持。


同时, 它又以新形势下的中日安全关系发展过程为实践基础, 是对近六年来中日安全关系中新问题、新互动、新思路的集中提炼和总结。它还是对未来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期待和展望。建设性逻辑和视角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微观层面则表现为中日安全机制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标志性成果。从2015年1月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磋商重启到2018年5月中日确立海空联络机制为止, 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日安全机制的初创期。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应当成为避免中日安全关系再度恶化的“安全阀”;其应当成为中日实现积极安全互动、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走向可能的安全合作的前置性路径;其应当成为重塑中日安全关系并推进形成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良好铺垫。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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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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