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

——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14: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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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磊  
日本的战略焦虑日益凸显。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 是2017年以来美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 詹姆斯·肖夫 (James Schoff) 和希拉·史密斯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专著《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战后的美日关系》和《日本再武装——军事政策》, 两部专著分别从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演变历史和日本国内安全机构及实力发展的视角, 对美日同盟的未来定位和趋势做了深入探讨。

  

   肖夫在其专著的序言中抛出了非常新鲜的观点, 认为应该对同盟的战略进行反思, 找到强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战略, 不能再将美日同盟的重点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 而应在地区和领域的广泛层面强化美日同盟。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华盛顿确实夸大了与日本结盟的传统安全组成部分的预期, 并将其大部分联盟努力放在军事领域, 这可能会推动其联盟政策缺少平衡。从长远来看, 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军事力量可以为美国和日本的政策目标带来更高的回报, 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日本仍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近美国利用联盟的战略——一个允许安全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促进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军事角色——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美日需要从战略角度思考并考虑哪种额外投资将对支持其利益产生最大的长期影响。过分关注联盟的传统安全方面可能无法在中长期内提供最佳回报。相反, 通过选择外交政策举措, 做出更均衡的努力, 可以为美日甚至世界带来宝贵的回报。”很明显, 肖夫明确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过狭隘, 对美日同盟发挥作用没有益处, 他甚至预测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 美日同盟又要经历一次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那种“漂流”。为了弥补上述短板, 肖夫提出了美日应该如何强化同盟作用的建议。他指出, 强大的美日同盟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是增强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状况的一种手段。亚太地区开始融合成为经济、创新和金融中心, 而竞争性的军事能力对其进行着富有成效的补充, 这是一个脆弱的进化过程, 结果尚不清楚。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 美日应该尽可能全面地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建设。美日同盟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成为各领域合作战略的有效催化剂和领导者, 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美日安全条约》仍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核心支柱, 但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这些联系提供了额外的持久性和机会。同盟的未来将趋于更加多元和外向。

  

   史密斯的新著与其四年前将焦点集中在中日关系上有所区别, 毕竟她的研究优势还是侧重于日本国内政治, 因此《日本再武装》这本著作实际上是一种研究上的回归。本文之所以将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这一部分,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史密斯在结论中仍然将强化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根本依赖。与肖夫一样, 史密斯也指出了当前美日同盟存在的问题及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消极影响。她在书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 东京的答案已经很明确:日本的威胁观念使其更接近美国, 因为亚洲变得更加不确定;然而华盛顿似乎对联盟的未来有些不一致的声音。一位不可预测的总统, 似乎对利用美国力量捍卫他人不感兴趣, 可能轻易颠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国的可能性, 最终将决定日本军事力量的未来。美国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将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海上能力来保护其海上通道。这种调整将逐步发生, 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强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资。东京决策者所设想的最坏情况是联盟在危机中走向失败。”

  

   可见, 史密斯实际上指出了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固有问题即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在她看来, 正是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国的崛起, 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装”。但史密斯对日本的这一趋势是持肯定态度的, 她认为日本的“再武装”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积极性的。该书结论部分如此评论道, “2016年日本在世界军费开支排名中名列前十, 远低于美中的支出, 但大致相当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的程度。几十年来, 自卫队已部署到国外, 服务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全球其他军事联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领土, 而是协助冲突中的社会重建和平, 以及与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社会的联盟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 以保持从波斯湾获取资源的开放性。在国内, 日本自卫队现在是一个更受赞赏的合作伙伴, 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对公共安全的一些明显的人为挑战, 已经磨合了国民和军警领导人之间的合作。日本的公众舆论现在将自卫队列为全国最具价值的机构之一。”


三、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基于前述三个部分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 结合当前日本安全战略发展演变的现状, 以及美日两国学界和智库的一些主流看法, 本部分将对日本安全战略未来走向的定性做尝试性的分析和预判, 同时就其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加以客观分析。

  

   (一) 日本安全战略未来走向的定性: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

  

   首先, 我们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做一个定性判断。综合来看, 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体现出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可塑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固化了。从外部环境来看, 日本的周边安全状况和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是影响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 日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平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能力、安全体制的运转能力同时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架构。综合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日本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手段和策略的多样性, 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既不能仅仅依靠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 也不能全盘押注于美日同盟, 还是要靠多个层面的国际协调, 这种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构成了未来日本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内涵。现实性是指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要达成理想效果, 需要日本正确定位自身在区域和世界中的合理角色, 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 采取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的对冲战略, 应仍然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 以实现日本的国家繁荣为安全战略的终极目标。

  

   从日本近期安全政策的一些重要变化中可以看出上述三个基本特性。比如2018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简称新《大纲》) , 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层次综合防卫新战力, 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域综合、提质增效、非对称性, 预示着未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计划和方向。从其战力发展落脚点看, 对华针对性强, 制华战略意图明显。特别是在非对称性这一点的表现上, 非常突出地将中国作为假想敌, 重点发展非对称战力。比如在传统作战领域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增强综合反导能力、强化岛链封锁政策和南海的军事存在, 以及在天 (太空) 、网 (网络) 、电 (电磁) 新作战领域明确反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等。这是日本对中国军力增长的非常明显的应激性反应, 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安全战略可塑性的存在。

  

   新《大纲》中体现的日本安全战略的综合性更为明显。第一, 新《大纲》提出构筑综合防卫新体制, 主要特征表现为六域协同、官民一体。六域协同, 指加强传统的陆海空防卫体制与新兴的天、网、电防卫体制间的协调、互补和融合。官民一体, 指加强传统肩负防卫职能的日本防卫省、自卫队等官方防卫机构, 与日本地方公共团体、民间团体间在防卫层面上的协调合作。综合防卫新体制的中心着眼点在于强化内阁的指挥调度能力, 消弭日本各兵种间的传统矛盾, 发挥六域协同作战的集聚效应, 挖掘各方面资源的战略支援空间。这一着眼点与当今世界军事战略与体制发展的新方向基本一致, 说明日本在加速更新防卫理念, 以实质性迈向军事大国。正如安倍自己所言, 日本当前计划构筑的防卫体制与旧体制并不在同一延长线上  , 意指此次新《大纲》提出的体制改革将是彻底和根本性的。第二, 新《大纲》显示日本计划重构由内及外的三重防卫新体系, 即战略自主、美日同盟和国际合作三个体系。此三点一直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三支柱, 但在新《大纲》中体现出新特征:增强攻击性、提高对等性、着眼全球性。增强攻击性表现在实质上发展航母、强化综合反导能力等。提高对等性即强化日本在美日军事同盟中与美军的同步性、协调性和互补性, 如强化与西太平洋美军的联合作战、在太空领域补充美军卫星的亚太监控盲区、提高与美军武器装备的通用化程度、强化对美军的后勤维护保障能力等。着眼全球性, 意在配合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 加强国际安全合作, 重在增强面向全球的海外活动能力、兵力投送能力和介入能力。

  

   与此同时, 日本当前在发展军力方面捉襟见肘, 与新《大纲》的雄心壮志形成反差。首先, 从日本以往实施《防卫计划大纲》的进程来看, 新《大纲》需要有三到五年的落地过程, 比如2013年版大纲中提到的有关安保法的修改和调整, 实际上到2016年3月安保法才得以正式施行。因此尽管新《大纲》中战略方向得以明确, 但其中的具体措施需要落实的时间。另外, 从国家预算来看, 日本也无法短时间内同时满足实施新《大纲》提出的众多新政策的战略需求。按照惯例, 日本通常会出台一个配套贯彻实施新《大纲》的五年计划即《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2018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如期出台了该计划, 由此也可看出新《大纲》的各项政策落地至少有一个五年的跨度。然而, 无论防卫预算还是落实能力, 日方目前都已开始显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比如直升机航母和F-35B是日方炒作的一大“亮点”, 但更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 目前看, F-35B因缺少训练场地和专门飞行员而暂时无法应用于直升机航母, 而直升机航母要真正形成航母战力还需大幅度改造甲板、弹药库等核心配置。

  

   当前的美日同盟实际上也面临着战略理念差异明显的尴尬状况。从特朗普参选及上台后的执政情况来看, 其对美国的同盟战略存在轻视倾向, 对美国通过同盟体系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战略更是视若无睹。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安全政策对美传统建制派、美主流智库以及日本政界和主流学界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冲击, 美日主流智库普遍担心特朗普的政策蔓延下去的话, 会成为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崩塌的“特洛伊木马”。因此, 2017年以来, 美国主流智库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如北冈伸一、田中明彦等日本战略界主流学者纷纷推出各类关于美日同盟的智库成果 (如2017年4月富士山对话发布的日本版“阿米蒂奇报告”、2018年10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36等) , 意在呼吁美政府重视美日同盟的价值基础和战略理念, 强调美日同盟对维持亚太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战略意义, 同时也反映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弱化倾向和美日双方的战略焦虑。

  

   (二) 日本安全战略的内外限制因素:政治动员力的视角

  

国内政治动员力是指一国的执政主体 (通常指执政党) 运用多种宣传和鼓动手段组织国内民众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能力, 它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受到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目标确定程度的多重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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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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