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

——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19-08-22 14:02:53

进入专题: 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关系   美日同盟  

张晓磊  
使得它们特别不愿意诉诸武力。在1945年至1960年间, 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在日德政治体系中以各种方式制度化 (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 现已成为独特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国家身份的组成部分。第二, 上述日本国家身份及安全文化的改变需要极大的外部冲击和长时间的持续过程。伯格认为, 只有遭受强烈的系统性冲击, 且这一冲击可以向领导人证明他们目前实现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方法是失败的, 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的核心原则才会发生重大转变。具体而言, 唯有美日同盟崩溃的同时又有新的重大安全威胁产生, 才可能出现那种极端情况。卡赞斯坦对此评价道, 伯格的研究表明德国和日本的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必须归功于其国内的身份政治, 而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不连续性。身份政治和集体认同的变化可以促成国家利益和政策的重大变化, 这一论点对后冷战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 卡赞斯坦、伯格等学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漂流”现象做出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 甚至认为这种“漂流”是难以逆转的、持续性较强的、固化了的社会现象。今天再来看学者们当时的解释, 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一目了然。他们的确发现了战后日本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国家安全新文化和在此基础上培养的和平主义舆论氛围, 但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发展过程中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刺激反应机理, 而这一意识和机理在之后两个十年阶段中逐步演化并对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产生了较大影响。

  

   2.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双重对冲战略”

  

   同期, 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萨缪尔斯 (Richard Samuels) 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特征进行了再审视, 是对上述建构主义视角研究的有益补充。1998年, 萨缪尔斯与他的学生赫金博瑟姆 (Eric Heginbotham) 在《国际安全》上发表了《商业现实主义与日本的外交政策》一文。他们认为, 日本的安全战略手段并不符合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 而应概括为通过“商业现实主义”手段实现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的国家大战略, 与其19世纪的战略有着类似的偏好。当时日本的生存依赖于快速获取外国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现代化, 政府采取旨在加强经济基础以增强军事实力的政策来实现国家安全。尽管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使其失去了将军事措施作为加强国家安全手段的可能, 但今天的安全和权力观念往往以技术、工业和经济术语来界定。因此, 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奉行的是一种“商业现实主义”安全战略, 并且很可能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政策的持久特征。这篇论文最大的创新点在于, 针对当时的新现实主义者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一些判断 (日本没有真正的安全战略、日本是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等) 提出了挑战, 认为新现实主义不足以作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指导理论, 而“商业现实主义”更符合日本的战略诉求。他们强调, 尽管日本有足够能力, 但其国内并没有形成将庞大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 并承担区域性乃至全球化的领导力的广泛呼吁。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 军事安全的最大化经常被排在追求技术、经济安全利益之后, 处于次要地位。军事安全的确不容忽视, 但不是长期以来旨在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日本大战略的主要焦点。

  

   综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学者的两方面研究可以发现, 二者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论证方法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使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水平, 日本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对运用军事手段强化自身安全的策略是持消极、抵制态度的, 并且日本的这一国家安全战略可能长期持续。但两派分析也有较大的不同点,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文化基因, 而现实主义则注重日本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手段及其策略性。这种差异使两派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此外, 两派围绕外部环境对日本安全战略的影响着墨并不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中安全威胁感的急剧下降, 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研究背景。

  

   (三) 冷战后日本安全战略共识形成期的研究评述 (1999—2009年)

  

   1999年至2009年这段时间, 我们称之为日本安全战略的共识形成期。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上反恐威胁上升到国家层面, 日本对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角色也进行了重新定位, 经济和军事手段并举维护国家安全日趋成为日本执政阶层的共识。2006年安倍晋三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中呼吁日本要建立足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强势政府和强大军队, 并培养忠君爱国的国民, 希望日本能像其他西方大国一样轻松向海外派兵。10国内外的现实变化为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提供了动力需求, 权力和实力、制度和规范、角色和身份三大核心命题在这一时期面临着重新排序,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研究也在前十年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1.日本的大战略

  

   这一时期, 现实主义学者比前一个阶段更为积极地对日本的安全战略加以系统阐释。2002年萨缪尔斯与赫金博瑟姆在《外交事务》杂志共同发表了他们关于日本战略的第二篇论文《日本的双重对冲》。论文提出“双重对冲”的概念并指出,虽然东京未来可能会采取额外的象征性军事措施以满足美国的需要,但它不太可能再支持自卫队在全球或东亚与美国就自身防御之外的问题进行合作。原因是战略性的。日本的领导人既不是鸽派也不是鹰派, 而是实用主义者, 对他们而言, 经济和军事安全同样重要。近半个世纪以来, 该国已经就这一完善、全面的安全理论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并已经体现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中, 即“双重对冲”。其本质含义是指, 日本在交叉运用经济和军事两种手段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目标的同时, 也在安全领域根据自身的具体防卫需求调整美日军事同盟的适用范围和程度, 而对冲的评判标准取决于各种手段的实际功效。

  

   该文继续论证指出, 美日双方必须放弃两种陈旧观念: (1) 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是该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主要障碍; (2) 随着来自和平主义的制衡减弱, 日本将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个更活跃的美国军事盟友。事实上, 尽管多年来日本国民对军事的反感情绪已大幅下降, 但在这种氛围下政府依然不愿意使用武力。这不是因为日本领导人被道德所束缚, 他们更质疑的是其功效。日本不太可能承诺以损害其经济安全利益的方式使用自卫队。经济和外交问题将阻止日本充分回应美国的军事关系。华盛顿应直接面对东京不断发展的全面安全理论及其产生的双重对冲。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这些策略可能并不理想, 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其很可能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美国人应该学会与他们共处。

  

   2007年, 萨缪尔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保卫日本——日本的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将日本的“双重对冲”战略比喻为“金发姑娘” (Goldi locks) 式,认为“双重对冲”是日本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大战略。他在书中大致描绘了日本大战略的基本框架:日本战略家们将在各方面进行对冲, 他们不会放弃美国或给美国放弃他们的理由, 但他们将比过去更远离华盛顿;日本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 同时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这种战略态度植根于务实心理, 希望日本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有选择。日本的定位既不会与美国或中国太接近也不会太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 日本领导人会更频繁地向美国说不, 并将继续修复与崛起的中国的关系。该书最终预测日本将继续坚持对冲战略, 从而重新平衡其外交与大战略,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降低风险, 实现收益最大化。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形成“金发姑娘”式的第四个战略共, 这一新的 (既不太硬也不太软, 既不过于依赖美国又不太靠近中国) 大战略将在国家实力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平衡, 为日本创造新的安全选择。

  

   12年后, 当我们结合当前日本安全战略发展的现状再来读萨缪尔斯的这部著作, 不难发现其研究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尽管国际关系实践中日本的安全战略发展过程并非完全如其所描述的那样, 但不得不说他的研究还是把握住了日本自近代化以来国家战略发展中的一些精神特质。如同他在此书开篇所说, 一个连贯的大战略要求国家目标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现它们的手段——软实力、外交、军事力量——应与国家能力相一致。一个可行的大战略也要求有效管理国内政治, 如果在国内没有巩固权力, 就无法在国外有效利用。宏大的战略不仅仅是修辞手段, 一个国家必须动员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 以确保其重要利益。17这是对日本安全战略发展曲折过程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注脚。

  

   2.日本的安全角色与身份重构

  

   继萨缪尔斯之后, 华盛顿学院的欧阳安 (Andrew L.Oro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肯尼斯·派尔 (Kenneth Pyle) 相继出版了关于日本安全战略的专著, 同时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学者们继续就日本的国家身份和安全文化进行研究, 他们都敏锐地捕捉到日本安全战略在冷战后第二个十年的明显变化, 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学理上的系统阐释

  

   欧阳安于2008年出版的《正常化的日本:政治、身份和安全实践的演变》 (Normalizing Japan: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一书, 侧重于从日本国家身份的再定位来分析日本安全政策和战略的演变过程。他指出, 日本未来在军事上参与全球事务的水平取决于日本人如何理解他们的国家, 如何看待日本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的定位和作用, 更关键的是如何理解“正常”这一概念。欧阳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卡赞斯坦运用的建构主义方法一脉相承, 他在研究中表明, 日本现有的安全身份认知 (即2008年左右) 可能将继续对其未来多年的安全行为产生可预测和可衡量的影响, 因为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 过去50年的安全实践是“正常的”, 他们并不急于偏离成功保留的政策。这一结论与第一个十年间卡赞斯坦研究团队的解释是一致的, 但欧阳安在论证过程中回顾了第二个十年日本安全实践的过程并做了大量案例分析。

  

欧阳安还就日本未来的安全身份是否可能改变、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问题做了创新性的分析。他认为, 日本在安全领域持续受限的角色形象并非固定, 对日本政治制度的外生或内生冲击可能导致其采取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的做法。20他以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专属经济区武力拦截可疑船只为例, 认为在这一事件发生前的11月, 日本刚通过了新的《海上保安厅法》, 赋予海上保安厅新的巡逻权, 这对日本的和平主义国家身份是一个明显冲击, 导致12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专属经济区武力拦截可疑船只, 成为冷战后日本安全实践的分水岭式事件。欧阳安还为未来日本安全身份变化设定了三种可能的前景, 第一种是安全实践可以在现有安全身份内继续发展;而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前景中, 日本的安全身份都有大幅转变, 区别在于转变的动因, 即日本遭受了突发的、来自外部的系统性冲击, 或者是日本国民的安全身份认知发生了整体性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日本安全战略   中日关系   美日同盟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811.html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