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在微信上看到陈小鲁昨晚猝死三亚的噩耗，深深地为他在本命年开年之际不幸逝去而惋惜，我衷心地祝他一路走好。

　　 我和小鲁虽然不算很熟，但是彼此认识得相当早。

　　 1967年一二月间，我所就读的北京一零一中，在经历过文革初期的“癫狂”之后趋于“萧条”，家不在北京、平时一直住在学校的我很难在那冰冷且空荡无人的集体宿舍继续住下去，于是暂时借住在母亲的中央党校同学陈迹阿姨家里。

　　 陈迹阿姨的二儿子姜甡当时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他与后来小有名气的周小川、苏宁和陈小鲁都是同班同学。这几位“老大哥”那时我在姜甡家都曾见过，只不过当时他们几个都长得高高大大，而比他们低三届又发育较晚的我，显得要比他们小不少、个头儿也矮不少。

　　 陈小鲁和另一个同学来到姜甡家。小鲁个子将近一米八，下巴上留着细细的小胡子，因为刚在外面的低温下骑过车，进门时胡子上还留有一些“露水”；小鲁跟人说话相当友善，还总喜欢微微哈着腰，给人一种很谦卑的印象……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哪里像陈毅元帅的公子啊，单从外表和举止言谈看，说他是工人农民的儿子，也不会有人不信……

　　 小鲁跟姜甡说，在家里呆着没什么事儿，咱们不如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找个工厂去劳动劳动……他们后来商定去位于酒仙桥的七七四厂（北京电子管厂）。

　　 几天后的一个大早，天刚蒙蒙亮，小鲁、姜甡、周小川和苏宁等几位八中高三的同班同学，加上我和姜甡的弟弟姜山，我们一行十来个人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向酒仙桥奔去……

　　 在七七四厂，一位领导带我们参观了几个车间，午饭后给我们这些人分配“工作”……可能是感觉安排的分拣零部件的工作实在是太枯燥、太不适合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家婉言谢绝了这次劳动的机会。下厂劳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我再次听到小鲁的确切消息，是20年后的1987年年底了，那时我在北京市体改办担任副主任。“十三大”之后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我的一个朋友唐欣从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调去政改室担任社会改革局副局长，我听说和唐欣搭档的局长正是陈小鲁。由于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那一段时间我并没有跟小鲁和唐欣打过什么交道。

　　 政改室撤销后，我听说小鲁去了海南的亚龙湾开发公司。后来又和何迪搞了一个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主要从事咨询业务。这个期间，我和小鲁共同的朋友王波明，经常以“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名义举办一些研讨会、恳谈会以及各种名目的Party,在这些聚会中，我和小鲁常常见面，常常在一起侃山聊天儿。那时候我感觉我们之间4岁的年龄差，已经远不像1967年初次见面时那样明显了……

　　 2013年，听说小鲁写公开信，表示文革初期做为革委会主任，“对母校八中的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公开向“曾经伤害过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小鲁的这一行动，在母校和社会上获得普遍好评，同几个月后师大女附中宋彬彬道歉所获的恶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再听到小鲁，就是和安邦有关的消息了。前两年是一波，最近围绕安邦被接管和吴小晖被起诉，又是一波。安邦在金融、保险领域的翻江倒海，曾经跟吴小晖密切相关的几个权贵人物，特别是传说中吴小晖和卓芮婚恋的“牵线人”……使整个事件显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我想，这一切都会对小鲁形成压力，非常不利于他的健康，甚至给他昨天的不测埋下了伏笔……

　　 我一直认为，自己认识和听说的陈小鲁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是一个颇具平民意识的老老实实的好人。我同时也认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经商或参与经商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并且正在转型的国度。人们普遍诟病的权贵经济权贵政治，特别是搞得如此骇人听闻的吴小晖之类的权贵资本毒瘤，对我们的国家极其不利；从根本上讲，对涉身其中的高干子弟也十分不利。

　　 2018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