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9-08-18 07: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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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综上所述,找到支配中国卷入甲午战争的真实观念,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把甲午前和甲午后重大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联成一个整体。太平天国大动乱和鸦片战争对儒学的反作用是经世致用的兴起,中国传统天下观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甲午战败宣告了万国观、也即自强运动的失败,其思想意义在于证明了在民族国家竞争的现代化潮流中,儒家伦理是不可欲的。甲午后,中国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从此,中国进入了大变动的20世纪。

  

   现在,我们对前面的讨论作一鸟瞰。一开始我们指出,学术研究的真实性通常是用客观性原则来保证的,即视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无关以及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由于“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无意义,故应该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取代“客观性”。接着我们证明,在历史研究中用拟受控实验的“真实性”原则,相当于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为此,我们提出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代替史实,以便将事件和与其相联的观念进行定位。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并不是去排除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将对象视为如同物那样的存在)就可以做到的,而是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该事件发生后又对该群体的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即它是如何改变支配该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由于改变了的观念系统通常又会影响人做出新的社会行动;新社会行动作为观念图像中的事件,又会对刚形成的观念系统结构产生冲击,如此循环往复以形成一条互动链。

  

   进而我们又指出,即使在同一事件中,对具有不同观念系统的不同参与群体,往往形成若干不同的互动链。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这样,为了寻找历史真实,我们不仅要研究涉及同一事件参与者的不同记录和表述,还必须分析不同参与者的普遍观念与社会互动形成的不同互动链。研究者可以从一条互动链走向多条互动链,一方面意味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成熟,另一方面亦是一种超越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读者或许已发现,从自身深陷在其中的单一互动链中跳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排除自己所处的观念系统对研究对象的笼罩而达到价值中立。我们又回到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上来了。这表明,并不是说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对历史研究和建立正确的历史记忆没有意义,而只是应从全新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位。准确地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是排除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而是通过寻找支配其发生的真实观念以达到可以超越该观念,使其转化为反思的历史意识。[37]

  

   同样所谓“价值中立”原则也并不是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超越一切价值取向(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把自己坚持的价值放到不同互动链相应的多种价值系统中,使我们信奉的价值系统成为一种可以对比的并且具有反思自己能力的存在。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多元的真实性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盲目地深陷在一种价值系统中不能自拔。

  

   综观对历史研究客观性原则的重新定位,其本质是在研究对象和主体的观念系统不可分离时,研究者如何保证经验的可靠性(真实性),并在真实性前提下达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所信奉的价值系统、所持的观念最大限度的分离,正是依靠这种分离,实现对特定价值系统的超越和走出特定观念系统的束缚,以追求思想的自由。

  

   显然,从这种客观性的新定位,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更为准确而复杂的“客观性”,可以简化为古典意义下的客观性?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这一问题,它相当于如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可分割的观念悬置起来,将历史事件当作不依赖主体的客观事实来处理?我们发现,与此相关的尝试构成了20世纪历史学中最具雄心的研究流派——年鉴学派。


九、与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对话


   从方法论上看,只要那些与历史事件匹配的观念,至今(或任何时候)不曾被忘却或从未消亡过,那么,就可以用同样观念去理解该事件的发生,这类事件可以当作和观念无关的事实加以处理的。

  

   事实上,历史学家处理的某一大类历史档案,如市场物价波动、商号账目、海关进出口、出入境报表、天灾、突发事件造成人命和破坏记录、交通意外、运动场骚乱等等,他们并不深究记录者是在什么观念支配下将该现象记录下来。这并不等于说,记录者是没有观念支配的(哪怕是例行公事、填表格)。社会科学家之所以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观念和动机可以忽略不记,是因为支配(记录)这些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在历史上和今天相同或类似。我们可以把这类历史记录当作独立于观念的存在,因而在研究中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

  

   早在19世纪,为了在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另译迪尔凯姆)曾对社会行动作过类似的定义。他将其称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所谓“社会事实”必须是可以独立于主体和观念的(或可以从研究者和记录者的观念系统中剥离开来)如同物体那样的存在。[38]众所周知,正是这一类“社会事实”构成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亦是鉴别社会科学理论真假的基础。自涂尔干的学生布洛赫(Marc Bloch)开始,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事实”研究终于在法国史学界全面展开,形成了盛大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存在两个著名特色,其方法论理据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处理某类历史记录文文件时,历史学家可以忽略支配这类事件的观念或将其悬置起来。

  

   年鉴学派的第一个特点是将大量的经济、社会生活史记录为研究分析对象。年鉴学派认为,只有把任何个别事件和记录放到社会环境里加以考察才能理解。这里所谓社会环境,主要指其发生的日常生活背景,特别是把它和当时普遍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现象相联系。换言之,年鉴学派把社会事实的核心界定为每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处理大量这类历史档案来写历史。

  

   我们知道,无论几百年前日常生活和今日有多大不同,作为日常生活核心的吃、穿、用,是服从同样的日常生活逻辑;特别它和市场经济相联系时,大多是可以用今日日常生活的逻辑来想象的(当然有时需用人类学田野方法来确认其真实性)。因此,在处理这类文献时,悬置记录者和研究者的观念,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出真实的解释。

  

   一旦把事件背后的观念悬置,历史研究中发现的结构就与思想变迁无关。它构成年鉴学派的第二个特点。这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布罗代尔指出在历史展开中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分别与“结构”、“局势”和“事件”相对应。其中,“结构”为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如地理、生态、社会组织等;“局势”指人口消长、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十年和几十年变化的节奏;而“事件”为革命、地震等突发性事变。在“结构”、“局势”和“事件”三种历史时段中,“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进程只起微小作用。[39]换言之,所谓历史展开的结构,只能存在于“长时段”(La longue duree)之中,“长时段”大多是市场经济法则和其展开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关系得到的统计规律。

  

   年鉴学派碰到的最大挑战,是不能较好地处理重大事件对长时段模式的影响。

  

   其实,年鉴学派既然将观念悬置,当然亦不能处理事件改变观念所导致今后事件展开的长期思想背景的不同。正如美国学者帕克(Harold T.Parker)指出的:“年鉴学派在开拓跨时代的宏观历史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就”。[40]因为年鉴学派忽略了历史展开中普遍观念与社会互动链,不仅导致年鉴学派在把握历史发展全过程方面显得不够有说服力,而且也使得这一派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史(其前提还是经济形态不变)和社会史。

  

   1968年,在中国“文革”的影响下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中,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由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il)和勒瓦·拉杜里(E.Le Roy Ladufie)接任。他们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倾向于把历史事件看成间断性的孤立事件,修正老一代年鉴学派着重于寻找连续性的总体史学。传统政治史和人物史,以及新起的心态史和和历史人类学,日益活跃。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代年鉴学派研究取向的转变,是力图再次回到“社会事实”中被悬置的普遍观念,及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事件研究中来。从方法论上来看,年鉴学派创始之初把普遍观念从历史分析中排除出去,现在又想将其塞进失去灵魂的历史事件中,令该学派发展陷于自我矛盾。方法基础的瓦解,以致于很多人不再把他们看成年鉴学派,而冠之以“新史学”名号。在方法论自我矛盾中,年鉴学派的影响力式微,而和新史学同步的后现代史学风靡,也就不足为怪了。

  

   1973年,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出版,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的登场。因任何史料(包括目击者的记录)都离不开观念和价值系统,过去的记录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后现代史学出于这种看法,主张研究的第一步是解读作为文本的史料。怀特指出,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41]

  

   用1976年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向世人宣布的“作者之死”的观点来看,不管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只有在原作者那里,文本才具有“一义性”;一旦作者死去,任何人在与文本的相遇 (encounter)时,都会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观念去解读该文本,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或记录者)赋予作品的意义结构(或表达的价值系统)对其他人(史学家或任一个读者)不再成立。

  

基于上述认识,后现代史学得到一个结论:以往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或历史诠释,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根本无法再了解历史的真实。历史研究充其量所能做到的,如1999年怀特在杜兰大学作题为“作为预期之实现的历史(History as FulfiHment)”的演讲时表述的那样:“历史研究的一个目的当然是重构性的,但是这种重构只能在建构的基础上达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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