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飘然高隐:古代功臣自我保全之道(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4 次 更新时间:2019-08-16 08: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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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惊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骛远,要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全身而退,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降落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做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若是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那就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诀,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骜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驭,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没有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奢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

  

   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全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人生韬略尽萃于斯,这既教我们在今天为之骄傲,因为它大大削减了历史上的血腥屠戮场面;同时却也让我们在今天为之悲哀,因为它使中国古代“人才”太多,“事才”太少,无论是皇帝、功臣,还是普通官吏,精力大多不在任事做事,而在于琢磨人,对付人。而“人才”过剩、“事才”匮乏,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没有希望的标志!

  

   功臣宿将全身远祸最直截了当也最是立竿见影的途径,自然是退出江湖,飘然高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下卷”上讲:“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说的就是历代功臣宿将自我保全的最上乘境界。

  

   春秋时期越国灭吴称霸的第一号功臣范蠡,无疑是较早洞察君臣关系的实质,未雨绸缪,及时“脱然高引”,飘然倏逝从而全身远祸的一个典范。

  

   范蠡是春秋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当时正值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之际,晋国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优势地位,联合和扶持吴国,南北夹攻楚国,使其处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处境。“三驾而楚不能竞”。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楚国如法炮制,决定策动越国在吴国后方进行骚扰,牵制吴国方面的战略行动,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范蠡与另一位楚人、战略家文种,就是为实现楚国这一战略企图而受命奔赴越国展开军事外交活动的。

  

   到了越国之后,范蠡受到了正一心一意想战胜吴国、以报世仇的越王勾践的极大信任,担任了越国大夫,主持越国的军事及外交斗争。“(文)种躬正内,(范)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他为勾践指明了对付吴国的正确战略方针,韬光养晦,积聚实力,等待时机,见机而作,“尽其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自处柔弱卑下的地位,争取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转弱为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欲擒先纵,后发制人,最后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越王勾践正是依据他的这一战略方针,并在他的具体辅佐下,发扬“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足兵求强;同时大玩“美女计”,搞性贿赂,使夫差在温柔之乡中流连忘返,与西施、郑旦“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荒湎政务,自废武功,从而彻底改变了吴越双方之间的优劣态势。勾践通过偷袭吴都、笠泽歼敌、围攻姑苏等重大战役,最终灭亡了吴国。显而易见,范蠡(连同他的伙伴文种)是越国灭吴、勃然兴起、称霸中原的决定性人物,是越国的大功臣,勾践的大恩人。

  

   不过,范蠡的睿智和高明,还不仅仅在于他才能的出众、韬略的超群,而更在于他头脑的清醒,识见的不凡。他没有让胜利埋没自己的理性,也不曾被君臣和谐的表面现象窒息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深深懂得,自己身为楚国人士,执行的是楚国的战略使命,这一点必定会成为自己与越王勾践之间的隔阂,在胜利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双方为了灭吴的共同战略目标尚可以携手合作,和衷共济;但是一旦胜利降临,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这种隔阂一定会迅速扩大,形成不可逾越的沟壑。另外,在和勾践的多年交往中,范蠡对其人的性格、气质、为人都已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了解。在范蠡眼中,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履危,不可与安”,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角色。所以自己当明白“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的危殆处境,懂得自己的赫赫功勋,这时恰好已成为自己惹祸杀身的催命符、夺魂律了。总之,“功高震主”与外来客卿双重因素的结合,使自己(当然也包括文种)处于随时被杀殒命的危险之中。

  

   基于这样的判断,范蠡不管勾践说什么花言巧语,许诺什么君臣共治之愿,怎么恳求,怎么挽留,都毫不动摇。他只认准一条选择,那就是见好就收,及时抽身,飘然高隐,杳如黄鹤,弃高官尊爵如敝屣,视富贵荣华似浮云。

  

   就这样,范蠡在事业最辉煌的巅峰,在仕途最顺畅的时候,宠辱皆忘、义无反顾地弃官而去,携带着红颜知音、绝代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浪迹天涯,英雄美人,剑胆琴心,谱写了其人生中更为华丽、更为灿烂的篇章。他们先后游历齐地、陶邑,隐姓埋名、尽洗铅华,称鸱夷子皮、陶朱公,以兵法的精髓指导经商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大获其利,“三致千金”,和稍后的白圭、子贡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下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富商巨贾。

  

   范蠡功成身退,以“飘然高隐”的方式,巧妙地躲避过越王勾践屠戮功臣之劫难,成为后人醉心向往的全身避祸之道的楷模。无数人钦佩他的眼光、推崇他的识见,艳羡他的际遇、效仿他的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然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使得范蠡那种“飘然高隐”以全身远祸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复制。因为范蠡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并立称霸、列国兼并争雄的时代,功臣宿将离开本国君主后,自另有安身立命之处,“天高皇帝远”,生存空间较大,回旋余地较宽。如伍子胥在楚国待不下去了,可以溜之乎也,跑到吴国寻求转机;乐毅被燕惠王猜忌丧失兵权后,也能够不辞而别,躲进赵国做他的寓公。因此,功臣宿将方可以“飘然高引”“不知所往”。

  

   可是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环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合乎逻辑颠倒为“君为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功臣宿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想“飘然高隐”,又谈何容易。

  

   于是乎,功臣宿将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走“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道路,努力进入“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境界。这方面,号称“兴汉三杰”之一、汉高祖刘邦的大功臣留侯张良给后人做出了成功的榜样。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传说为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其先世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张良亡命四方,为了替韩国复仇,他曾用重金收买刺客,趁秦始皇出巡之际,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遗憾的是,刺客的铁椎只击中了秦始皇车乘队伍的副车,使秦始皇得以逃过一劫。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也是一个血性男儿和英雄豪杰。谋刺失败后,秦朝政府展开了大范围的缉捕,张良只得更名埋姓隐居于下邳(今江苏邳县)。

  

   在隐居下邳期间,张良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一次偶然机会而得以逢遇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高人——黄石公,在经历了几多曲折后,他从黄石老人手中得到了《太公兵法》。应该说,这次奇遇不仅使张良的谋略水平得到根本的提高,更使得他的人生观有了本质的变化。他从此真正懂得了以屈求伸,以柔克刚的哲学真谛。知道真正的勇是大勇若怯,体现为勇武的精神、气概等内在素质,而不是那种只逞一时意气,全凭血气冲动的匹夫之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善于隐忍待机,老谋深算,工于心计的人,才可以牢牢占据主动,进退裕如,得心应手。

  

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良见机而作,聚众投效刘邦,成为其麾下最重要的谋士,替刘邦“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先后灭秦祚,破西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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