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 次 更新时间:2019-08-05 23: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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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  
乃者翦藩属,割要港,议瓜分,夺主权,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国家见重于世界的前提,是国民品格赢得世界的尊重。梁启超把“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阙”看作国民品格的缺陷,作者希望从改善国民品格出发,提高国家民族的被尊重程度:“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慑我耶?”(23)梁启超此类文字说理议论,在死气沉沉之中国和万马齐喑之中国思想界,如同黄钟大吕,让人警醒,催人奋起。

   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是果敢敏锐、极富救国救民情怀的。从学问饥渴的中国,来到新知识新学理纷至沓来的日本,梁启超在建立西学东来通道、向国人传播新思想的同时,引导国人清醒面对百年来天朝上国变而为老大帝国,文明礼教之民变而为东亚愚昧病残之民的现实,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自由幸福的高度,反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精神品格存在的缺陷,以扫荡沉疴痼疾,再造国民精神的魄力,呼唤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梁启超自称是“思想界之陈涉”(24),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二、新史学

  

   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的立论,是改良国民、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主体。围绕对“新人学”理论的阐发,20世纪初的梁启超还致力于“新史学”“新文学”的建设。“新史学”“新文学”从改良学术入手,以新学说、新学理、新观念支撑思想启蒙,支撑改良国民,支撑民族复兴。在梁启超“新民说”中,“新人学”是总目标,是核心;“新史学”“新文学”则是辅佐“新人学”的左右两翼。中国旧有的传统学术在西风东渐之后已是千疮百孔。支撑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新的学理、新的学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阐述学术与新民之关系云:“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我国屹立泰东,闭关一统,故前此于世界推移之大势,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则天涯若比邻矣,我国民置身于全地球激湍盘涡最剧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苟不自新,何以获存?新之有道,必自学始。”(25)同年,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释革》一文云: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6)

   世界大势进入“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中国恰处在竞争最剧烈之场,中国人没有退路。中国学人只有斟酌古今,考量中外,引进学理,变革学术,走国民自重、国家自立、民族自新之路。

   20世纪初肇始的史学革命,对国家自立、民族自新的大事业而言,意义重大。如果说梁启超的“新人学”讨论的是打造什么样的国民精神和国民品格,回答的是“我到哪里去”的问题的话;那么其“新史学”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解决的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晚清,讨论“我从哪里来”和讨论“我到哪里去”同样重要。因为“我从哪里来”牵涉到民族与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团结、凝聚、发展的情感基础。

   在近代中国,随着“进化论”的传播,优胜劣败的思想不胫而走。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渐次完成其民族国家的重建之后,中国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便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如何从历史和现实、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完成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极具建设意义的探索。梁启超在其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引入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以为国家是近代欧洲走出中世纪之后以民族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它包含土地、人民、服从法律、享有主权等要素。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在欧洲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以这种国家理念衡量中国,中国不是老大帝国,而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少年中国。梁启超发惊人之语曰: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27)

   黄帝子孙,聚族而居五千年,只有朝代之名,没有国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判断。依据这一判断,“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少年中国在梁启超心目中,是“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中国,是“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28)的中国。

   自《少年中国说》后,梁启超对国家与民族的讨论一发而不可收。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对中国史问题发表了很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宏论。

   首先是国家与国史之命名问题。梁启超以为: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29)

   在一姓之朝代如“汉”“唐”,外人之假定如“震旦”“支那”,约定而俗成如“中国”“中华”的三个方案中比较,梁启超倾向于使用“中国”为国名。超越一姓之朝代,以“中国史”的名称来称述国史。这样称呼,可以唤醒国人的自尊、自信。

   其次是中国史所辖之区域及人种。梁启超认为:中国史所辖之地域,应包括中国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满洲五个部分。中国史范围中的人种不下数十,但最重要者是苗、汉、土伯特、蒙古、匈奴、通古斯族六种。梁启超的这种界定,从晚清的疆域、民族、政治、文化的现实出发,摆脱中原与边疆、华夏与蛮夷中的许多问题纠缠,断言五大板块、数十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也共同成为中国史的主体。

   再次是纪年和历史时代划分。在耶稣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的争论中,梁启超支持孔子纪年。其理由是:“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30)

   中国史以黄帝为开端,其数千年历史可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31)将五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已是以简驭繁的极大成功;而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概括,更是神来之笔。这一经典概括,影响极为深远。

   此后,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字,继续将“中国史”有关问题进行深化。其主要贡献如下: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梁启超在其发表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以“中国”为国家之名,同时又使用“中国民族”作为民族之名。“中国民族”的称谓到了1902年写作《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已经改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既指汉族,又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已经比较自然地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32)。这一“悍然断案”,与“中国”名称的使用一样,同是石破天惊之语。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称谓下,黄河、长江流域孕育绵延五千年、纷纭复杂的东方文明,在梁启超所阐发的符合世界通义的国家与民族学理中获得统一,成为政治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共同体。此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称谓不胫而走,日趋丰富。梁启超的初创之议,功不可没。

   二、鼓吹新史学与史界革命。梁启超1902年所写的《新史学》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33)史学是民族团结、群治进步的基础。史学在中国虽然发达,但与国民进步无关。中国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有此四弊,复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于读者来说,恶果有三: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梁启超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必须有新史学,必须有史学革命。“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一是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二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三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之后的公理公例。梁启超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34)

   三、礼赞中华民族。在“新人学”国民性改造话题中,梁启超批判反思的词汇居多;在“新史学”论及“中华民族”的话题时,则充满着骄傲与礼赞之语。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礼赞中华曰: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35)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始文明的这一论断,曾鼓舞了多少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而此说的创始者是梁启超。

对东方文明来自骨子里的骄傲自信,在世纪之交,构成了强大的思想与精神气场。梁启超“新史学”借鉴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成功经验,传播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唤醒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其“中国”“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性使用,显示出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力,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意义非凡。“新史学”号召历史书写与研究走出知朝廷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群体,知陈迹而不知今务,知事实而不知理想的误区,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梁启超身体力行,着意从泰东历史文明中挖掘可以让中华民族引为骄傲的思想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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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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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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