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等: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5 次 更新时间:2019-08-03 0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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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摘要: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之际, 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 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直至谢幕。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 初期通胀严重;但通过土改, 仅用1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其中的关键机制是, 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 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货币折实、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 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实物本位”和“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特征, 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之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 不仅显著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投机吸纳货币”, 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国初通胀; 土地改革; 货币吸纳; 货币折实; “去依附”主权货币;

  

   作 者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刘亚慧、唐 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董筱丹 ( 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引言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之中。这场通胀可溯至1929年那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 美国为摆脱危机而调整了国内的贵金属政策, 但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转嫁导致了民国政府的贵金属本位无法维持, 纸币化改革后长期陷于高通胀, 再度依赖“顶层设计”而把外汇作为本币依据的“金圆券”深改, 却最终导致了民国金融、财政和经济体系的全面溃败。

  

   1949年以后, 在遭遇西方封锁致经济基本面形势更加恶化的局面下,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常识, 新政权仍不具备走出这场通胀危机的可能。事实上, 通胀形势确实一度恶化。

  

   但令人关注的是, 这场严重的恶性通胀却在不到一年内被彻底平复;1更令人不解的是, 治理通胀中不仅财政赤字压力未减, 而且弥补赤字还得大量增发货币……历览古今中外, 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的例子少之又少。2而由财政危机引爆金融危机, 连带发生外贸巨额赤字或者外汇危机, 进而引发革命等事例, 则比比皆是!很少有执政者能在多重危机的连环爆发中全身而退!

  

   学术界已有研究着重介绍了国初四次通胀的背景、过程和治理措施, 分别指出了政治稳定、折实制度、经济调控、土地改革等的重要作用, 345但大多侧重单一主题历史资料的收益与汇总, 缺乏基于整全科学 (holistic science) 思想的兼具财政学、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本文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本文特别强调这一历史过程所发生的世界背景。根据世界系统论6可知,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中国作为一个非核心国家, 在经济危机时期几乎注定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成本转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尽管中国国内正值政治整合深化和民族资本主义高增长时期, 但西方正处于1929—1933年大危机的深渊, 其摆脱危机的过程充满了对外成本转嫁的阴谋与阳谋, 而对于被转嫁成本的国家来说, 一次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后人所见, 西方的这次成本转嫁, 中国人用了二十年时间以及一个朝代的更迭, 才彻底摆脱。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去依附”的典范, 也是发展经济学核心逻辑“储蓄 (S) =投资 (I) ”得以成立的孤证。我们曾经借助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 (dependence theory) 对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彻底“去依附”条件下的危机应对做出过解释。7本文重点构建土地改革与主权货币体系之间的逻辑相关性。

  

   深入研究民末国初通货膨胀从发生到化解的整全历史过程, 总结其中的机制性规律, 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 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和输入型危机,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分析1929年“大萧条”向中国的传导路径、国内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以及30—50年代金融危机的深化机制;第三部分分析新中国政权如何在上海打击金融投机, 并在全国城市通过储蓄、公债、工资“三折实”对人民币进行“做实”;第四部分分析新政权如何通过财政“做多”和土地改革两手作用, 彻底平抑物价, 确立了解殖、独立、自主的主权货币;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白银危机、法币危机与人民币危机:2 0 世纪30—50年代恶性通胀的产生与延续


   本部分首先分析导致民国发生恶性通胀的主要外部原因及其引发的“白银危机”, 其次分析民国政府推行外币本位的法币改革如何导致法币危机, 然后分析法币危机向人民币危机的延续与深化。

  

   (一) 白银危机打断民国“黄金增长”8

  

   1929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 危机之下金贵物贱, 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水平包括白银价格在1929年后急剧下降;又由于银价下降幅度大于商品价格下降幅度 (例如1929—1931年, 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40%, 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 , 因此, 大危机发生的前两年, 中国不仅能靠不同币制规避西方经济危机向中国的传导, 还通过白银入超扩张了货币供给, 这才能持续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黄金增长”。

  

   但以上仅是昙花一现。1931年, 深陷危机中的英国、日本、印度为提振经济, 相继放弃金本位, 主动进行本币贬值, 仍然维持白银币制的中国随即货币升值, 国际收支急剧恶化, 国内白银本来就极度稀缺, 1932年又被迫输出白银735万两以对冲贸易赤字。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使中国雪上加霜, 中国货币兑美元从上一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 出口进一步下降, 1933年出口仅及1930年的58%, 贸易赤字只能继续靠净出口金银等贵重金属来弥补。1932年以后, 随着通货减少, 中国输入型萧条开始初现端倪。

  

   但这还只是序曲。使中国承受更大成本转嫁的是美国1934年开始实施以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并提高白银储备为主要内容的《白银收购法案》 (简称“白银法案”) , 致使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 到1935年春天, 国际银价已超过中国国内银价50%。由于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 民国政府紧急征收的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根本无法遏制白银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 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骤降至2.88亿元。9可见, 白银法案因政府直接出手操控贵金属市价和收储而极大破坏了中国的币制体系。

  

   由于中国通货被当作商品大量出口, 结果当然是银贵物贱, 通缩严重!由于出口白银的毛利在30%—40%, 超过绝大多数实业经营的利润水平, 城乡资金价格飞速上涨, 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 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 仅1935年, 上海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 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 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危机传导到农村, 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 1935年再下降3.7%。由于物价下降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 加上当年发生灾荒, 1934年农业产出比1931年下降了46%。10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势所必然地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 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白银法案对民国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

  

   注:中国在1932年开始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后, 刚发展起来的实体产业迅速萧条, 而城市则发生私人资本析出实体产业进入投机部门, 导致投机泡沫泛起的情况。这样, 在国民经济数据上仍然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于是, 1927—1937年又被笼统地概括为民国“黄金经建十年”。

  

   关于白银法案出台的原因, 大多数人认为此举是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为了获得西部产银州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的选票而为;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当时需要走出大萧条, 收购白银并推高国际市场银价, 就控制了银本位大国如中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命脉, 把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由白银转向美元;当中国的货币信用从白银变成美元之后, 要进口就只能买美国货, 相当于保护美国的工业复苏, 不仅可以挤占1934年以前靠以物易物贸易打入中国工业品市场的德国货份额, 也能借此增强纸币美元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 白银法案可以说是美国依靠向中国转嫁代价完成币制改革的后续, 民国经济骤然萧条则是美国转嫁代价的直接结果。

  

   (二) 法币危机导致民国政权覆亡

  

   白银危机发生后, 加收白银出口税、严厉打击白银走私等试图遏止白银外流的措施均告无效, 直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银本位, 实行外汇本位的法币制度, 国内的货币体系紊乱才告一段落。11虽然在当时及现在很多人看来, 这一币制改革是中国跃过金本位币制、一步进入纸币时代从而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 但从历史经验看, 由于此举建立的是一种依附型的货币体制, 是以英磅、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外围”货币, 因此币值稳定性决定于中心货币的支持程度。当二战后随着地缘关系改变, 来自中心货币的支持趋弱, 法币就被推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

  

虽然, 历史地看, 中国当时在列强环伺之下, 国家主权尚且属于“半殖民地”性质, 那么, 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重要核心——货币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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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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