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世界政治在某些领域或有倒退的危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9-07-28 16: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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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纵观自古至今的世界变迁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进步”的含义不同。在政治领域,所谓“进步”,应当是指人类普遍的安全感增加,暴力活动减少,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走向稳定,财富总量增长,社会价值的分配更加公正,人与人之间在权利方面更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自由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等等。但我们也看到,历史在前进道路上常有曲折和羁绊,人类未来难免面临巨大的逆流和“黑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以下这10 个方面看,世界政治既有进步,也在某些领域停滞不前,或有倒退的危险。

  

   (一)人类暴力逐渐减少,但战争的毁灭力增强。

  

   战争和其他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在世界历史上呈下降趋势(两次世界大战是特例)。在我们生活的当代,参加过战争或经历过战乱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低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大范围的长期和平有可能实现。直到“二战”,国家之间战争的目标都是夺取更多的领土,掠夺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国内战争则大多是夺取政权。但到了今天,世界市场的开放、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等因素,使为争夺领土资源而发动战争不仅在物质利益上得不偿失,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舆论的谴责。大国间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降低了突发事件演化为战争的危险。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战争手段,如发动流血军事政变,也都普遍受到抵制和孤立。

  

   但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一旦发生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这一点。今天,仅是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全人类。国际核裁军进展缓慢,而有能力、有意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在增加。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努力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时代,网络战、太空战和其他新的毁灭手段所能造成灾害的程度,并不亚于核战争。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掌握战争手段的组织和个人能够理性行事。但是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战争会因非理性决策或突发事件而引发。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全都担心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军事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人类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进步,甚至使其逆转。

  

   (二)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也造成了对地球生态越来越大的破坏,使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政治问题。

  

   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使人口数量激增,人均寿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发展,也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现代产业革命最深刻的悖论就是,一方面人类掌控生物圈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展示出足够能力,表明我们可以正确运用这种掌控力,使生物圈更加平衡、可持续。”于是,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

  

   (三)世界物质财富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18 世纪以前,世界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此后的工业革命促使世界人口进入迅速增长的时期。世界物质财富的增长同人口增长呈现正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人类的总财富和平均财富在持续增长。当然,财富增长永远不可能达到在绝对意义上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四)人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趋严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过去25 年里,人类发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许多人落在后面。妇女和女童、农村居民、原住民、少数族群、残疾人、季节性劳工、难民等,都是世界上贫困、被边缘化、易受伤害的人群。他们是遭受系统性排斥最严重的群体。他们不仅面临经济上的障碍,还面临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如果不消除根深蒂固的发展障碍,包括歧视和政治参与中的不平等,各国、各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上述问题, 发达国家也需要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挑战:超过三亿相对贫困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1/3 以上是儿童。

  

   当今世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是空前的。近几十年来,相对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公正平衡的调节器的作用,有的政策甚至加大了收益分配的失衡。如果说财富增长代表人类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至少部分抵消了这种进步。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动乱、暴力和战争,都不是源于贫穷和落后,而是源于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平等和公正的缺失。

  

   (五)全球化不可逆转。

  

   “一般而言,全球化概念指的是越变越‘小’的世界,用更为学术性的语言来说,指的是时间和地点的压缩。全球化意味着各种边界的系统性减少。”“全球化”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和流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回顾远古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群体交往越来越多、世界越变越小的全球化进程。

  

   同西方扩张时代一样,当代全球化推动了资本、技术和知识的传递和分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全球化的自觉推动者是相对获益者,被动接受者是相对受害者。资本主义以其自私的利益动机和许多丑恶的方式,在不自觉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今天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受到西方政府支持的跨国公司,就像当年马克思评论英国在其印度殖民地时所起的作用那样,“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上那种社会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问题只是其进程中谁受益更多、谁受损更多,前进道路上所遭遇逆流的大小和多少,以及人类是否有能力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

  

   (六)在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公民自由和权利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多约束。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国内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随着技术日趋发达,个人活动范围扩大了,吸收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家对资源和社会的控制力也增强了,某些方面的个人自由逐渐受到限制。人们享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在技术上很容易受限于政府和社会的监控,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范的约束。比如,内心怀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思想的, 今天依然大有人在,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公开出版物中,蔑称其他种族为“野蛮人”“低等动物”,或歧视女性的“言论自由”,在绝大多数社会都不被认可。

  

   (七)以法治、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但民主的实现方式多样,并无一定之规。

  

   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后的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议会制、普选制、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巩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其政府形式和法律之间的相似之处,多于它们同古代王朝、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足以证明,立足于强政府、法治和民主的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现代国家体制不会再倒退至过去那种封建专制、政教合一、殖民帝国的体制。但是,建设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以及法治、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在世界历史上多种多样。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善的,都可能衰败,都必须在社会变革中与时俱进。

  

   (八)基于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主义十分强大。

  

   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以来的三个多世纪里,主权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独立国家的出现远远多于国家的合并。民族分离主义此起彼伏,将推动更多国家的产生。

  

   民族主义对于加强社会控制和国家团结是必要的。民族主义虽然强大,却只能凝聚内部,不能吸引外族,不能增加自己对外的软实力。宣扬本民族的伟大,在他人听起来无异于贬低其他民族。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以激发国内民众的民族情感,但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引起共鸣,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永远是一把双刃剑。

  

   (九)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宗教信仰同世界政治发展如影随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消亡。也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安全感、社会公正与平等,同这个社会信教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有明显的关系。政治显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正教在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和冷战后的俄罗斯所经历的不同命运似乎可以说明,政治对民族宗教信仰所起的长远作用是有限的。同民族主义类似的是,宗教只能凝聚相同信仰的教徒,却排拒其他宗教。就宗教的排他性而言,如果像亨廷顿那样将“文明”界定为宗教,那么“文明的冲突”的确存在,问题只在于这种冲突是否演化为大规模暴力。与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多数宗教是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的,也因而对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走向的影响一般小于民族主义。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世界各个主要宗教都比民族和国家稳定得多,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基督教和佛教都已有2000 多年历史,而没有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能有那么长的历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其结果是国家消失了,宗教却存活下来。许多国家都试图毁灭国内的所有宗教或某种特定的宗教,但这种努力鲜有成功。特定的宗教当然也会发展演变,会消亡,但其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小于文化的其他部分(如语言、娱乐工具、穿着和饮食习惯),更小于民族和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无穷无尽。

  

   (十)全球政治体系有望继续朝着有序的方向演进。

  

从历史上看,政治秩序的建立由村社到城邦、封建国家、帝国体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后,除南极大陆等极少数陆地以外,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不再有完全无序的地理区域和功能性领域。正如《金融时报》的一则评论所说:“就算有再多瑕疵,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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