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哈佛书简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9 次 更新时间:2006-11-14 23: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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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较平稳的接近百分之十的年平均增长速率(按经济普查后调整后的增长数字计)。一个大国经济体能保持连续近30年高速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和了不起的事。在不断向前延伸着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如果说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在世界上还有什么经济奇迹的话,那么,毋庸置疑就是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了。

  近些年来,尽管国际上不乏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无力持续、中国正面临金融和环境危机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言,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包括笔者本人)也曾一度根据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国内消费一直疲软这一现象对中国能否保持这个高速增长多久存疑,然而,令国际、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和观察家跌破眼镜的事实却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下来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却一直不减。最近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前三年中国经济连续超过十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的基础上,200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己经达到10.9%,以至于有的国内外有专家和机构估计,2006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又将会超过10%。

  中国经济这近30年的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的动力机制是又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

  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主要是出口)均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就目前的中国的经济格局而言,投资和出口已经占到中国总GDP的80%以上,且2006年第二季度,固定投资和出口均比去年同期均增长近30%,这无疑是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又将超越10%的主要贡献因素。即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看来,要对就发生在当代、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近30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一番令人信服的解释,确实是个蛮费脑筋和思量的理论问题。现象和事实就在那里,但要解释现象,要说明事实产生的背后道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理论事”。要对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一个真正到位的理解,我们似有必要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问题,甚至有必要跳出纯经济理论的思维巢臼,从其他方面来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和文化原因。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旦发生,既会产生简单的理解和复杂的解释,也常常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下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解释中的三种“奇异观点”,然后看能否从中整合出一条令人信服的综合解释思路。

  

  解释之一:中国人智商高

  

  面对破解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理论解释上的种种谜局,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最近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在世界上,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林恩教授的这一解释,决非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经由他30年多年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而得出的一个自然结论。作为一个心理学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林恩教授就已经开始从劣生学(Dysgenics)和优生学(Eugenics)的分析视角,研究了各种族的平均智商与各国的经济表现的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在1991年的专著《奇迹经济的秘密:一些国家对竞争和货币的不同态度》一书中对此做了初步论述。在1996年出版的《劣生学》和2001年出版的《优生学》两部著作中,林恩教授初步奠定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动态考察的理论框架,并在2002年出版的《智商与国民财富》一书中,林恩教授进一步把各国的经济表现和发展水平与各民族的平均智商水平联系起来了,并从而发现,一个民族的平均智商与这个民族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正相关:那些民族的平均智商高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一般较高。尤其是在其2006年出版的新著《种族的智力差异:一种进化分析》一书中,林恩教授提出了他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对这部著作的自我介绍中,林恩教授指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以来,已经有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一些国家贫穷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而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个民族的智商高低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关系来做出自己的一些理论解释。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资料后,林恩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高于欧美白种人近5个百分点,更高于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种。基于这一发现,林恩认为,欧美白种人智商高,所以欧美国家先行富强起来;日本人和韩国人智商更高,所以随后也发生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起飞;而中国人智商最高,不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也是迟早迟晚的事。不久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林恩教授更明确的指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中国人的高智商几乎完全相关。他说:“一旦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

  不管林恩教授的这一研究视角是否是有意独辟蹊径,或者说还有失偏颇(譬如他的这一研究进路难能解释这么聪明的中国人却没有像欧美民族国家那样在近代率先经济起飞这一历史史实),但至少现在看来他的解释不无道理。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均有成千上万的成功华人企业和各界成功的华人人士的大量事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他的这一观点。再说,除了中国近代落后(这一历史史实有着复杂的文化的、制度的、传统的和历史的原因而需要专门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解释)外,还很难想出其它任何理由来证否林恩的这一断言。

  

  解释之二:中国人精明的经商精神

  

  在反思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笔者前两年也提出过一些自己的理论猜测,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与华人的精明、勤勉和坚忍不拔的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密切相关。

  在2002年发表在《新财经》杂志第12期上的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体制转型与文化精神”的专栏文章中,笔者就曾初步梳理了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文化原因,从中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猜测: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可能与明清以来(甚至自宋代以来)江南民间工商业自发繁荣的历史传统有关,或者说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社会所承传并遗留下来了一种历史的经商文化精神密不可分。当时笔者还猜测到,这种中国大陆江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商业文化精神,可能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诸国的华人——所独有的工商业经营精神同宗同源,或者说类似于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在那篇专栏文章中,笔者还曾指出,尽管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既有政策导向、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方面的原因,也有资源禀赋、后发优势,外资流入,人力资源充足、市场容量大、国际环境较合宜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但这些体制因素、要素禀赋和环境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终原因。在那篇专栏文章中,笔者还曾提出了以下两点理论断想:“第一,市场秩序本身有其内在的自发力量和自身发展逻辑,因而给定一定的资源和社会条件以及政府允可的自由空间,市场本身会孕育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第二,在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以及现存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发育和扩展市场方面,绝不比任何其他族群或西方文化精神差和逊色——如果不是说更好的话。”

  2003年,在访问印度一周归来后,有感于中国和印度这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异,笔者也曾写过一篇“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见《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合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又进一步指出,除了商业诚信外,文化精神与市场秩序,进而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与否的一个更为直接的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来传递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进一步猜测到,在20世纪末的二、三十年中,印度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落后于中国,中国一些内陆省份和地区之所以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在于前两者中,大多数人相对匮乏这种商业精神和(生意)经营意识。

  在2004年,山东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学者曾对广东、浙江、江苏、上海以及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做了一些综合比较研究,并为此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在为这部学术专著所撰写的代序言“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曾发表于《东岳论丛》2004年的6期),笔者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几个省市较中国内陆和北方省份率先发展,从某些方面应该归结为数百年来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珠三角一带的“岭南文化”中所承传下来的民间商业精神。根据一些同仁的理论研究,笔者在那篇文章曾指出,盛行于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和人文传统,历来有重商轻农的突出精神特征,这使得江浙人机智敏捷,精于商道,并富于开拓和冒险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中的现实精神遗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意识,基本上是相符的或言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广东珠三角一带之所以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岭南文化中的“崇利”和“重商”的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或者说是一种同生现象。具体说来,岭南文化精神中的多元性和重商传统,开放性与开拓精神,兼容性与善于变通,反传统与敢为天下先,以及追求感观享乐、直观务实并具有冒险精神等品格,实际上与广州、潮州以及泛珠三角地带近代以来的工商繁荣是互相促进且密不可分的。自近代以来,在珠三角地区地区,人们逐利之广,上至官僚地主,下至士子农人。这就导致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人们的经商活动十分普遍,以至于“崇利”的商品价值观渗透到岭南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市场化进程先于全国其他省份,这本身就是一个例证。另外,广东的经济结构这些年来不断向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说来这也正是目前经济学界所常说的一个持续的“市场深化”过程。由此看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秩序率先在广东兴起并不断向外“辐射”和“扩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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