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文書遺珍:清代前期中日長崎貿易的若干史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2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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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清代前期,屬於江户時代的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僅開放長崎一港,允許中國和荷蘭商人前往貿易。學界尤其是日本學界對於中日長崎貿易的研究,徵集和哂昧烁鞣N文獻,已經取得了極爲豐碩的成果,諸如貿易的制度及其前後演變,歷年貿易的商品種類、數量、總額及其價值,唐船的型制、出發地、番號、進出長崎的數量,唐人在長崎的居留、貿易情形乃至衍生的社會問題,海難唐人的救助措置,唐通事的作用和生活,長崎貿易對於中日兩國經濟特别是對於日本財政的作用和影響等,均有深入的探討和明晰的表述,能够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似乎不大。惟於至今存留的《漂海咨文》抄本和《天保十二年唐貿易公文書》等材料,尚未見人使用,其中一些文書揭示了不少尚未見人論述的内容,關涉長崎貿易較大,彌足珍貴。本文擬主要利用這些文書,結合其他材料,對清代長崎貿易的若干史實作進一步探究,拾遺補闕,期能細化和推進中日長崎貿易史的研究。

  

   一、正德《海舶互市新例》頒布的理由

  

   清廷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後,赴日唐船數量激增,日本金、銀、銅嚴重外流,日本國内銅對銀的比價迅速上升。貞享三年(1686)進入長崎港的唐船多達102艘(其中重載返回19艘),次年更多達137艘(其中重載返回19艘)。元禄十年(1697)入境唐船80艘,貿易總額達13000貫,折成黄金,共爲216000餘兩。當時,每年流出的銅,高達8902000斤。據寶永六年(1709)長崎奉行報告,從慶安元年到寶永五年(1648-1708)六十年間,共流出黄金約2397600餘兩,白銀達374220餘貫;從寬文二年到寶永五年(1662-1708)四十六年間,銅流出1億多斤①。爲扼制銀、銅嚴重外流的局面,幕府於貞享二年(1685)即清開海的次年,限定與中國貿易銀額爲6000貫,三年後因唐船持續激增,幕府又將接納赴日唐船數定爲70艘,元禄十年(1697)一度增爲80艘。限制貿易措施有限,難以奏效,寶永六年(1709),得到幕府重用的新井白石,針對長崎銅貿易的嚴峻形勢,作出了如下警告:“自有海舶互市以來,迄至今日,凡百餘年間,我國之寶貨流入外國者,幾失財用之半。自今不出百年,我國之財用將因此悉盡。此事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即便諸國(指日本舊時藩國——引者)逐年仍有所出,譬之於生人,則猶如五穀之類可比毛髮,無時不生;五金之類可比骨骼,絶無再生之理。五穀之生,尚有地之肥瘠,年有豐歉之時,况五金之出,產地既少,不得常采。以我有用之財,易彼無用之物,此非我國萬世之長策也。”②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正德五年(1715)幕府就將允許唐船入港數降爲30艘,以限制唐船貿易的規模和貿易總量。正德新令就是在這種背景和指導思想下出臺的。

   爲了這一新條令,幕府接受新井白石的建議,於正德三年徵求長崎奉行大岡越前守的意見。長崎奉行所提出意見書,涉及範圍很廣,包括(一)對於貿易銀額6000貫,日本在以銀、銅、俵物、各色雜品償付清商時,應按什麽比例搭配?(二)30艘清朝商船,又應怎樣具體分配?(三)清朝商船的載貨,應該怎樣核算成銀兩?(四)爲了限定每年來日船數,應該怎樣發給執照?(五)應該怎樣向清朝説明修改貿易法?新井白石參考了這些意見,擬出“改正商法大綱目”二百一十一條,計八卷,即《白石上書》,呈上幕府,獲准通過。這就是正德新令,或稱正德新商法。

   正德新令的内容,大體是:新令大綱共二十三條,於正月十一日下達給長崎奉行大岡清相,中心内容是縮减銅貿易,相應地壓縮來船數量與貿易定額。三月五日,大岡奉行向已經入港的船頭宣布這一新令。具體内容是每年的銅貿易總額限定爲300萬斤,唐船每年入港船數限定爲30艘,其中南京10艘,寧波11艘,厦門2艘,臺灣2艘,廣東2艘,交趾、暹羅、咬留吧各1艘③,每年的貿易額定爲6000貫,每艘約爲200貫,可以略有出入。不同出海港每年來日船數也有限制,並事先向來航船頭頒發信牌,規定只有持有信牌的船商方能進行貿易。

   幕府爲了公布該令,於正德四年八月,先命長崎奉行通令港内清朝商船即使交易完畢請求返航,也得等到明年春天。及至次年二月,便派大目付仙石丹波守、使番石川三右衛門二人爲上使,前往長崎。同年三月,把清朝船主等人召集到長崎奉行所,頒示新商法,並在旅館由通事詳細説明條款主旨,責成船主等出具甘結④。其信牌文字爲:

   長崎通商照票

   某某某

   長崎譯司 某某 特奉

   某某某

   鎮臺憲命,為擇商給牌貿易肅清法紀事:照得爾等唐船通商

   本國者,歷有年所,絡繹不絶,但其來人混雜無稽,以致奸商故違禁例。今特限定各港船額,本年來販船隻内,該某門幾艘,每船所帶貨物,限定估價約若干兩,以通生理。所諭條款,取其船主某親供甘結在案。今合行給照,即與信牌一張,以為憑據。進港之日,驗明牌票,繳訖即收船隻。其無憑者,即刻遣回。爾等唐商務必愈加謹飭,倘有違犯條款者,再不給牌票,按例究治,决不輕貸,各宜慎之。須至牌者。

   右票給港名船主某

   正德五年三月 日給

   譯司 限 到 日繳⑤

   從信牌的内容看,長崎奉行解釋實施新令的原因是因爲有“奸商故違禁例”,爲“肅清法紀”而起,而並没有交代因限止銀、銅出口而起,限定所帶貨物估價約若干的做法,也無法説明與“肅清法紀”有何關係。從實際來看,後來的唐船赴日貿易,却完全遵照了信牌所定做法。清船持有的信牌,現在也多有保留,研究者也多所引述介紹。

   學界對於正德新令實施的過程和内容,凡叙述長崎貿易者均有不同程度涉及,惟幕府基於怎樣的認識,實施了這一新令,却似乎從未見人論述過。幸叩氖牵?F存的《漂海咨文》⑥保留的内容透露了一些信息。今移録於下:

   長崎奉行備後守菅原、備前守源為海舶互市新例事:本職等欽奉旨,我載籍已降,有土有人,財用富贍,未曾借外國之資,蓋三千餘年矣。近者海賈通路,利孔始開,捆載遠方之物,蠹耗通國之財,况又私販溢出,並犯邊禁,固宜裁抑其貪濫,然不可不寓以懷柔之意也。乃命有司,更議市舶,著為定例。而今以後,海舶諸賈,欲從我法者,我亦來之,其不欲之,自當謝絶。欽此,欽遵。本職等謹奉新例,著該大小通事詳審條約,諄諄遍諭客商人等,各陳甘結。其或不肯從約者,治任疾去,勿復來棹。須至諭者。

   右諭海舶諸客商。准此。

   正德五年二月 日行。⑦

   幕府這一諭文,未見任何研究者引述,今承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岩井茂樹教授告知,諭文又見於《和漢寄文》和長崎縣立圖書館所藏《正德新例》中。兩者均爲草案,《和漢寄文》所收間有印刷舛誤和缺漏,是以不引。今將長崎縣立圖書館所藏照式移録如下:

   長崎奉行備後守姓、備前守姓為海舶互市新例事:照得本職等欽奉旨,我載籍已降,有土有人,財用富贍,未曾借外國之資,蓋三千餘年。近者海賈通路,利孔始開,捆載遠方之物,蠹耗通國之財,况又私販溢出,並犯邊禁,宜裁抑其貪濫,寓以懷柔之意。乃命有司,更議市舶,著為定例。而今以後,海舶諸賈,欲從我者,我亦來之,其不欲之,自當謝絶。欽此,欽遵。該本職等查得新例,著該大小通事詳審條約,仔細説與客商等,各陳甘結。其或不肯從約,治任疾去,勿得復來。須至諭者。

   右諭海舶諸客商。准此。

   正德五年二月 日行。

   比較長崎縣立圖書館所藏和《漂海咨文》所收諭文,基本内容是一樣的,但前者因係草案,奉行宣布新例的長崎奉行備後守和備前守,在諭文中都空缺,而以“姓”標出,諭文的口氣如“該本職等查得新例”、“仔細説與客商等”表述,也顯然與長崎地方官的身份不盡吻合,而《漂海咨文》所收諭文,顯然是在前者基礎上稍經改動潤色的,可見後者所收諭文即是發布之諭文。諭文發布之日在正德五年二月,都空了具體日期,本是要在發布之日現填的,顯然諭文發布日就是幕府派人前往長崎向清朝商人通諭之時。

   閲讀此件諭文,令人不禁想起後來清代乾隆皇帝的諭令。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遣使臣到清朝,要求清廷同意該國派人住居,以便照管貿易。乾隆帝以敕諭的形式回覆英吉利國王道:

   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招倪h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明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程回國。

   又敕諭道:

   爾國王遠慕聲教,向化維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眨?畲蟪紟ьI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敕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禀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⑧

   日本幕府和清代乾隆皇帝的諭文,前後雖相隔將近八十年,其中心意旨却大體相同,而只有用詞之稍爲區别。兩者面臨的外貿情形迥然不同,而對外國宣布的表面詞句竟如出一轍。幕府聲稱:日本“有土有人,財用富贍,未曾借外國之資,蓋三千餘年矣”,乾隆宣稱:“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兩者撫馭外邦、懷柔遠人的口氣十分相似。兩者對外宣稱的意思,都在傳達一種信息,通商貿易,是施之於人的恩澤,其宗旨都是要限制對外貿易。但幕府的諭文稱,對外貿易暢達後,國家“利孔始開”,而商人“捆載遠方之物,蠹耗通國之財”,加上“私販溢出,並犯邊禁”,屬於“貪濫”,固宜抑制,兼以“寓懷柔之意”。幕府的諭文回避了當時中日之間基本單向的貨物和銀、銅硬通貨的貿易結構,而只稱爲了抑制商人的貪濫,所以要更議市舶條例,限制貿易。中村質説新井白石的上書具有“儒家的理想主義”,而任鴻章也稱其爲“儒者的理念”⑨。幕府的諭文居然也是順着新井白石的意旨,以儒家理想主義的口氣,以財用富贍不必依賴外貿發布的。《漂海咨文》殘本爲我們提供了幕府頒布正德《海舶互市新例》有違實際情形的説辭。

  

   二、正德新令後的中日貿易實態

  

   正德新令只規定了赴日唐船的船數和貿易總額,自然無法對清朝商人販賣何種貨物及貨物的品質作出規定。新令實施後,清朝商人輸入日本的貨物的種類和品質,日方或者説幕府方面是否滿意,就此放任民間自由貿易呢?對此,既有研究從未提及。《漂海咨文》抄件中的有關諭令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内容。今移録於下:

各港船主等,邇來交易失信,甚係忽略,因定今後法例事。照得爾等唐人,通商日本,歷有年所,以至於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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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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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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