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 陈阳: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及其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2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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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   陈阳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可以分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需求管理主要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需求侧改革,供给管理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政策、财政政策、供给型创新、供给侧改革,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本文以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文件为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具体应用,并结合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创新之处。

  

   [关键词] 宏观调控、市场环境管理、创新、经济增长质量

  

   在世界宏观调控的舞台上,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是独树一帜的,这跟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制紧密相关。本文首先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做一个概括和总结,然后根据近年来中国关于宏观调控的文件尤其是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介绍这一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实际应用,随后把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跟西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做一个比较,并据此讨论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理想构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总供求模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苏剑(2017)[1]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求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他认为,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存在缺陷,其前提假设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价格刚性的存在。既然价格刚性是需求管理出现的前提,那么消除价格刚性就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治本之策。因此,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总供求模型(AS-AD模型)的情况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应由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价格管理三部分组成,需求管理包括传统的需求管理和创新支持政策。供给管理包括要素价格政策、供给型创新、调整企业负担的政策和行政手段。价格管理的目的在于克服价格刚性,恢复市场功能。

  

   刘伟、苏剑(2018)[2]把苏剑(2017)[1]中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价格管理”扩展为“市场化改革政策”。价格刚性只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宏观调控不仅要针对价格刚性,还要针对其他类型的市场失灵。因此,他们认为,这类政策应该被称之为“市场化改革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市场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本文进一步扩展并细化苏剑(2017)[1]和刘伟、苏剑(2018)[2]中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我们看来,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供给方,二是需求方,三是市场。市场作为交换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为供需双方的交易行为提供交易场所或交易所需要的其他各种条件,比如交通、通讯等等。就跟演戏一样,需要三方才能正常进行,一是有人演戏(供给方),二是有人看戏(需求方),三是得有戏院(为供求双方的活动提供场所)。因此,“市场化改革”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供给侧改革,即通过制度变迁等方式来调整生产方面临的各种约束和激励,达到调节供给的目的。这种调节可能促进供给,也有可能抑制供给。第二类是需求侧改革,通过制度变迁等方式影响消费、投资、各级政府需求或者对外贸易,从而调节需求。第三类是市场环境的改革[1]。这里的市场环境专指为了完成市场交换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比如交换场所、通讯体系、交通体系、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信用体系、金融环境等等。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刘伟、苏剑(2018)中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分解为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市场环境改革三大类,把“供给侧改革”归入“供给管理政策”,把“需求侧改革”归入“需求管理政策”,把“市场环境改革”扩展为“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市场环境改革”是对交易双方面临的市场环境进行的大的调整,比如市场体系的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改革和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改革、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市场环境微调政策”即为在这些方面进行的小的调整尤其是力度、节奏、规模等方面的调整。

  

   因此,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就应该包括三大类政策: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恰恰就是上述体系。它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接下来,本文主要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个别情况下也会引用其他相关官方文件。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我们就分别讨论这三大类政策及其在中国宏观调控中的应用[2]。

  

   [1] 这类“市场环境改革”中,不包括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改革。

  

   [2] 以下部分如未特别注明,则引用的内容均来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二、需求管理政策工具


   1、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确可以扩大需求,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用来扩大需求的主要政策。这种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需求的成本来刺激需求,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类政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其只关注需求的数量不关注需求的质量,侧重总量的调节而非结构的调节。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而在没有产品创新或者高的预期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时,无处可投的资金可能会流向房地产市场、股市等资本市场,催生资产泡沫。而当利率一旦提高,资金成本的上升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财政政策的效果也类似。从扩大消费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政府补贴等刺激消费需求,但如果没有新产品的出现,人们在消费传统产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刺激出来的消费的质量也越来越低。此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从根本上看,如果没有可以提供较高的边际效用的新产品,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就无法长期刺激消费的增长,而且即使有效,刺激出来的也主要是劣质需求。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以2019年的宏观调控为例。就财政政策而言,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与预算高0.2个百分点……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更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创造条件。”[3]同时,报告中也体现了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在刺激消费方面,报告指出要“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使符合减税政策的约8000万纳税人应享尽享” [3],体现了政府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刺激消费的需求管理方式。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3]

  

   2、需求型创新

  

   需求型创新指的是能够扩大优质需求的科技进步,即提供能够给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的产品创新,以及能够给企业带来较高的边际收益的所有创新。

  

   如果经济中有了收益率高的投资机会,即便资金成本较高,企业也会有较强的投资意愿;而就消费而言,如果出现了具有新性能的产品,比如曾经是新产品的手机、电脑,未来的扫地机器人等,这些新产品会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拉动总需求的增长。可见,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健康和增长,是建立在优质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持续的创新,这种创新在本文中被称为“需求型创新”。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刺激出劣质需求不同,需求型创新刺激出来的是边际效用或者边际收益率较高的优质需求,这种优质需求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过度刺激劣质需求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等问题,因而需求型创新应是目前需求管理的侧重点。

  

   需求侧创新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有论述。比如,报告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为以5G为代表和核心的新一代新产品的发明提供便利,信息产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跟5G相关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将成为未来投资的热点。如果5G是有前途的,跟其相关的信息产品确实给消费者带来边际效用更高的消费,那么这些消费需求就是优质需求,相应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将成为高收益的投资即优质投资需求。另外,扩大对外开放也是需求侧创新,通过扩大本国企业面对的市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面临的需求,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贸易方面,要“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3],就是通过服务创新拉动外需的举措。

  

   3、需求侧改革

  

   需求侧改革即通过制度变迁来扩大消费、投资、各级政府需求或者出口需求的政策。例如,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可以进一步拓展本国商品的销售市场,直接扩大外需。再如,通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降低居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从而提高整体消费水平。

  

   需求侧改革在中国宏观调控中被经常用到。在社保体系的完善方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适当提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准,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 [3],既强调了社保体系的覆盖范围,也提高了部分群体的社保标准,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总需求。同时,这些政策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提高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边际消费倾向,从而通过另一条途径扩大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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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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