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道德的存在论区分与法律的概念

——2019年6月11日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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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世纪还是隐藏着的。因为启蒙运动认为,一旦我们能够发现理性的奥秘,我们就可以按照理性来编制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绝对的真理啊,这是立法运动所基于其中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19世纪对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纪,它是法律或者说人的理性被张扬出来的一个世纪。在这个背景之下就会有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出场。法律成了一种人为的秩序建构,那道德到哪里去了呢?习惯到哪里去了呢?宗教到哪里去了呢?神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都退隐到人们的生活的背景上去了。法律的出场与道德包括宗教的退场是19世纪人类生活最触目的现象。19世纪人们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世纪,自认为是一个立法的世纪,是一个理性成功的世纪,但是没想到这种成功背后,潜藏着一种深刻的危机。

  

   2、分析法学及其内在困境: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这种危机就是分析法学或者实证法学它的内在困境。我们读霍布斯的《利维坦》或者博德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博德海默对霍布斯有一个评价,我们会认为霍布斯是个自然法学家,他是第一个自然法学家,但是当他的自然法学发展到最后的时候,要我们把每个人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来形成一个权威的结构,他认为这种权威的结构一旦形成了之后,我们就无法收回来了。那么,作为国家的权威的法律结构,对我们的生活就有一种强制的力量。所以博德海默认为霍布斯也是一个分析法学家,博德海默认为霍布斯的自然法学只有道德训诫的意义了,它真正的最后的一种发展结果,霍布斯就是一个分析法学家。道德与法律的分离,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法律无关善恶,法律没有善恶。什么良法才是法,什么恶法非法呀,在分析法学看来是说不通的。权利作为权威就这么建立起来了,你作为个人你要无条件对其进行监控,这就是分析法学的一个基本口号,那么这个口号在边沁的学生奥斯丁那里就得到了极大强调,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成为第一部分析法学的著作,奥斯丁成为分析法学或者实证法学的创始人,那么道德和法律的问题在这里发展到一个极端,道德就是道德,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就是统治者的命令,这在霍布斯那里形成了,道德是正义吗?凯尔森认为什么是正义,你有一个正义,我有一个正义,墨子也说过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各有各的正义,所以正义成了一个主观的,一个不可琢磨的东西。凯尔森提出,只有符合法律的才是正义的。这是客观的东西。在自然法学派看来,只有符合正义的东西才是法律,现在完全是颠倒过来了,完成了哥白尼式的转换,只有符合法律的才是正义。从这里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颠倒了,原先认为法律要符合道德,不符合道德的法律是恶法,是非法的。但是自然法学派也有其内在的矛盾。在分析法学派这里,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就形成了法律(法学)科学,以研究规范为中心。法哲学和法理学的不同之处,法理学主要是从分析法学和实证法学意义上来讲的,只研究规范,不研究规范是怎么来的。如奥斯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法律就是命令。当一个强盗对着你,让你掏钱,这个命令算法律吗?这就有其困境了。所以,分析法学就会受到道德的责难。什么叫法律?法律的正当性何在?当分析法学提出法律与道德的区分,一方面推动了法学的发展,使它在成为科学方面有辉煌的成就,分析法学带动法学发展。有人认为边沁是分析法学的第一代,但真正的创始人还是属于奥斯丁。后来奥斯丁的学说被他夫人整理出来之后,引起了法学的一个重大的运动,叫分析法学运动。他专注于研究法律的规范性程度,特别强调,如统治者他所规范性文件,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把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对其进行整理,使其形成一个内在自恰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的法律科学,就是奥斯丁他们所做的。奥斯丁、凯尔森、哈特、拉兹这些人都是分析法学家,一直到今天分析法学依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分析法学的脉络里面或者学术知识体系里面在不断的调整。奥**认为法律与道德毫无关系,哈特、拉兹已调整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能够吸收道德,道德能作为一种内在的视角会嵌入到法律的运作过程之中去,法律在道德的背景之下会有其意义,但是道德与法律没有必然关系。它们是一种外部的关系。我们在研究这个话题时,分析法学是一个很好的进入的路径,但是这个路径受到了很强烈的挑战,因为它们对道德的漠视,最强的就是凯尔森,他最极端的认为,只有符合正义的才是法律,只有符合法律的才是正义,正义一下子颠了,道德也是如此。道德是什么?其中有一个社会的背景,分析法学在是19世纪,但是有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分析法学受到重创,使新自然法学开始出现。

  

   3、新自然法学:拉德布鲁赫的“不能忍受公式”

  

   所谓新自然法学就是要重新安顿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一个主流社会里面,也许法律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出现了很多现象,比如希特勒时代,丈夫说了一句希特勒的坏话,妻子去报告官方,马上丈夫就被杀了。这样一些私心的领域浮现在公共领域里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样一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很尖锐。这样的法律是法律,是希特勒作为一个权威的统治者颁布了,但是这样的法律受不受到道德的审视呢?如希特勒通过了灭绝犹太人法律,这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也是一部法律,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统治者消灭犹太人是不合适的,这在今天看来是反人类罪,但是在当初法律与道德分离的转态之下它不是一种罪。所以,道德可以慢慢的进入的法律里来,作为一个实然的规范,在没进入道德之前是一个应然的规范,新自然法学就是在纽登堡审判之后出现的,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他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是在二战以后第一个对分析法学发起挑战的,他挑战分析法学也是一种自我鼓励,他早年也是一个分析法学者。他影响了一大批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法学导论》,在书里提出了一个“不能忍受公式”,“不能忍受”主要是从公民的角度来说的,假定国家通过了一部法律,使我们不能忍受。如国家通过了一部法律,要人人告状。如郭齐勇和邓晓芒讨论“亲亲相隐”好不好,这里面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呢?如前不久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不能强迫亲属去上庭讼告,这也是对古典的一个吸收。当一个公民不能忍受这个法律时,法律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就会受到挑战。另一个是从法官的角度来说,法律没法使用,法律就会受到挑战。这就是新自然法学。自然法学是从希腊一直到当代,当代在自然法学里有其深意,其中会涉及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二、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阐释


   现在讲第二部分,法律与道德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之中出现的。

  

   1、比较文化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道与理念

  

从中国文化内在自身的逻辑来看,我们会真正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可能会更有意义。为什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成为西方人的话题,是立法运动,是法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秩序,建构性的秩序力量,所以法律才出来了,因为法无情啊。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感情的理性。法不容情,对于中国人很重要。中国人讲天理人法,讲人情,但是今天正在接受西方人法不容情的观念。所以邓晓芒老师和郭齐勇老师的争论,可以慢慢研究,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其实不一定有理。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论证完了,其实没有完结,但是中国历史一个新的类型才开篇呢。从邓老师和郭老师终结的地方往前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更是你们(同学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魏老师说自己行走在广西这个地方,就如行走在文化沙漠上面,比较悲情,有股荒凉的感觉。有时候感觉非常悲催,有时又感觉很好,在这里我就是文化之灯,如果我不在那里读书,那里就会暗淡下去,所以每天都会读书读到十二点以后,一直持续了20年。这里需要讲一下为什么我的标题里面,把道和德中间加了“-”的原因。今天的语晦已经固话在我们心中,我们不知道这些语晦有没有历史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经过一个知识谱系去研究固话在我们头脑中的语晦,让其呈现出历史的境遇。如此想之后,以“道”为中心的很多概念会发生漂移,如道理、道德、道路。建议大家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我受这本书的影响很深,这本书的第一篇就讲,道和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和理之间也有一个缝隙。这本书可以作为我“新道统论”的基础。进入中西文化比较来认识中国思想的深味意识。中西文化的话语的比较一直没有结束。视野中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就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经过百年多的运动之后,我们认识自己到何种程度呢?这里需要进行一个学术总结。我在南京作了一个学术讲座,我就讲中西文化比较话语的内在逻辑,有人认为是中西文化类型的区别,有人认为是古今之别。冯友兰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古代的,西方文化是现代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类型上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是地理之别。我认为这样的观念不管有什么优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话语的研究看出,中西文化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金岳霖、余英时的笔下,中国文化最高的概念就是“道”,金岳霖先生讲的很清楚,中国文化最坚固、最核心、最内在、最崇高的概念就是“道”。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亦如是说,经过我自己的研究,确实如此。那么,西方文化他们最高的概念是什么呢?是“道”吗?不是。在《圣经》里面有“道”的观念,但是在西方哲学里,关于“道”的观念是比较淡的,它应该是“理念”。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那里,他们要追求什么呢?他们要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idea)。要追求最后的不变的范式,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整个先秦哲学,不管是儒道法墨,兵家、儒家等等,他们都没有这个意识。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创造的就是“道”的观念,而西方创造的是“理念”的观念。它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么,道和理念有什么区别呢?它们有三个方面的区别:1、道所承诺的世界观是一个整体性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理念成列的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观。道的整体的世界观渗透到我们所有的生活之中,如上天入地、天上人间,都是整体性的东西。孙悟空一下就从人间跑到天上去了,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如我这么多年在外地行走,落地生根,青山处处埋忠骨,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整个世界是一体的,死在哪里都是死。这种观念,慢慢追溯其学术史的根源,这种观念是古典的道论思想整体观的在人身上的一种投影。但是西方人不这样,西方人是理念的世界观,它是二分的。从古希腊开始,现象-本质、主体-客体、天国-人间、中-西都是二分的。2、道论里面反应的是主体性,孔子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人走出来的。庄子讲的:“道,行之而成。”道是人走出来的,没有人走的话就不能为道。荒道、窄道我们可以把它走宽,这一条道走不通了,换一条道。年轻时的道路和年长时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道路和西方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西方人不强调主体性,西方人要追求绝对的理念,我是很卑微的,那种高高的理念是重要的。我们是现象界的,所以本体、范式或者理念是绝对的东西,人是绝对的卑微的,在现象界的一个模本。3、中国人的道特别有历史性,西方人的理念没有历史性。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呢?中国人没有承诺背后一个绝对完满的世界,它认为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路是人走出来的。在走的过程中,我们要吸收前人的经验,不要走一段之后把前人给忘了,要一节一节的走。西方人没有历史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曾经说过,诗要高于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现象界的东西,诗虽然是感性的,它直观上可能把握到理念,看到理性的光辉。但柏拉图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诗是感性的东西,要把这些都烧掉,要纯粹的走向理念。如中国的政权也很强调历史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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