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日不落帝国”。而欧洲历史上争霸最后引发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私营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因此，马克思主义系统批判了这种市场与战场紧密结合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必然动用国家暴力来保护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资本主义在带来对内剥削的同时必然带来对外战争和殖民。今天美国对中国乃是欧盟、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发起不同形式的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由美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尤其是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本质所决定。这些年来，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谈经济不谈政治，以至于遗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美国陷阱》的故事和中美贸易战活生生历史无疑有助于恢复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常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老欧洲”在市场竞争中衰落，美国代表的“新世界”开始兴起。如果说“老欧洲”基于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和殖民来保持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相伴而行的初级形态。那么，从大英帝国晚期到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实际上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为高级形态。这个高级形态就在于将赤裸裸暴力隐蔽起来，更多其采用法律规则、投资贸易、金融体系、知识产权、人权、法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等来征服和扩大全球市场。如果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法律规则技术建构起金融、证券、投资和知识产权等来控制市场经济的“上层资本主义”。如果用约瑟夫·奈的概念来说，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更多借助于“软实力”和“巧实力”。然而，这些概念都不如霍布森和列宁的概念更为传神，即资本主义已经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个高级阶段。这个“上层资本主义”编制了一个超越于主权国家至上的全球金融、商业和法律网络，从而推动建构一个超越于主权国家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的中心从早期的威尼斯、荷兰一直到伦敦和今天的纽约，以至于推动形成20世纪的英美世界帝国。

　　

　　 正因为这一套复杂法律体系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很隐蔽，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乃是自由的象征，而忽略美国的本质乃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自由帝国。尤其在冷战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的自由特征被无限放大，而帝国本质未能充分揭示出来。直到进入后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其资本主义全球自由帝国的本质才逐渐暴露出来。美国精英阶层毫无掩饰地宣称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主宰全球的“新罗马帝国”。而他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地方就是他将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尽可能隐蔽起来，而采用各种“软实力”或“巧实力”来建构上层资本主义。比如挟持国际组织的权威来命令主权国家，从而主张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人权高于主权；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商业贷款附加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要求，并编织“华盛顿共识”的软实力来推动弱小国家的体质改革，从而让美国资本轻而易举地控制弱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力量，将其固定在世界帝国体系的边疆地带。为了推进全球帝国的控制，美国动用各种“软实力”来推动“颜色革命”，摧毁主权政权而建立依附于美国的“附庸国”。只有在这些“软实力”或“巧实力”无效的时候，美国才直接采取军事暴力来摧毁重建，比如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介入叙利亚战争，而今天有准备在伊朗、中国南海和台湾进行军事威胁，以配合对中国的贸易战。

　　

　　 美国正是依靠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复杂手段，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如何政治上不服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开始挑战美国，就会遭到美国采取各种办法系统打压，即使连美国的盟国都不例外。美国打压日本而签署的“广场协议”是最著名的例子。至于打压欧元也有各种例子，甚至包括对关键人员设计“司法陷阱”。比如法国人卡恩积极推动欧元与美元展开竞争，并主张欧洲与亚洲联合起来，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当他准备参加法国总统竞选的时候，美国就在纽约以“性侵”的荒唐理由逮捕并起诉卡恩并最终无罪释放，但他经此打击已错失参选法国总统的资格，黯然退出政坛。由此可见，孟晚舟蒙狱和皮耶鲁齐的审判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际上是美国用来打压其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对手以维持全球帝国霸权的常规手段。

　　

三、“长臂管辖”：美国司法霸凌与全球治理的矛盾

　　 在美国调查处罚中兴通讯事件的过程中，不少法律圈子和商业圈子的开明人士普遍叫好，认为美国的指控证据确凿，批评中国企业没有法治精神和契约意识。《美国陷阱》出版之后，又有开明人士认为，不要将这个案件与华为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中兴通讯和阿尔斯通被重罚的天经地义的，好在美国如此庞大的司法机器至今没有找到华为“违法”的证据。然而，这些开明人士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他们将全球的法治治理变成美国的依法治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美国霸权的立场上，将美国看作是世界警察来在全球来推行美国法。他们忘了追问一个根本的法理问题：为什么美国司法部可以调查一起法国公司与印度尼西亚的商业交易？为什么美国法院对美国领土之外的经济活动拥有司法管辖权？为什么美国可以将自己的国内法凌家于国际社会之上，从而对其他主权国家或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司法调查和司法审判？如果美国的法理逻辑成立，那么那中国司法机构或其他主权国家的司法机构是不是拥有类似的司法管辖权呢？这样的问题迫使我们在国际法意义上思考全球法律治理问题。毫无疑问，今天的国际法虽然起源於西方的建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联合国体制始终强调国际法的民主基础，即主权国家的承认和认可。然而，美国不断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美国的法律霸权。这就构成了今天全球法律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谁来制约不受约束的美国霸权，尤其是美国通过其国内法的“长臂管辖”所形成的全球司法霸凌主义？皮耶鲁齐之所以陷入美国的“司法陷阱”的起源，其法律根源就在于美国将其国内法中的“长臂管辖”原则通过《海外反腐败法》伸向全球。我们只有深刻认识美国建构全球帝国霸权的法律技艺，才能思考如何应对和破解美国司法霸凌主义。

　　

　　 “长臂管辖”是美国联邦制的产物，它赋予一个州的司法机构对与该州发生“最低联系”的他州公民或法人行使司法管辖权。由于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每个案例中都可以由法官创造性提出各种“最低联系”标准来扩大司法管辖权。在这个意义上，“长臂管辖”是美国打破各州分割的边界从而建构统一的联邦司法体系的重要手段。二战后，随着美国霸权的建立，“长臂管辖”也通过美国法逐渐延伸到对美国公民和美国企业在全球活动的司法管辖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扩展就是1977年的《海外反腐败法》中明确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的公职人员贿赂。

　　

　　 在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扶持了很多腐败政府，比如我们熟知的南韩、南越、中东、拉美，美国利益与这些政府的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且美国公司通过商业贿赂来打开外国市场已成为全球丑闻。比如美国企业在洪都拉斯制造的“香蕉门”（Banana gate）丑闻，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通过贿赂销售飞机的丑闻甚至导致日本首相引咎辞职。在当时美苏竞争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通过这个法律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重新树立美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形象。当然也有一些更深层的考虑，即担心美国公司依赖商业贿赂占据市场会损害其在研发上的投入，不利于维持美国公司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这个法律相当于美国对其公司在海外的活动进行严格的法律控制，防止其从事腐败活动。当然，这个法律在道德上的宣传效果远远大于法律实际效果，一方面因为当时美国取得海外证据有相当难度，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担心约束美国企业反而将市场让给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推动“新罗马帝国”的建设，将国家战略重心从赢得冷战转向捍卫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美国利用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加快了将“长臂管辖”延伸到全球的步伐。一方面美国运用其对盟国的政治影响力，将海外反腐败法加以国际法化。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推动的海外反腐败法，此后国际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泛美开发银行等都通过类似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修改法律将其“长臂管辖”原则伸向域外的外国公司。根据修改后的法律，任何一家外国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都进入到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特别是9·11之后，美国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道义制高点，通过《爱国者法案》授权美国司法机构获取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通讯信息、商业交易信息，这更加便利美国司法部门收集证据。而在2018年3月通过的《云法案》更要求进入美国司法管辖的互联网公司要将云上存储的数据转交给美国政府。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通过“长臂管辖”原则从国内伸向全球每一个触角，美国将其他国家的公司、公司管理人员乃至普通公民都变成美国司法“长臂管辖”下的臣民。《海外反腐败法》从一个约束美国公司的美国法转变为美国干涉他国企业、打击外国企业的工具，变成美国对其竞争对手“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摇身一变为“商业007”，利用“长臂管辖”对全球大企业、金融机构、基金会及各种非政府组织进行地毯式的扫描，对美国公司的商业竞争对手进行精准的打击。事实上，如果不是美国如此打压华为公司，可能连中国人都不知道华为究竟发展到怎样的技术高度。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商业机密和中国公民的个人隐私的了解掌握程度恐怕远远超过中国政府。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可以对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关键时刻发起致命的精准打击。阿尔斯通、中兴通讯和华为都不是孤立的个案。美国政府早在2008年处罚德国西门子3.5亿美金，2010年处罚英国宇航公司4亿美金，2014年处罚日本三菱日联银行3.15亿美金，2014年处罚法国巴黎银行89.7亿美金，2017年处罚意志银行72亿美金。当然面对高额处罚，这些企业都采取和解认罚的手段接受美国的法律管辖。

　　

　　 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成为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美国已经开始运用“长臂管辖”来打击中国企业。最近一些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已落入“长臂管辖”的司法陷阱，且无一例外选择和解，忍气吞声认罪认罚以避免美国式诉讼拖累企业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中兴通讯遭受22亿美元的处罚和公司管理层接受美国的改组方案。由于这种“长臂管辖”不仅针对企业，而且针对企业的管理人员，因此美国往往会从弱小的个人入手，从而胁迫公司做出让步。目前，华为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美国便利用 “长臂管辖”原则使得孟晚舟在加拿大落入美国的“司法陷阱”。就像皮耶鲁齐的案件一样，美国的目标显然不是孟晚舟本人，而是将其作为迫使华为放弃在科技领域中与美国展开竞争的人质。然而，华为公司不为所动，才迫使美国政府选择直接对华为下手。华为公司之所以如此坚定，不仅是技术领域的实力且华为在全球商业中始终合规经营，而且在于华为公司勇往直前的商业竞争文化，更重要是，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始终支持发展高科技的坚定立场，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华为，支持狱中的孟晚舟。这才是为什么皮耶鲁齐（阿尔斯通）与孟晚舟（华为）面对“美国陷阱”作出不同选择的根本原因，前者主动接受“辩诉交易”而认罪，而后者坚持用司法手段展开斗争。

　　

美国的“长臂管辖”之所以发挥作用，不仅基于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背后的金融、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换句话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被美元、互联网和美国法律支撑起来的全球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