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孙中山研究亟需注意版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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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治学,首要讲究版本目录,而近现代史研究因材料繁多易得,反而较为忽视版本问题。实则版本的比较和文词的校订,常常会产生识一字成活一片的奇效,尤其是文本内容的渊源演化以及不同版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差别,对于解读认识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具有重要作用。如陆皓东供词很可能并非当时的文本或经后来改动,而孙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发表时间提前两年,则成为“汉奸”转义的发端。通过《孙文学说》多种版本的比较,可以揣摩孙中山面对各方意见坚持不改和有所补注的取舍,显示文本异同与语境的关联之于研究孙中山观念行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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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目录,是治学的起始门径,历来为学人所注重。此一传统学问的办法,与近代以来欧洲的学术研究讲究内证外证的新法彼此暗合。而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因为材料易得,重心又在发抒历史认识一面,至于史事本相如何,觉得把握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对于版本问题反而不大重视。不过,正因为近代以来的史料极大丰富,使得详究版本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此前的版本及其相关的校勘,主要是追究文本的是否正误,而在近现代史研究中,除了真伪对错之外,还须着重考察两点,一是文本内容的来源及其演化,二是不同版本出现差别、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各种因素。二者的作用,已经不仅限于文本自身,更重要的是影响相关历史的重新呈现及其理解。关于前者,有学人深究邹容《革命军》的借资取材,最为典型;关于后者,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文本的考察,最见功力①。

   今人编辑近人文籍,一般仿古籍整理校勘的办法,找出若干古本底本,参合校订为定本。此法固为一般原则,却忽略了文本的不同,未必都是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歧误,也可能体现撰述者或转述传播者因缘时势有别而有意识地表述各异。这样的差异,刚好是深究文本撰述转述者的观念行事随时变化的重要凭据。而所谓定本的标准,则仅就行文的遣词用字判断正误,无法区分导致版本不同的复杂因素。况且,由于忽略时空差异的作用,求其是的师心自用,还会造成以今日通行的规则判断近人的习惯,动辄指为不通,但凭己意擅自改字,结果本来可通反倒变成不通的尴尬。

   有鉴于此,编辑近人文籍,较为妥当的办法是将所有版本进行比较,差异较大的,可以将各种版本全文收录,以便研究者自行比较;差异较小的,最好加以校注,即将各版异文汇校,逐一注出。此法类似于佛经的合本子注,近代文籍编订中,只有朱维铮编校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较为近似。

   文献的整理编辑之外,版本问题之于历史研究,同样至关重要。通过版本的比较和文字的校订,常常会产生识一字成活一片的奇效。这样的情形,不仅在流质善变的梁启超身上常常出现,其他同时代人物也并不鲜见,只是表现形态有所变化而已。孙中山研究中也有类似情形,如狭间直树教授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各种文本的考察,颇具典型意义,同一文本出自(或经由)不同方面不同时间,往往发生重要而复杂的微妙变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限于篇幅,仅举两个显例,以示文本异同与语境的关联之于研究孙中山观念行事的重要性。

  

   一、《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与“汉奸”的转义

  

   文本出现时间的早晚,涉及语境的不同,而语境的变化,可能导致文本内容解读的重大改变。孙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发表时间的提前,对于重新认识该文在“汉奸”一词转义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奸”一词,作为一类特定人物的专门指称,今人看来似乎不言而喻。虽然指谁是“汉奸”因人而异,什么样的人应该被指称为“汉奸”大体已经约定俗成。可是,放眼中外,即使考虑到语言和翻译的差别,具有类似意识的国家、民族其实并不多见;纵观古今,有此概念并用于特指的历史也不算长,充其量就是近世才有的新名词,决非如坊间和媒体所误以为的,是汉代以来的旧观念。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华夷忠奸之辨历史悠久,并且不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意识,但是以文化论种族的传统,使得种族的边界游移不定,汉在相当长的时期并非自认,而是他指。明确以今日所谓“汉奸”之“汉”为范围凭借,划分彼此,进而分别忠奸,不过三四百年的历史。

   问题是,这一指称因为泛用而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注意其渊源流变。历史上“汉奸”的出现虽晚,“汉奸”的历史却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不断拉长。不仅媒体和坊间随意使用,即使在学界述及历史时,一般也大体是望文生义地倒述。直到近年,才有识者发觉此事非同寻常,予以关注并有所探究。首先开始相关研究的,是神户大学文学部的王柯教授。他于2004年在《二十一世纪》第6号发表了《“汉奸”:想像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一文,用历史的方法对“汉奸”一词的起源流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该文经过补充增订,改题《“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发表于岩波书店《思想》第981期,并收入陈理、彭武麟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他摒弃了用后出观念将历史上类似人物及其行事一概称为“汉奸”的做法,遵循时间的顺序,探究“汉奸”在历史文本中出现和演变的历史进程。只是所用民族主义的解释架构,多少仍有后设或片面放大之嫌。

   在王柯研究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吴密发表了《清代官书档案所见汉奸一词指称及其变化》(《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谁是“汉奸”》(《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等文章,并撰写了题为《民族和国家的边缘——清代“汉奸”名实关系及其变迁》的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将晚明至清亡的汉奸指称及其演化分时段予以呈现。作者显然不满于前人先入为主地认定“汉奸”为民族主义的主观臆造,不过其基本架构仍然没有脱离后设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201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杨思机提交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民族指称的形成与论争》,不仅探究了“汉族”这一特定专有名词概念形成演化的历史进程,为理解把握“汉奸”的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专章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奸”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王学庄发表于1996年《近代史资料》总88号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一文,已经考订出1907年1月25日在《汉帜》第1期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锄非”,并非一般认为的刘道一,而是陈家鼎②。此事一般难以想到,更不易征实,虽然已被订正,可是前人失察,撰写专题论文于后,却继续以非为是,非经再度指示,很难避免以讹传讹。

   经过上述持续不断的努力,“汉奸”一词的缘起及其流变,大体已经梳理清楚。据此可知,“汉奸”并非古已有之,所谓历代汉奸,不过是用后来的观念指称相同相近的前人前事。目前可以查实的“汉奸”一词,最早见于明末治理和经营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之中;清中叶以前,“汉奸”主要是清朝官方用于指称煽动拨弄少数族人反抗朝廷的不法汉人;鸦片战争前后,在延续清中叶概念的同时,又转而指勾结外夷祸害中国的汉人之奸徒,使得汉奸的指称逐渐泛化;扩而大之,后来也指学习外洋、用夷变夏的国人,汉奸与卖国贼连为一体,并且涵盖范围扩大到非汉人群;辛亥时期,与清政府的“汉奸”指称相对,革命党的排满宣传衍生出新的“汉奸”意涵,替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谓之“汉奸”③。这样的仔细追究,在一般人看来或许只是学问家职业性的过度计较。作为方便名词使用,的确也无伤大雅。可是,就历史认识而论,在没有“汉奸”概念的时代用“汉奸”指称相关人事,所引起的误读错解绝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使用与否那样简单。

   先行研究推进至此,看似已经剩义无多,可是相较于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错综复杂,可以发掘解读的历史实情仍然所在多有。已有的研究,或着重于概念的意涵,所预设的架构及选取的例证,不免仍然以后来观念先入为主,不能展现史事发生演化的多种可能;或缺乏观念的自觉,于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分别及联系模糊不清;或执着于探源部分,而对逐流的繁复有些掉以轻心。尤其是关于辛亥时期汉奸概念的转义,大体虽然不错,具体则有笼统之嫌。吴密的博士论文涵盖整个清代,关于辛亥时期的汉奸问题,仅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论述,篇幅有限,只能点到即止。尽管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对清末革命派‘汉奸’话语的构建及其所起的作用研究非常不足”,并且尽力搜集资料,试图重建相关史事,较前人的认识有所进展,尤其是关于辛亥武昌战事发生后的论述,为前人所未及,可是相较于材料与史事,不能不说仍然显得相当薄弱。不仅文本史事的梳理解读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就连已经学人考订的事实,也不免以讹传讹地一错再错。

   辛亥时期排满革命的“汉奸”话语究竟开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一桩有待破解的悬案。王柯将1903年《黄帝魂》一书所收录的《汉奸辨》,定为20世纪初叶,革命派为了打倒清王朝,开始对“汉奸”进行再定义的代表作,没有提及此前是否已经出现再定义的先例。吴密也认为:“革命派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用‘汉奸’来指称那些维护清朝统治镇压革命的汉人为汉奸难以考证。”不过他明确提出:“但若说到比较早而且影响比较大的当推‘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的陆皓东。”④这样的看法,为探究“汉族”及“汉奸”缘起的学人普遍持有,杨思机也基本承接了这一认识。

   1895年10月,陆皓东因广州起义事泄被捕,11月7日(九月二十一日)被杀。其间遭受刑讯,在供词中陈述受孙文的影响倡行排满:“务求警醒黄魂,光复汉族。”“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这是目前所见有具体时间认定而且明确使用反满新义“汉奸”一词的最早文本。

   不过,陆皓东本人虽然于1895年11月已经牺牲,但是这份供词的出现却相当晚。因而文本产生的具体时间并不能就此确定。陆皓东的供词,或者又称遗书,出自邹鲁所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甲)第1章(第658—659页)。该书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初版,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关于陆皓东的供词,该书虽然全文录出,却并未提供原件影本,也未注明来源根据。邹氏民国时负责征集有关国民党史的文献,或许此项文件在征集所得的资料之列。不过,除《中国国民党史稿》外,其他相关著述,包括后来编辑的资料,均未征引过这份文件的底本,都是转录自该书。而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之前,也从未有任何官私文书或报刊披露过此项文件。可见,除了邹鲁外,这实际上是一份不知所据的文件,《中国国民党史稿》成了目前唯一可以依据的底本。

   如果供词为征集国民党党史资料之时所得,可能的来源不外有三:其一,清方档案;其二,后人保存;其三,他人收藏。而文本形式亦有三种可能:一是原件,二是抄本,三是转述。这些重要信息,显然与判断供词的真伪及其可信度息息相关。可惜的是,关于上述各节,邹鲁并无只字交待供词的来源出处,其他方面对此也没有任何说词。就此看来,似乎只有邹鲁是唯一的知情人。后来的引据者,因为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或质疑,无法对此进行必要的验证。

关于陆皓东供词的一些疑点,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黄宇和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一书中,专门探讨了感觉存在很大问题的“所谓陆皓东供词”的真实性。他认为该供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鼓动反清而制作,二是南海县令为了堵住前来营救的美国驻广州领事的嘴而炮制⑤。不过,这两种推测,虽然都觉得供词不大可能出自陆皓东,却并未完全否认其当时性,只是将制作人放到同时的革命党和清南海县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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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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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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