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和减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2 次 更新时间:2006-11-0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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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思想史研究里面的加法和减法,加法和减法这个词,是我自己杜撰的,什么叫“加法”什么叫“减法”,我们下面再讲。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当年法国的汉学家,也是很杰出的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是沙畹的学生,他曾经注意到了“齐鲁夹谷之会”这件事,这是我们的一些经学家、历史家有意回避和淡忘的。这件事记载在《春秋谷梁传》鲁定公十年,齐国和鲁国的国君齐景公和鲁定公在颊谷举行盟会。《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传记载说,在“颊谷之会”上,是由孔子为主持人的,到两国国君互相揖让的时候,齐人居然组织了一些人想要挟威胁鲁君,被孔子以礼制止,而且严厉地批评了齐国的做法,搞得齐君很丢面子,也有点儿下不了台。接着,齐人又有点儿玩花样,找了一些人在鲁君面前唱歌跳舞,就是“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这件事情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样有记载,“(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同书的《孔子世家》又记载了这事件,而且详细说齐国的“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便“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于是“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

“首(或作手)足异门而出”这事很怪,为什么怪?同样是解释《春秋》,比较简单的《谷梁传》有,可比较详细的《公羊》、《左传》对这件事情倒没有记录。这很怪呀,尤其是《左传》,他本来记载历史很详细的,为什么没有这件事情?葛兰言就由此顺藤摸瓜,另外举了很多例子,他发现,古代其实这种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比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夏,有“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葛兰言说,这和《史记·孔子世家》里“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是一脉相传的呀,诸侯之间常常有杀戮的事情。于是他指出了这么一点,“我们可以从这点开始,去考察当时社会状态及其传说之所根据。如果考察到对孔子的作传者,他们都能承认这种杀人裂尸、以除秽建威的事情,其出现并不晚于圣人之死以后,并且考察到孔子以前便已有这类事情常见于经传,那么,问题就可以进一步去问道:以何原因,孔子不可以顺从这一个习俗的信仰呢?”这一问很有道理,想想也是呀,孔子为什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孔子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那个时候,这种杀人的方法,并不那么野蛮呀?

葛兰言问:为什么在齐鲁盟会上,孔子要下令斩优倡?为什么杀戮了以后还要将他们“首足异门而出”?接着,更奇怪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且还包括关于它的记载,这件事情不仅《左传》、《公羊》不记录,而且连范宁注、杨士勋疏,这是专门解释《谷梁传》的,他们也不加解释,好像没这回事儿,绕个圈子躲过去了。特别奇怪的是,明明《谷梁传》、《史记》记载了这一事情,到了宋代,为什么儒家学者就要给孔子这种行为千方百计找理由,一种是不否认这个事情,但是要说孔子真伟大,一家伙就可以镇住坏人,比如朱熹说,本来齐国老是欺负鲁国,可是孔子这样正气凛然地一喝斥,就像蔺相如对秦王一样,把齐国给镇住了。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二十七也说,这说明儒家不是说空话的呀,儒家也是有实用本领的,比法家“以刑名法术动天下”还要强多了。可是另一种意见就说,不对,这是诬蔑圣人呀,圣人怎么能干这么残酷的事情?所以要把它删去?比如宋代的黄仲炎在《春秋通说》卷十二和明代的王樵在《左氏春秋集说》卷十里面,都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否定它,黄仲炎说,这样一来,孔子不就降格了,等于是曹沫、蔺相如了吗?他说,这不像“圣人气象”嘛,圣人应当和普通人不一样呀,“何至疾声厉色,以兵刃为威,以敢杀为能,以求索为攻”?所以这都是没有义理的乱议论。

后来两种意见里面,好像后一种占了上风,像明代的王樵《春秋左传集说》卷十、清代张尚瑗《三传折诸·谷梁折诸》卷六、甚至大考据家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都不相信孔子会这么杀人,为什么?因为都觉得孔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需要这么凶嘛。崔述说,那些鼓噪来劫持鲁君的人,罪很大呀,孔子只是驱逐他们,那些唱歌跳舞的人,罪不大呀,为什么要把他们杀了还首足异门而出?这明明是诬蔑孔子“刑罚颠倒”,何况圣人应该像《诗经》说的“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圣人不会这样乱用严厉刑罚的。可是,这些历史,既然古书上记载了,那么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证据的清代考据学家,后来面对这种情况,却不相信古代的证据甚至是经典的证据,《谷梁》也是十三经之一呀,反而还觉得这一定是假的,大家看,帮着清朝皇帝编《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引用黄仲炎和王樵的说法,把这事情给否定掉,还总结说,圣人用“周旋揖让”就可以感化“鄙倍暴慢”,如果你说孔子杀人,这是败坏圣人气象,因为这是“斗力者所为”,所以是诬蔑圣人。这部书是官方的定本呀,它一说,还有谁敢说不呢?可是,这符合考据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么?如果我们拿这样的记载来当历史,那么“颊谷之会”就从历史的筛子中被筛除了,而且我们可能还会以为这只是偶然的遗忘。

我们过去的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在过去的思想史里面有“颊谷之会”的影子吗?有孔子斩优倡而且还下令“首足异门而出”的事情吗?没有,所以,大家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学一学洋人的敏锐,有时候你得承认,洋人是“旁观者清”,站在山外反而容易看清楚山,可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当局者迷”了呢?历史本来是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在“局外”呀,那么什么时候它成了我们自己的“局”,把我们都陷进去了呢?我们看,葛兰言从这里开始,一连串地追问,他就看到了古代中国的舞蹈和祭祀中间所包含的,已经被理性历史隐没的历史。其实,我想,这一历史可以从古代的“衅鼓”、“衅钟”,一直梳理到宋代的“杀人祭鬼”之风,而在长时期延续的这种风气和习惯背后,一定又有一个支持其合理性的观念,以前,桑原骘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人中的食人肉风气》(《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发表在《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上面,那时大概是1924年吧,里面多少有一点儿日本人蔑视中国文明的味道,不过,他讲了很多文献上的例子,说明确实是有过这些现代人叫做“野蛮”的风俗和习惯。比如唐代,唐太宗的大将丘行恭吃了被捉的刘兰成的心肝,记载在《资治通鉴》上,唐玄宗时代的宦官杨思勖,也吃通敌的官员的肉,记载在《旧唐书·宦官传》里面,打仗的时候就更普遍,朱粲的军队没有粮食,就“取婴儿蒸而啖之”,还捉妇女弱者来吃,并且说如果这个人平常爱喝酒,那么他的肉“正似糟藏猪肉”,这是什么传统?桑原骘藏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古代的事情,春秋战国的时候,因为桓公好美味,所以《韩非子》记载“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裘锡圭先生就写过一篇《杀首子解》,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九期上,里面谈到《墨子》的《节葬》和《鲁问》里面都有一段记载,说南方某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后来的《汉书·元后传》、《后汉书·南蛮传》都有这种记载,他联想到《韩非子·二柄》、《十过》里面说的易牙杀自己的大儿子给齐恒公吃,裘先生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宗教习俗,属于尝新、献新祭之类的行为。可是,奇怪的是,这个观念在思想史上却没有被提出来讨论过,所以我说,从我们自己的历史著作看起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固执的观念,就是好像我们从古代就一直很文明的。

古代历史的写作,是在孔子以后,所以有些扬善隐恶,把一些东西遮起来,一些东西夸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古人很文明,所以我们回头看文明史,是不是就有点儿不自觉地忽略一些什么东西?

一、一个疑问:思想史是否仅仅是描述新思想的历史

这个疑问很早我就有,但是真正想起来要讨论一下,还是在这两年。

这两年,我给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上一门讨论课,叫做“思想史经典著作选读与研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熟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史,现在讲学术规范,对自己这一行的历史,多少都要有一点儿知识,所以,我一方面选了从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关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来讨论,一方面选了史华兹、艾尔曼、包弼德和刘子健、沟口雄三的书来讨论。前一个系列是中国学者的著作,后一个系列是外国学者的著作,这个讨论课上得很热闹,常常有些争论的话题。后来,一个学生和我谈起他的心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过去的思想史也好,哲学史也好,中国人写的也好,外国人写的也好,常常都用“发展史”和“发达史”还有“进步史”这样的名字。他问我:咱们中国古代思想,真的都是“发展史”、“发达史”,真的有那么多“新”思想吗?思想史真的是一个新思想的“发达”或者“发展”的过程么?

这话有点儿意思。我也常常想:思想如果真的总是“推陈出新”,那么,我们写的思想史好像有点儿只管“新”不管“陈”,确实我们得问一问,那些“陈”的思想原来又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被“推”而消失?我觉得,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常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追“新”呀,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观念,这个球“新”的历史观念当然很重要,但是,它缺乏反省和检讨,为什么说缺乏反省和检讨呢?就是大家不假思索,觉得历史嘛,就是应当写在历史上不断增添的新思想、新制度、新风俗,这种思路背后支持着它的,是历史的进化论和现代的文明观。所以,那是“报喜不报忧”,像我们常常搞的“光荣榜”一样,那是鼓励人们见贤思齐的,也好像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那是表彰优秀人物的,更像我们的“旅游手册”,那导游想方设法给你看的,如果他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的话,那么,也大多是事先选出来的好景致,“潇湘八景”呀,“北京十大景点”呀,并不是真正普通的风景,他绝对不会领你去旮角街边去看看那些脏稀稀的地方,也不会让你去真正考察一下平民日常生活,你看到的风景是精心装饰起来的风景,你看到的风俗是包装过的伪风俗。这是常识了,我自己带朋友参观清华园,就有一套固定路线,从清华学堂到大礼堂,从图书馆回到科学馆,在草坪的旁边看王国维纪念碑,然后工字厅、荷塘一路下来,你说这个被我领着走的朋友以后的“历史记忆”中,清华是什么样子?所以,“优选法”筛出来的历史,不是真的全景历史。可是,过去我们总是觉得,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写历史的意义,不就是找出这一个走向文明和进步的规律来么?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写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人会说,我们写的历史里面,也得包括没有出息的、落后的、消失的思想。

我们以儒学的历史为例,从孔子以后,被哲学史和思想史记录的每个思想家,都有他们被选中、被叙述的理由,孟子比起孔子来,不仅更多地讲“仁”,而且多了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仁者”的“性善”的论据,而荀子比起孔子来呢?不仅多讲“礼”,而且强调了“群”之所以可以“群”的根据,所以多了“性恶”的思想。于是,这就从孔子这里开出了两种儒家的进路。后来,公孙弘把儒学进一步制度化和政治化,董仲舒提倡了“天人合一”而且“独尊儒术”,再后来被加进思想史的王充呢?他有前人没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到了唐宋,韩愈提出“原道”,程朱大讲“天理”。总之,好像儒学史就是“后浪推前浪”,成了两千年流不尽的一条河。咱们有一句老话说,“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进化论流行的现代,大家总有一个观念,觉得后人比前人更高明。所以,很少有人去大写那些不太高明的人和书,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这些不太高明的东西就好像没有出现过一样呀,大家都觉得“自然淘汰”很合理嘛。所以,大家都含含糊糊,“哲学史”也可以叫“哲学发展史”,“思想史”往往称为“思想发展史”。怎么写?一是叙述层出不穷的新思想,二是安排一个不断涌现新人的名单,三是把这些新人物新思想连在一起,说这个影响那个,那个继承了这个。这三个任务就成了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责任,其实你仔细想呀,这不是在建立“道统”嘛,思想史在某个意义上,就是在建立“道统”,大概现代研究者他们不大会承认这是写“道统”,可是把光荣榜一陈列出来,让你见贤思齐,继承历史上的光荣传统,不就是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吗?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样一来思想史也就好写了,因为它很明白它的目的地,直奔而去就行了,思想史好像是越来越大的一条河,依照时间汇成巨流,越近下游,水就越多,终于从古代、混沌、蒙昧到了现代、理性、文明。其实,这是由果溯因的一个套数,而且这个“果”还是被不加论证就确定的必然结果。我给大家念一段话,这是布尔斯丁(Daniel J. Boorstin)说的,他说,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对呀,我们的思想史,就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的,就是“倒着写历史”,说明这些后来的新思想是怎么从旧时代一点一点生出来的,并且成了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是一个老套子呀,很多思想史哲学史都这么写。

所以,我把这种思想史的叙述方法叫作做“加法”,可是,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思想史是否仅仅是描述新思想的历史,是否只能做“加法”呢?

  

二、被历史减去的:一些实例

  

如果我们仔细看历史资料,不要只是按照一种现成的思路去读文献,可能还可以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就是在思想史里面,实际上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什么是“减法”(subtraction)呢?我是指,一方面在历史过程里面,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风俗啦、观念啦、知识啦等等,一方面在历史书写里面,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里面,不再被记录的风俗、知识、思想和观念,它们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了。前一个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真的越来越少的东西,后一个是在历史书里面被忽略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越减越少,少到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忽略不计。

这是历史学的老传统了,“历史”这个词,其实意思是有两层,一层是原来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一个是经过记载而留下来的历史,后一个历史,就常常要把前一个历史减去不少东西。本来这也是当然的,每天社会发生很多事情,历史书不能都记下来,就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先编的那个资料长编,也不可能详细到有闻必录,减法当然是要做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另一类被减去的事情,大家注意看《孟子》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意思是说,周武王是仁人,他讨伐最不仁的纣王,居然有文献讲他“血流飘杵”,所以这种文献不可信。这样一来,这种记载了当时残酷战争的文献就得销毁了,一销毁,历史就被减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写历史的人,先存了一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支配了写历史的思路和原则,所以要减去很多东西,在这一减里面,就出现很多麻烦了,如果我们还是老思路,那么历史上很多事情就越来越被减少掉了。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和刚才提到的葛兰言的研究一样,台湾的杜正胜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一文中提到,古代本来可能有“物官”,他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所谓“方”,据杜预的注就是“法术”,古代官方可能有一些专职的官,专门修炼一种可以控制、调配或者劾治某种“物”的“法术”,而且这种法术很重要,这个官虽然不大,但是要常常炼,不然这个“物”制不住,你就要反被它控制甚至牺牲了。

有没有这种官?我们且不去说它,但是这种习惯或者观念是有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说是“素察妖祥,逆为之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各个节气,都有不同的云气出现,这些不同的云气,象征着不同的吉凶和祥瑞,古代王官要把它画下来,然后解释它的意思,就像马王堆的《五星占》和后来敦煌的《云气占》一样,可见,这种关于“物”的观察、劾治、防备,甚至形成专门的职业,成为专门的权力,这背后就有古人对于万物的理解观念与处理方式。以前,咱们中国古代把最高权力说成是“九鼎”,九鼎是重器,天子下葬才能陪葬九鼎,象征着权力随他而去,谁得到谁就是天下的主人了,所以楚王北上,有人就说他是来窥测九鼎的。可是为什么九鼎那么重要?《左传》宣公三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传说,夏代“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这就是古代传说中视为神器的九鼎,九鼎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画了“物”,而这些物像的背后,就有一套知识和处理知识的权力,王有这种知识和权力,所以,九鼎成了王权的象征物。显然,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世界中,这种有实用性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孔子为什么要求学生“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难道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知识吗?不是的,恐怕这是很重要的劾治知识,《国语鲁语下》里面,记载季桓子打井得到一个像羊一样的东西,旧的很奇怪,就派人去问孔子,说我挖井挖到一条狗,说狗而不说羊,是考一考孔子,可是孔子说,恐怕是羊吧?“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蛧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坟羊”,这样的知识很了不起的,了解就是掌握,知道了名称就是控制的基础。《山海经》、《博物志》之所以要这么记载各种怪物、各种奇异,其实是一种对山精物怪的控制权,这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知识史线索,可是我们现代人已经不太能理解它们了,所以思想史也好,科学史也好,都不大有这一条线索,其实,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代,绘画出形象,能够识破伪装,就能够掌握和劾治怪物这种想法,还是很流行,所以像《白泽精怪图》里面那种识破精怪的技术,在唐代也很普遍,敦煌就保存着这种东西。可是这种对于“物”的古老知识和技术,在后来和古代的物官一道消失了,那么,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种消失的背后有没有很隐蔽的观念变迁呢?

第二个例子,比如像古代中国道教曾经有过的准行政化、半军事化组织,这是古代宗教都曾经有过的愿望,希望可以全面控制信仰者,成立一个宗教帝国呀。所以汉代末年的太平道、天师道原来都曾经是“领户化民”,又收租税,又管户口的,都要和世俗皇权分庭抗礼的,所以,又是三十六方,又是二十四治呀,这种组织,很容易有煽动性,也常常会引起迷狂的情绪,就在现代各种宗教组织里面,你也看到这种由信仰力量组织起来的教团,有非常强烈的组织力量,而在他们集体的祭祀聚会活动中,又蕴藏了很大的情感力量,这对世俗政治来说,是很危险的呢。可是,为什么这种宗教教团后来就没有了呢?为什么后来道教都以洞天福地道观为组织基础了呢?道教的历史文献里面,道教的研究里面,这个事情怎么轻轻地被删去了呢?

第三个例子,也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六朝道教史的研究,我总觉得道教中有一些被历史减去了的仪式,像涂炭斋、过度仪这样的东西,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为什么又会在历史记录中被渐渐删掉?我觉得其中大有深意。过去我们的历史书,常常一方面讲,中国很早以来,就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有禁忌,对于“性”很谨慎,所以一说就是“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男女授受不亲”,一提就是《礼记·内则》里面的一些规矩。另一方面,很多人总说,中国宗教信仰的狂热不是很厉害,不像一些宗教,有自残、自虐,用自我惩罚来考验宗教信心,像佛教就是念念经、打打坐,大不了就是不娶媳妇不吃肉,道教也一样,吹吹打打,做法事打醮。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过去并不见得是这样的,比如,道教里面的涂炭斋,就是自虐自惩,很残酷的,道教里面的过度仪,就是公开的性仪式呀,“父兄立前,不知羞耻”,按照现在的说法,很丑陋的。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其实,在汉代就很流行,四川新都就出土过三男一女在树下合气的画像砖,四川的江口也出土过男女秘戏浮雕,《艺术丛编》里面也有这种砖拓,而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里面也说,他看见过数十件这种东西。这种公开的风气一直到唐代,唐人还可以公开谈论的“性”的话题,如性技巧、性文学,像《医心方》里面的东西、《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像敦煌的《攘女子婚人述秘法》,甚至在宋代,京师还可以公开举行的女子裸体相扑?到明代城市里面,还有很多公开出售的春宫画,为什么后来就渐渐变得秘密起来?不好意思公开了呢?西方有人专门研究“羞耻心”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思考一下,对于异性的身体,为什么在主流思想世界里面,渐渐成了忌讳,而在它没有成为忌讳的时代,人们是怎么想的?在它不成为忌讳的阶层,观念是怎样的?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观念在起作用,而这些观念是否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这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一次历史学方法的讨论会上,我讲过这些例子。有人提出来说,这种“减法”,要分成两类,一方面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一方面也应当是历史记录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这是很对的,但是,后面一种更要注意,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历史书来了解历史,你不通过历史书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你怎么知道过去的历史?所以,有时候,并不见得是历史在减少某些东西,而是后来的历史记录者,按照后设的观念和想法,在书写的时候,截长续短,减去了很多历史,使历史变成片断,然后再把片断连接起来,仿佛剪辑影片一样。可是,以前有句古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鹳的腿长,截短了它就很悲哀,鸭子脚短,把它接长了它也会不舒服,应当恢复历史本来的样子,来充当我们观察古代思想和观念的背景,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把被废弃在库房的胶片重新拾回来,看看当年真实的全镜头?前面我说过,道教史上有过度仪、有涂炭斋,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如果重新发现它,把它很平常很自然的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关于宗教、身体与性道德的观念背景重新描述出来,是不是可以当做一种思想史的问题?

  

三、思想史,如何做加法和减法?

  

我不说,大家都会感觉到,过去的文化史、思想史太多地习惯于“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很少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那些被后人用后来的观念贬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的,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东西。

历史就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有两面,其实在新思想新观念渐渐生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正在渐渐消失,这是一个钢蹦儿的两面嘛。可是,我总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作为历史研究者,怎么能只看到增加的,不看见减少的呢?没准儿恰恰是在这些渐渐减少和消失的历史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被过去的精英、历史、典籍逐渐遮蔽起来的,被遗忘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强大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是怎么样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思想是专制的,政治是同一的,权力也是一个,所谓礼乐文明,也是同一的,这是怎么形成的?那些本来在历史上存在的异端思想上哪儿去了?本来可以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宗教究竟怎么了?本来各个地区和各种阶层的不同风俗和习惯,怎么就渐渐一致起来了?你看田余庆《拓跋史探》里面,讨论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制度,这种制度为了防止掌握权力的人受外戚影响和控制,用这么一个野蛮的方法,不符合汉族的“孝道”嘛,但是到了后来,它就渐渐消失了,鲜卑人也融入华夏汉族的所谓“文明”了,这种渐渐被“文明”化,使很多所谓“野蛮”的往事被忘记、被掩盖的事儿多了去了。所以,我在一九九八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一面读书,一面就使劲儿在琢磨这个事儿,这一两年里面,我就曾经用这种想法为中心,写了一本关于六朝隋唐道教史的书,就是想看看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社会环境不断增长的时候,旧的东西是怎样被迫消失的,看看我们的思想史文化史,究竟为什么在有意无意中,也跟着遗忘和遮蔽这些历史,这些历史是怎么一点一点被减去的?

还有一些风俗习惯,大家不一定会注意,这些东西今天可能众口一词地说不好,可是,你回到那个时候看,就不一样了,比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宦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112-113页)。可是,这种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当性,后来为什么不正当了呢?讨论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唐宋社会转型、精英思想的平民化趋向,这种精英认知如何通过像《秦香莲》这样的戏曲啦、小说啦传播开来的等等,很复杂的。

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以前我们说过,自从有哲学史思想史以来,我们对于先秦两汉,就常常只看一半儿书,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这就使很多古代思想只剩下一半了,一半的思想能反应当时人的想法吗?我们习惯了用现代人后设的观念去观照过去的历史,这当然没有办法。不过,有时我们也可以用“了解之同情”去想一想,成语说“设身处地”,这就很好。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结果可能会落到“历史目的论”里面去,就好像用一个细长的望远镜去倒看历史,在镜筒里面的,直朝着眼睛的,就收进来了,在镜筒外面的,就忽略了。现在,写历史的人所遵循的、所依赖的,是现代人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在现代,无须论证,都很合理,像“文明”、“理性”、“科学”,包括对生命的珍视,对道德的畏惧,对陋习的鄙夷,对自由的尊重,等等、等等,可是,现代人撰写古代思想史,你老用这样的观点,站在这样的立场来叙述历史,可能就会不理解古人,因为不理解,就会掉过脸去,故意忘掉,反过来,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面,写思想史的人也会习惯于把那些刚刚被说出来的,有可能趋向现代的东西,当做新的合理思想,然后冠以“进步”、“发展”这样的称呼,写在自己的著作中。

所以,这种方法容易忽略过去一些“不文明”、“不理性”的东西,他们用现代的观念看,当然不合理,也不合法,被删掉是应当的,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些现代观念看来不合理合法的东西,在它那个时代曾经合理过,也曾经很正当,甚至很神圣,否则在它那个时代,不就要被灭掉吗?为什么当时没有那么惊诧呢?没有那么惊诧,说明那个时候觉得很正常。那个时候觉得正常,不就说明那个时候的思想世界,和我们现在想象的不一样吗,也许,这些今天看来不齿的思想可能是当时的常识,我们现在费了老大的劲儿要表彰的“新”思想,可能在那个时候,没准儿倒是个怪物呢。当然,从古到今总的趋向是文明化,很多观念会消失,一些习俗会被革除,还有一些信仰呢,渐渐的会被越来越理性的人们所抛弃,还有一些失去了生活土壤的礼仪,会逐渐地被当做赘余而舍弃,这就像盲肠一样,被历史的手术刀割掉。那么,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在这些消失的、革除的、被鄙夷的和被舍弃的东西背后,有没有深刻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呢?第一,我们要问一问呀,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面,他们曾经很流行、很合理、很正常,为什么后来它就不正常了、不流行了、不合理了呢?第二,我们还得问一下,历史书、无论是旧的史籍还是新的著作,怎么就好像成了筛子,那些本来在那个时代很普通的事情,怎么就不能通过历史审查,好像筛子一样,颗粒太粗,越筛历史就越少呢?

我们还是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吧。

像上面讲的儒学史里,七十子这个阶段本来也应当有很多资料,比如子游、子张、子贡的东西,就渐渐不见了,只有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里面有一点,可是这些资料的消失,到底是为什么?是后来的“新”东西遮蔽了“旧”东西吗?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因为不合时宜就被忘记了?这就很值得讨论。大家知道,近年来简帛文献,从马王堆汉帛书到上海博物馆楚简的发现,让研究者大为高兴的,就是可以“增加”黄帝书、“增加”孙膑、“增加”鶡冠子、文子、尉缭子、“增加”儒门“七十子”这些缺失的环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在思想的历史或者文献的历史中,他们为什么会被“减去”?

再比如说,禅宗史上,僧稠本来很重要,在六世纪上半叶,北方流行的禅学,在河南河北是僧稠为领袖,关中一带是僧实为领袖,达摩这一支未必有多大影响,但是僧稠慢慢地就在禅史里面消失了,在唐代他还很有地位,到禅宗取得绝对地位以后,自己重新炮制历史,僧稠就不见了。同样呀,所谓二祖慧可,其实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追随的,什么断臂立雪的故事,可能不那么可信,在北齐首都邺都,他就被道恒法师说是“魔”,使他不得不“从容顺俗”,尽管这样,还是被人所不齿,最后被一个成安县的县令翟仲品陷害,打得死去活来,被迫承认自己是“妖”,被毒药害死。可是禅宗自己写的历史里面,这事情就渐渐消失了,你说怪不怪?

还有呀,大家注意一下,好像很少有思想史或者哲学史著作对皇甫谧进行过研究,他是魏晋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呢!其实,他在当时士人中间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很多大学者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他关于宇宙论、历史起源和人生态度方面的著作也很有影响,像《帝王世纪》、《高士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很难被纳入思想史的先验线索中被解释出意义吧,所以被古代和现代的历史著作轻轻地划拉在了一边,没有多少人去研究,除非是在更仔细地清理“二三流”人物的时候,才会看到他,这是相当奇怪的事情,可是谁规定他就是二三流或者不入流呢?另外,金代的王若虚,研究的人也不多呀,所以美国加州大学的奚如谷(Stephen H. West)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是被遗忘的传统学者,但是,大家翻一翻,现在的思想史并没有这一页,除了史学史比较注意他以外。更典型的是明代的丘睿(1421-1495),他在当时也是一个极重要人物,他的《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一方面从观念上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从仪节上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范,在当时影响太大了,可是他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被思想史充分认识,所以,才造成了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几朝在思想文化史上的缺席和空白。

顺便说一句,最近考古特别热,考古发现之所以叫做“发现”,就是一些古代的东西后来消失了,现在又被我们的考古学者重新发掘出来,那么,反过来,我老是要请大家常常“反过来”想想,我们如果研究思想史,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一些东西,它们为什么会被历史减掉?我引一个洋人的话来说,“历史的原因从偶然事故的自然淘汰中自行折射出来”,什么是所谓“历史的原因”呢?就是后来被解释出来的,用来说服自己,也用来说服读者的那些理由,其实常常是后来的、选择的、理性的总结出来的,找到这些理由的时候,常常就把很多“偶然的”事情“淘汰”出去了,只有把没有办法纳入解释的剔掉,那个“理由”、那个“解释”才能成立。

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是不是历史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下力气要寻找的东西之一,不就是一个重新解释的空间吗?过去被那些看来唯一的、合理的解释,把其他的解释都排除了,把可能妨碍它的历史资料都放在视觉的焦点之外了,现在用减法来重新建设历史,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多其他可能的理解呢?所以,我总觉得,思想史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要恢复历史的全貌,这个全貌不是什么都写,是不扬善不隐恶,是比较全面,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思想,知道所谓“思想传统”,是后人用后来的观念从古代寻找资源,重新书写出来,让人继承和认同的,实际上这是“音调不定的传统”,第二,还可以让我们知道,原来关于“思想史”的描述,太过于精英化和经典化,经典本来不是经典,是一个被逐渐经典化的过程,那些没有被经典化的思想可能就边缘化、秘密化或者世俗化了,你得想办法重新读它们,不至于被后来经典化的东西占据了全部思想史。

我总是觉得,有没有这种反方向的怀疑、思索和关怀,是学问境界上的最大差异,好的学者对现成的说法总有追问的习惯,而差的学者总是接受现成的说法,既不去搜集,也不去寻找,更不去解释那些边缘的、看上去是次要的资料,可是,好的学者呢,就像胡适说的,常常要在“不疑处有疑”。比如,刚才我讲的涂炭斋,最早就是胡适和杨联陞在讨论的,胡适和杨联陞从1955年起,就在往来书信件里面反复热烈讨论六朝时期“自搏”、“叩首”为主要内容的涂炭斋,他们为什么这不讨论那不讨论偏偏要讨论这个事情?显然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后来,就是1960、1962年,杨联陞接连撰写两篇论文讨论这种已经消失的道教仪式,可以看出,他们心里有问题、有想法,应当说,这样的学者才有相当的眼光。

  

四、加法和减法:是重写思想史的途径之一吗?

  

前段时间,我看了几个电视直播节目,北京老山汉墓发掘、埃及一个金字塔的发掘、湖北九连墩楚墓的发掘、宿迁西汉泗水国王墓的发掘,以前,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不仅是电视传媒把它当做了热门话题,就连一些大企业也觉得这是热门,所以也赞助发掘,弄得考古很热火。

这当然有些奇怪。本来嘛,考古不应当这么冷,但是,现在好像也不应当这么热。很多热心于传说和传闻考古的人,未必理解考古对于学术史的意义。考古是发现,进来就有所谓的发现之旅的电视片,专门拍重要的考古发现,没有疑问,凡是发现,常常让大家惊叹,唉呀,原来古代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地下还有这样的宝贝,但是,很多人的兴奋,是和一种文物古董的拍卖价钱连在一起的,觉得原来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地底下挖出宝贝来,很惊奇呀。可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却不同,如果你没有一些新的观念,一些对古代历史的大判断,照样也会和盗墓的人一样,心往一处想,那只是挖宝,满足好奇。

其实,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考古发现不在于多给我们找到了一些坛坛罐罐、铜器简帛,不在于给我们已知的历史和传统多提供了一些证据,那没有什么用。关键而在于这些考古发现,它是不是有可能改变我们过去的看法,是不是改变了历史,如果这个考古发现一下子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文献里,可能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文化,这次突然发现了,历史改写了。那才算是“发现之旅”。

我只是用考古为例,其实不止是考古,很多文献的重新发现,很多普通现象的重新解释,都有可能成为“发现之旅”,文献里面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他们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合适的部位,就像《世说新语》里面所说的,暂时无用的“木屑”和“竹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些被断定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就算是有人想把它们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那里为好。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如果历史的观念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身价百倍。举一个例子,过去没有“轴心时代”这个观念的时候,《国语》里面那句“绝地天通”,没有特别的意义呀,好像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有了雅斯贝斯的理论,有了张光直先生《商代的巫与巫术》、《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连续的引用、解释和发挥,大家伙儿才突然发现,这句话太有意思了!原来,它可以对应所谓“轴心时代”呀,“轴心时代”的理性上升、人神分开、需要巫觋的文化现象,就是“绝地天通”、“人神异业”呀,所以,这个文献现在就耳熟能详了呀。我们常常说,史料有主有次,有“边缘”,有“中心”,其实,什么中心和边缘?那只是取决于观看者的位置,山中人所看不清的,山外人也许看得清,从窗里探头看出去的,是窗外的风景,在看风景的人看来,那扇有头探出来的窗户也是一道风景。

史料本身没有重要不重要的分别,看你怎么看,看什么。

以前有一个很不错的电视片,讲埃及、南美、印度等等地区的考古发现,叫做《失落的文明》,它重新通过考古发掘来描述世界上各种已经失落的文明,这当然很不错,不过,我觉得那是对文明曾经断裂的区域来说的,所以注意的焦点会集中在重新打捞古文明上面,对于一直延续的中国文明来说,我倒觉得考古、知识考古、文献阐释,更有趣的是“打捞失落的野蛮和蒙昧”,我们过去习惯了描述汉族文明的连续历史,可是,有一些历史背后逐渐消失的那些东西,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西方要接续起历史的链条,说明一次次断裂中的连续历史,这是他们所缺乏的,那么我们是否也应当说明连续的历史中的断裂、消失?我们常常说,要重建历史,如果你按照现成的历史脉络写历史,那么要你写干什么?不还是那样吗?重建就是要恢复一些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重新恢复的,它的消失无可挽回,可能有一些古代的观念,我们也永远也无法知道了,这是已经消失了的知识和思想,它们曾经有过一个合情合理甚至很神圣的思想环境。但是,也不一定都不能恢复,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资料,加上我们的体验和想象,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被“减”去的历史。

——比如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的十二个神人形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的林巳奈夫的推测说,这是体现了和尊重雅醇的中国文化不同的楚文化,应当是楚的神巫形象,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湖北的刘信芳先生写了一篇《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祗研究》,他说的有道理吗?有一次有人问我,它会不会和外来的东西有关?我不知道,这种“十二”,像十二柱神将、帛书十二月、计时的十二地支以及“摄提格”之类的怪异名称等等,究竟为什么它成了一个普遍使用的数字?也许有的知识就在古代被减去了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过去常常以鄙夷的口吻谈到,日本古代有遗弃老人的风俗,大家看日本有名的《梄山节考》就会看到,中国人很会嘲笑这种风俗,所以面对这种风俗,就很自傲,而自傲的背后则是想到中国传统的敬老尊老。但是,这种想象并不见得有多少依据,这种弃养的风俗在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直到宋代初年,史料依然记载,在一些地方比如武胜军、西川、山南诸州,仍然“百姓家有疾病者,虽父母亲戚,例皆舍去不供饮食医药,疾患之人,多以饥渴而死,习俗既久,为患实深”,这种风俗大约来历很久远,所以文献中说是“仍习旧俗,有父母骨肉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就连过去我们以为自古以来一直是其乐融融的家族内部关系,也不像经典文献记载的那样,尽管都知道“犬马尚能有养,父子岂可异居”,但实际社会生活中,反而是“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别籍异财,仍不同居”,害得当时的朝廷和士人忧心忡忡,反复由朝廷下诏,加上家族伦理的艰难重建,才使这种“旧俗”逐渐消失,所以,并不是一开始我们都很文明的,所谓野蛮的习惯,其实一直伴随我们的历史的。

其实,不妨想象一下,假定中医知识在今天的西风鼓荡下渐渐消失的话,若干世纪以后的中国后人,能否知道阴阳五行知识系统中的这些技术,曾经被那么多世代那么多人所信仰,并确实能够治疗疾病吗?那个时候的人,也许也只有在资料中重新发掘,重新组合,重新体验,才可以重新理解这种被历史逐渐减去的经脉、行气、阴阳、五行等等,在我们——也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原来真的是一种很合理的观念和方法。所以,我一直在想,思想史研究,要变一变呀,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对于“发展”、“进步”之类的加法,对于“文明”、“理性”之类的主流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方面来呢?

最后,给大家读一段话,这是富兰克林·鲍默(Franklin L. Baumer)在《现代欧洲思想:连续与变化的观念,1700-1950》(Modern European Though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s,1600-1950)的《结语》中说的,他说,思想史应当阐明,什么观念不断地被留存下来,而且协助建立了伟大文明,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个“但是”,它也应当能够并且应当阐明,另一些观念为什么只是短暂存在,或者为何与非文明相联。好了,今天我讲这么多,只是有些感想,觉得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思想现象过分关注,而对同时短暂存在过的、在渐渐消失的“旧”思想现象,多少有些忽视。

原载:许纪霖、刘擎:《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是与文讲座演讲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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