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晶:融合在人的单个普遍的存在之中

——论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0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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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晶  

   对于萨特研究者来说,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萨特一身兼文学家和哲学家两者而有之,在两大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入探讨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完整准确地把握萨特这个人物的关键。

   关于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通行的看法是:萨特主要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用形象化的文学语言来图解他的哲学。实际上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需要用综合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本文是这一尝试的初步结果。

  

   (一)

   有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但很少见论者提及,那就是:文学,在萨特一生中始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哲学,则是在萨特到了一定年龄才进入他的生活,并且与文学相比,始终只处于次要地位。

   萨特童年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使他一生与文学血肉相连,文学成为他生命的意义。一是一岁零三月时丧父,二是失去对上帝的信仰。

   由于幼年丧父,萨特随母亲寄住在她的娘家。母亲在娘家不受尊重,对萨特无权威性,萨特视之如姐。外祖父异常宠爱萨特,视为上帝赐给他安度晚年的礼物。一直到十岁,萨特都是生活在一个老头(外祖父)和两个女人(外祖母和母亲)中间,没有小玩伴,十分孤独。外祖父是语文教师,家中藏有丰富的文学书籍。在外祖父的影响下,萨特很小就对书产生了特殊的爱好。孤独之中,书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伴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生活是从书本开始的,从懂事起就泡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啃那些文学作品。他从书本上获得的东西要比他在实际接触物体中获得的东西多得多。外祖父在不经意间培养了萨特对文学的爱好,对读书和写作的浓厚兴趣。

   母亲寄居娘家不受尊重,连带地,萨特因这种寄居生活感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无意义。他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又完全依赖他人(外祖父),他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就抽象意义而言,他占有一切,他富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一无所有。后来母亲再嫁,他与继父的关系也是这样。于是,由于移情作用,他就在词语中来行使自己的所有权,词语成了他满足占有欲和实在感的工具。这是他从童年就对文学写作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萨特童年时对上帝信仰的丧失使他在文学中寻求那种类似宗教的不朽。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他们常常在餐桌上拿对方的宗教信仰取笑(虽然并不含恶意),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母亲也并没有十分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是例行公事地带萨特去教堂。在这种家庭氛围中,小萨特受到熏陶,认定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在他十二、三岁时,终于有一天早上,他在等隔壁同校的女孩去上学,一个念头突然跳进了他的脑海:“上帝并不存在!”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再也没有恢复过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在法国那种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一个人即使抛弃了任何宗教信仰,潜在地却受着宗教传统的影响。于是小萨特在文学中找到了宗教的不朽。他把对宗教的需要变成对文学的渴望。他认为,如果他能写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句子,就创造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就会使自己处于永恒之中,作品会超越时代而存在,作者也会超越时代而存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萨特都具有这种藉文学而不朽的思想。

   萨特初次接触哲学则是在中学毕业读高师文科预备班的时候。他读了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被它深深吸引,产生了研究哲学的欲望。报考巴黎高师时,他选择了哲学专业。但他这样做仍然首先是从文学角度考虑的。萨特这时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的心理状态和活动的系统描述,这样,哲学就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当一个哲学教师会有助于自己处理文学题材,可以从哲学研究中得到一些新的真理,但他并没有打算以哲学为写作对象,他看不出自己在这个领域会有什么建树。他对哲学的兴趣代替不了他自小就有的文学创作的欲望,相反地,这种兴趣倒是为文学服务的。总之,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他晚年总结说,最后他还是成了哲学的创作者,这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很奇怪的事①。有论者说,萨特在巴黎高师“选择了哲学为终生事业”②,显然是不确切的。

   总的来说,萨特对自己的哲学成就是不太重视的。他多次表明,甚至在他完成了《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著之后他还是这样说,他的本意不是当一个大哲学家,哲学方面他只是想写一点简短的思想札记之类的东西。萨特在1974年后双眼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和写作。这一时期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公众中仍有巨大影响,他还同别人一起合写哲学性很强的书,但他多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他实际上已经死了,他已失去了生存的理由。这是因为,他首先把自己看成了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家,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讲,文学是他的生命。

  

   (二)

   从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角度来看,萨特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它们之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和影响。

   萨特早期的作品没有在语言形式上作文学和哲学的区分。他发表于1931年的《真理的传奇》,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可看作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时期他认为用文学语言、用华丽的随笔语言可以表达哲学。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样做不妥,哲学不可能用文学语言来表达,它有一套专门的语言。到他发表小说《恶心》、哲学著作《想象》的时候,他已经克服了把文学和哲学两者相混的毛病。

   萨特在思想成熟期从语言角度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

   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文学与哲学的区别,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而哲学应力求单义的。在文学作品中,每一句话都不是单义而是多义的,这些意义相互重迭。一句话可以容纳所有其它的东西,因此包含着一个表达总体的意义。哲学语言则应该是单义的。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不用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应该使语言透明、概念清晰。哲学自有一套专门技术性的术语,必须使用这套术语。这套术语的每个词都是作为符号使用,有严格的单义性。每个句子也应该只有一个意思。一个句子并不能包含整部哲学著作的总体意义。只有把所有这些句子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种多层次的总体意义来。

   萨特认为,由于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这种区别,文学作品就要讲求风格,哲学著作只需要清晰明白,没有什么风格问题。把这种看法落实到写作实践中,萨特写起哲学著作来,不打草稿,不加修饰,一气呵成,速度极快。他写哲学名篇《辩证理性批判》的情景使波瓦尔惊叹不已,觉得是在看一场上乘的武功表演。而他写起文学作品来,却是字斟句酌,仔细推敲,要打许多遍草稿。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他写哲学著作时往往服用兴奋剂以加快写作速度(《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而写小说时从不服用兴奋剂(写《自由之路》时曾尝试过一次,觉得不行,此后不再这样干)。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他在双目近乎完全失明、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时说,用录音机或许还可以搞哲学,却决不能搞小说。哲学既可以讲给别人听又可以写给别人看,而小说只能是写给人看的。

   萨特在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和哲学的关系时,还注意到了它的另一方面,即两者的内在联系。

   萨特认为,哲学要求词语的单一性,但这种对单一性的要求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自然科学语言同人没有关联。哲学不是这样,人既是论述它的主体,又是它论述的客体。不能把哲学归纳为任何一种科学,它是以概念模拟为手段,来尽可能地在散文中接近人的单个普遍的水平。正是这一点,使哲学离科学较远而离文学很近。因为文学真正深层的交流部分,也就是人的单个普遍之所在。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虽然并没有自我意识的总体性,但它的语句以其模糊性,以其非自我意识的浓缩形式具有哲学最终寻找的意义。

   由于文学和哲学之间有着这种既相互区别又不能完全分割开来的复杂关系,一个同时从事这两方面工作的人,搞的好就会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搞得不好就会发生串流、相互干扰。这两种情况在萨特那里都屡有发生。

   萨特早期作品《真理的传奇》等是相互串流的例子。用华丽的随笔语言写哲学文章,结果是不伦不类。《恶心》则是相得益彰的例子。《恶心》首先是一部小说,是一件艺术品,它首次完美地体现了萨特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独特性也来自于萨特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将偶然性、荒谬性当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萨特所独创的。以独创性的思想作为基础,以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恶心》获得巨大成功、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恶心》可以说是哲学的深刻性和文学的完美性结合得近乎天衣无缝的典型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萨特处于文学和哲学相互串流和干扰的状况中。这段时间,他开始仔细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想给自己的历史人学确立一个哲学基础。同时他又在进行文学创作。他发现,这种哲学思考严重地影响和干扰了他的文学写作。无论他写什么,这种思考都缠绕着他。写着文学作品却又无法摆脱哲学思考的干扰,这使他在写每一页、每一行时都有一种得了疝气似的痛苦。战后十多年来,他有许多文学作品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他写那部影响了整个西方思想界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串流的干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自己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放进一口棺材里即写进一部书中,从而结束这种痛苦的状况,可以安下心来写一些自己喜欢写的文学作品③。

   萨特晚年创作的传记巨著《家庭的白痴》即《福楼拜传》则又是文学和哲学相得益彰的例子。萨特写《辩证理性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研究福楼拜。萨特一直想为福楼拜写一部传记,但又感到自己缺乏应有的方法。他认为写作《方法问题》(《辩证理性批判》导论),可以为《福楼拜传》奠定一个方法论基础。他写作《福楼拜传》也确实得益于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维成果。这部传记是文学作品,但又不同于他以前所写的《恶心》这样的小说,萨特称它是真实的小说。其中自然有作者的大量想象,但又都是福楼拜真实情况的再现。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时代的表现来让读者感受和理解。萨特在这个文学工程中所想做的不是文学和哲学形式上的表层结合,而是一个宏大的立体结构,它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以文学为血肉,综合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东西为支架,再现一个总体化的人和一个时代。正由于这部作品以深刻的哲学方法为依托,文学和哲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综合成不同凡响的效果,使之成为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丰碑。

  

   (三)

   萨特文学创作面广类多,几乎无有不涉及者。他的文学和哲学的关系也因其创作的时期和种类的不同而随之变化。我们只有联系他的各具特色的种种文学创作,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这种关系。

   他的小说代表作的是《恶心》。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恶心》所描写的既是一个独特的人的心理活动,又是同“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些人生根本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通过艺术创造,不断地加工提炼,最后达到文学最深层部分--人的单个普遍的存在,在这里与哲学最终追求的意义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许多作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萨特的其它小说再未达到这样的深度。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甚至没有写完。究其原因,是缺乏这种文学和哲学深刻的自然结合,有的还蹈袭了传统的传奇故事的套套。这种最高境界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与小说相比,萨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更高一些。他的十来个戏剧在上演时几乎个个都产生了轰动效应。萨特看重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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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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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晋阳学刊》 199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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