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为“经济人”正名:斯密利己经济人理念的悖论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19-05-10 1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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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斯密在《国富论》里主张,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只会基于利己动机、凭借理性权衡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从而为现代经济学有关“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奠定了基础。但反讽的是,他在某些经典论述中又自败地否定了这一预设,不仅自发地承认了经济人也内在拥有利他的动机,而且还自觉地要求经济人遵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解开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悖论,有助于我们回答“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道德人”截然二分等著名的难题。  

   “利己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是许多经济学流派用来解释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的一个有争议的基本预设,其理论根源则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那里。[1]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预设,却通过大量论述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者描述成了基于利己动机、凭借理性权衡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为这个预设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仔细分析斯密著作的原初文本会发现,他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陷入了一个反讽的悖论,因为他的某些经典论述不仅自发地承认经营者内在兼有利己和利他的动机,而且还自觉地要求经营者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可违反道德维度上的正义底线,结果以“斯密反对斯密”的自败方式否定了利己经济人的理念。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的研读,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利己经济人的理念内涵  

   斯密有段话清晰地展示了利己经济人的理念:“任何将资本运用于产业的人都以赚取利润作为唯一目的,所以也总是努力将资本运用到其产出能够具有最大价值、或者能够交换到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商品的产业中去。”[2]30结合其他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他在这方面的基本见解澄清如下。  

   第一,利己经济人主要是指那些在所谓“商业社会”里将资本运用于产业以求赚取利润的人们,或者说是那些将资本投入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中以获得收入的人们,在最广泛意义上则可以扩展到任何参与市场交易行为的人们那里,因而除了资本经营者之外还能包括普通消费者。虽然斯密在其他地方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泛泛地谈到“每个人”,甚至宣称“一切人都要靠交换生活,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人”[3]19,但结合上下文语境看,这种普遍性的定位依然是指“每个”或“一切”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这一点可以说是斯密对于利己经济人概念中“经济”一词的清晰限定。就此而言,如果我们随意扩展“经济人”的理念,不加辨析地断言每个人在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内也会极力追求将自己的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像加里·贝克尔那样主张以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经济分析适应于说明全部人类行为”[4]11,或许就会造成比斯密本人的自败悖论更为严重的理论扭曲了。  

   第二,利己经济人的首要特征是只有利己动机、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却没有利他动机,不会考虑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前面引语中说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作为唯一目的”,已经隐含这层意思了;在这段论述前后,斯密更明确指出:“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诚然,他考虑的并非社会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但他对自己利益的这种审视却会自然甚或必然地引导他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只想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就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达成一个完全不是他本意的目的。也不因为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就总是对社会有害。”[2]28—30众所周知,这种有关经济人在经营活动中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的自觉认定,前后一致地贯穿于《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里,构成了斯密对于利己经济人概念中“利己”一词的清晰限定。  

   第三,利己经济人在基于利己动机从事经营活动的时候,总是以赚取最大数量的利润亦即定量维度上的最大收益作为唯一目的,也就是前面引语中说的“努力将资本运用到其产出能够具有最大价值、或者能够交换到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商品的产业中去”。至于后世认为利己经济人主要是通过“理性(工具理性)”的权衡比较以求利益最大化的见解,在斯密这里也已经初见端倪了,因为他不仅接着就陈述了每个人在判断如何运用资本获取最大价值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的命题[2]30-31,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反复提到经营者所做决策究竟是“合理”“精明”“审慎”还是“不合理”“鲁莽”“冲动”“放纵”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于理性经济人概念中的“理性”一词也做出了清晰限定。  

   第四,利己经济人虽然只是自觉地具有利己动机、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经营行为却能够自发地增进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甚至比他们试图基于利他动机自觉地从事经营行为更有效。除了刚才引用的《国富论》那段话外,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尽管他们的天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图自己便利,尽管他们雇用千百人劳作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永不餍足的无聊欲望,他们还是与穷人分享了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了与全体居民平均拥有土地的假设状态下可能做出的几乎一样的分配,从而在既没有意愿、也不自知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利益。”[5]229-230众所周知,斯密正是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标志性理念“看不见的手(无形之手)”,并且与利己经济人的理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于是,从上面的引文及其解读来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已经逻辑一贯地诠释了利己经济人的理念,自觉揭示了它的丰富内涵(包括利己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增进他人或社会利益的内涵)。严格说来,后世论者围绕这个理念做出的进一步阐发,主要是将他点到为止地分散陈述过的见解加以系统化、完善化而已,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它的这些基本内涵。例如,贝克尔尽管主张经济人也有指向家庭成员乃至邻里同事的利他动机,却非但没有因此放弃、反倒还强化了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依然主张这类利他动机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旨在追求经济利益以及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同样可以纳入到利己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型加以分析。[4]332-350就此而言,虽然斯密的上述见解至今还在受到这样那样的修正、质疑和挑战,它们在确立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方面对于现代经济学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却是我们无从否认的。  

   二、经济人的内在利他动机  

   不过,反讽的是,恰恰是斯密自己在某些相关的经典论述里,自发地否定了他自觉倡导的利己经济人理念中除开“经济”之外的几乎所有内涵,结果在做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的同时,又陷入了自己否定自己的内在悖论。  

   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富论》第一篇第二章里有关“交易通义”的那段名言:“一个人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赖其他人的仁惠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告诉他们为他做事情对他们自己也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都是依照这种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仁惠,而是出自他们的利己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3]12这段论述虽然浅显直白,但由于揭示了市场经济有机体的组成细胞——交易行为的运行机制,对于斯密自己的经济学以及整个现代经济学都具有奠基石的经典意义。同时,就字面意思看,它与斯密的利己经济人理念也是根本一致的,明确主张交易双方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所以,要完成交易行为,他们就应当唤起对方的利己心而非利他心,让对方相信做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这段论述可以说是依据市场经济的交易通义,为利己经济人理念提供了最基本最原初的证成理据。  

   然而,倘若不是停留在这段论述的表层含义上,而是深入到字里行间的深层意蕴中,我们会发现斯密在此已经以自败的方式抽掉了利己经济人理念的立足根基,因为他陈述的“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交易通义,足够清晰地指认了交易双方在拥有利己动机的同时也有利他动机的基本事实。毕竟,一旦承认了“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强调的是交易者内在具有的自觉利己动机——我想要得到你拥有的那个对我有利的好东西(作为我从交易中获取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你也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强调的是交易者同样内在具有的自觉利他动机——我愿意给你我拥有的这个对你有利的好东西(作为我在交易中付出的成本)。进一步看,也只有依据交易双方兼有的利己与利他动机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最后那句与其说是出于客套、毋宁说是直指要害的话:我之所以不说自己有需要,并非因为我没有从交易中获益的利己动机,而是因为我要是只说自己有需要,却不打算基于利他动机把我拥有的东西交给你,除非你是斯密业已指明不在经济学考虑范围之列的想要无偿施惠于我的慈善人士,你肯定不会单单由于我有需要的缘故便把你拥有的东西交给我。换句话说,假如我只有利己动机、没有利他动机,你在利己动机的支配下是根本不会愿意和我做买卖的。正因为我身为经济人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才会向你表达“我也会做对你有利之事”的真诚意愿,让你相信我会把我拥有的东西交给你以帮助你实现你的利己动机,来换取你同样心甘情愿地把你拥有的东西交给我以帮助我实现我的利己动机。就此而言,只有在交易双方既有利己动机、又有利他动机、并且愿意将两者一并实施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像斯密在这段论述之前描绘的那样,在相互提出“我想用我拥有的东西换取你拥有的东西”的诉求后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契约”,然后“公平审慎”地交换各自拥有的物品,最终通过买卖达成“合作互助”的实际后果。[3]11-12  

   值得指出的是,在质疑和批判利己经济人的基本预设时,不少学者曾经从各种角度出发,论证了经济人在家庭关系或其他非经济性的人际互动中也会形成利他的动机,并进一步对他们从事的市场经济活动产生影响。[7]不过,恰恰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论证所强调的利他动机往往还是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保持着外在的关联,亦即主要作为外部因素才能干预经济人的市场经济活动,因此不像斯密在上述论述中自发指认的利他动机那样,始终是与经济人的利己动机无法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交易行为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前提。例如,目前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虽然针对利己经济人预设提出了鲜明的异议,不仅强调了人们理性的有限性,而且还主张人们在利己偏好之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偏好,却依然没能抓住隐含在斯密论述中的那个要害:按照交易通义,经济人的利他动机在本性上就是与利己动机关联在一起的,并且因此才能发挥出推动交易行为的决定性效应。[8]就此而言,这些外在的质疑和批判反倒不像斯密自己的自败论述那样,对于利己经济人的预设具有致命一击的杀伤力。  

进一步看,透过斯密这段以深层内涵否定字面意思的自败论述,我们还能发现那只被他命名为“看不见”的手,并且找到它是如何增进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谜底:既然交易双方内在地兼有利己和利他的双重动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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