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玉祥: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婚姻论财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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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玉祥  
是因为他们已经用十几年来的生活费用进行了一种变相抵偿。作为女方家庭而言,之所以不出什么嫁妆,也是出于相似的理由”(74)。笔者认为,农民在贫困的状态下,面对婚嫁两难的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童养媳模式。时人亦对全国不同区域领养童养媳的比例做了统计,“童养媳的百分率在全国为0.5,华北为0.1,华南为0.8。就华北而言,童养媳的百分率最低者为河北沧县与山东历城的0.1弱,最高者为安徽宿县的0.5;就华南而言,最低者为湖北汉川、江苏泰县与昆山的0.1,最高者为福建龙溪的3.7”(75)。从作者统计的数据来看,虽然华北领养童养媳的比例低于华南,但亦可看出,领养童养媳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通过领养童养媳,农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婚嫁两难的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溺婴的问题,这也是地方精英虽然认为童养媳违背正规的婚姻礼法,但也不予以完全排斥的一大原因。

   部分地方精英认为童养媳作为一种婚姻现象,虽然与婚姻礼法不合,但面对农村婚嫁两难的趋势,以及农村溺婴情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部分选择了默认童养媳这一婚姻现象的存在,甚至提倡民间领养童养媳,认为这不但能缓解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溺婴问题的发展。如“凡乳养之媳,视与亲女无异,既救该女之生命,复省订婚之钱财,一举而三善备焉”(76)。又如“娶妇艰于闹阔,贫寒者不免旷鳏之虞,至不得已为权益之计:血盆抱养,谓之‘婆养媳’;数岁迎归,谓之过门,虽于婚礼消失,是亦救时之策也。有世道之责者,宜如何稍为节之,以存此人伦大纲于不敝哉”(77)。“此虽与婚礼未尽合,而事为节俭起见,在娶者不致有愆期之虑,嫁者不患办嫁奁之难,且服其水土,而安其教训,亦礼缘义起也。溺女之风,前数十年频有所闻,近因女子身贵,贫人生于周岁可免乳哺,后则托媒嫁人为童养媳。婴儿可保其性命,而父母亦可得聘金二三十元,而溺女罕有所闻矣。”(78)天镇县“贫家大半皆童养媳……然不讲妆奁,不争财聘,故野无旷男,亦从不闻有溺女者”(79)。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不难理解,民国以来,虽然政府在立法形式上否认了童养媳的存在,童养媳现象仍然在农村大量存在,这与当时农村的大环境有关,并不是一纸法律文书所能解决的。

   地方精英和农民面对农村婚嫁两难的趋势,站在各自的立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办法,但地方精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脱离了农村的社会实际,并没有施行的社会土壤,因此大多流于形式。农民为了解决婚嫁两难的问题,同时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得已采取溺婴、领养童养媳等方式,以此消解婚嫁两难的窘势。相对而言,通过领养童养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婚姻问题,客观上也挽救了不少婴儿的生命,这也是地方精英虽然认为领养童养媳与正常的婚姻礼法不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认童养媳这种畸形婚姻现象矛盾心理的原因所在。

   民国以降,受农村破败、物价飞扬以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婚姻论财问题十分突出,虽然也有学者肯定了婚姻论财对农村婚姻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农村婚姻论财的严重性,已完全超出农村的承受能力,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民国时期婚嫁费用在整个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20世纪20年代卜凯对华北及中国中东部1503个农户调查“农家婚嫁费在华北是47.5元,中东部是288.63元。对照农家年均生活费用分别为190.63元(华北)、288.63元(中东部)的标准,在华北婚嫁的费用是全年生活费的1/4,而中东部则接近40%”(80)。高昂的婚嫁费用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溺婴、旷男以及拐卖妇女问题的出现等。针对这种现象,精英与农民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精英要么对农村高昂的婚嫁费用消极的接受,要么提出的解决方案大多没有施行的社会土壤,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婚姻问题。农民采取变通婚礼的方式,通过领养童养媳、换婚等不正常的婚姻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婚嫁困难,客观上多少起到了保护婴儿生存权的效果。

   农村的婚姻论财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定时期的婚姻模式及婚俗现象是一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的反映,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几乎也以图像的面貌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81)针对农村婚姻市场上婚嫁两难的问题,农民通过领养童养媳等方式,不仅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婚嫁两难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破败现象。它是在农村婚姻论财的趋势超出农村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生存,不得已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农村童养媳婚俗现象的出现,既是贫穷的产物,也是婚姻论财的产物。近世学者大多基于妇女解放的理念,不考虑时代和历史原因,完全否定这一婚俗现象存在的社会背景。对此,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学、中国史方面能够使用的研究成果强烈地渗透出史料‘作者’,也就是政治文化精英们的先入观念,他们想要把一切都看作性质相同的整体的一贯做法隐约可见”(82)。因此历史研究要源于文本,同时也要高于文本。农村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农村社会的改良和希望,也要先从“客观的农民处境中抓到它的可能性,倘使你自己的心目中对于这个可能性还没有把握时,那你还是不要启口的好,否则你就准备着失败罢。……一个农村工作者除了学识和热诚之外,还应该要有一种认识环境和接近农民的本领”(83)。民间领养童养媳的确产生了一系列的婚姻、家庭及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还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及背后根源。童养媳婚俗现象并不值得肯定,它的出现是农村社会应对农村破败及农村婚嫁两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注释:

   ①冯国超主编:《礼记·坊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1页。

   ②参见高石钢:《民国时期农村婚姻论财规则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崔文婷:《民国时期山西省阳泉地区民众婚姻生活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郭子民:《民国时期山西农村早婚现象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③本文研究的华北区域主要包括晋、冀、鲁、豫4个省份。

   ④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华书局,2014年,上册,第303页。

   ⑤参见道光《内丘县志》卷3《风纪·婚嫁》,“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19册,第402页。

   ⑥《买卖婚姻的恶果》,(北京)《晨报》1921年4月20日,第6版。

   ⑦民国《井陉县志》第10编《风土·礼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影印本,第160册,第511页。

   ⑧民国《临县志》卷13《略第三·风土略六·礼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72册,第338页。

   ⑨民国《新绛县志》卷3《礼俗略·婚礼》,“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423册,第228页。

   ⑩民国《万泉县志》卷2《政治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422册,第182页。

   (11)参见民国《井陉县志》第10编《风土·礼俗》,“中国方志丛书”,第160册,第511页。

   (12)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5册,第35-36页。

   (13)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4)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婚丧》,“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404册,第206-207页。

   (15)民国《井陉县志》第10编《风土·礼俗》,“中国方志丛书”,第160册,第521页。

   (16)光绪《乾州志稿》卷5《土地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59册,第243页。

   (17)魏宏运、[日]三谷孝主编:《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卷,第234页。

   (18)民国《青城县志》卷2《户口·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7册,第181页。

   (19)严昌洪:《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0)参见民国《藁城县乡土地理》《风俗·婚嫁前》,“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62册,第49页。

   (21)民国《乡宁县志》卷7《风纪·婚丧祭》,“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1册,第331页。

   (22)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婚丧》,“中国方志丛书”,第404册,第206页。

   (23)民国《翼城县志》卷12《礼俗·婚礼》,“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417册。

   (24)民国《续安丘县志》考7《志八·风俗考》,“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68册,第79页。

   (25)民国《续平度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61册,第183页。

   (26)民国《昌乐县续志》卷9《风俗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66册,第343页。

   (27)民国《临县志》卷13《略第三·风土略六·礼俗》,“中国方志丛书”,第72册,第340-341页。

   (28)民国《乡宁县志》卷7《风纪·婚丧祭》,“中国方志丛书”,第81册,第331页。

   (29)民国《翼城县志》卷12《礼俗·婚礼》,“中国方志丛书”,第417册,第477页。

   (30)民国《续修清平县志》第4册《礼俗篇·志三》,“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27册,第543页。

   (31)民国《陵县续志》卷2第16编《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51册,第351页。

   (32)民国《芮城县志》卷5《礼俗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5册,第327页。

   (33)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83-384页。

   (34)参见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1934年第8期。

   (35)民国《陵县续志》卷2《第十六编·风俗》,“中国方志丛书”,第51册,第351页。

   (36)民国《青城县志》卷2《户口·风俗》,“中国方志丛书”,第17册,第193页。

   (37)民国《虞乡县新志》卷3《礼俗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83册,第283页。

   (38)民国《新绛县志》卷3《礼俗略·婚礼》,“中国方志丛书”,第423册,第228页。

(39)民国《增修胶志》卷10《疆域志第八·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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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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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地方志》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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