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玉祥: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婚姻论财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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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玉祥  
由贫困而引起,但这种高昂的彩礼,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的破败,这正是历史的吊诡现象。

   二是旷男问题突出。民国以降,天灾人祸不断。根据民国政府行政院的报告,1932-1935年,全国各省份发生自然灾害共3695次,(40)平均每年高达923次之多,使本来已经落后的农村经济更加破败不堪。又以1935年为例,1935年是水旱灾荒合流的年份:“水灾八省二市一县,灾民二千万人,财产损失七亿七千六百万元;旱灾方面,受灾面积七千七百万市亩,损失粮食五千九百万市担。”作者以上述数字推算出“最近五年水旱灾荒中的损失约近一百亿元,平均每一农户损失一百五十元上下”(41)。灾荒的普遍及严重程度,不仅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而且将农村的财富破坏殆尽,大大加速了农村的贫困程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受天灾人祸的影响,阶层的变化异常显著,“使富农变为中农,中农变为贫农,贫农沦为无产者的事实,已似狂涛一般不可遏止”(42)。从1928年到1933年,许昌五村村户中,中农从1928年的21.17%降为1933年的17.03%,贫农从1928年的61.94%上升为66.16%;而辉县的贫民则从1928年的52.17%上升为1933年的55.20%,贫农增加了3.02%。(43)农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时,亦受到人祸的压迫,“自民国以来,政局不宁,军阀当权,搜刮敲诈不遗余力,而土豪劣绅乘机为奸,或高利贷款,或包办词讼,以成其剥削民众之私”(44)。农民遭受其政治及经济压迫,不得不辗转流亡,致使田园荒芜,农村经济更加破败。

   农业的衰落,农村的破败,农民的困窘,加之男多女少的刺激,使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村家庭,在面临高昂的聘礼时更加束手无策,致使农村家庭婚姻失时,旷男现象十分突出,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当时地方精英对婚姻论财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状况的担忧,亦可反映出当时的农村面貌。如临县“将有贫者不能娶之患,是亟宜矫正者也”(45),翼城县“贫者无力办,每至愆期”(46),又如临晋县“贫者不能贷,每至愆期”(47),乡宁县“男子之婚,动二十、三十,亦有终身鳏居不能室者”(48)。家庭男孩多的情况下,甚至还有长子干活给次子结婚的现象。(49)旷男现象的出现,随着男多女少的趋势更加突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亦是当时高昂不下的婚姻论财趋势使然,致使贫家子弟无力举办婚姻,以至于婚姻失时,也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是其他社会影响。民国以降,由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农村仍然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之中,这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强大,这种劳动力的负担往往会倾向于男性一方,且男性还有承继香火的责任。相反,由于女性劳动力不强,又不能承继香火,于是在遇到灾荒年的时候,在家庭基本生活需求不能满足的前提下,首先被卖掉的就是女子,被饿死的也是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50)当然,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并不是单方面原因引起的,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父母长辈对男孩与女孩的去留。“在荒年的时候常有卖儿女的,尤其是女子,要是妻子年轻,也可以卖。荒年来了,家里的老辈便向全家打量一过,最后决定说,要是媳妇中间最年轻貌美的和聪明伶俐的十一岁的小姑娘肯出卖的话,得来的代价可以养活其余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过灾荒的时期。”(51)而且灾情严重的时候,随处都可以买到这种女子,“少的只值华币两元,多的不过五元”(52)。这种视女子为货物的现象反映到婚姻上,便是视女子为索求高额聘礼的筹码,并不计较婚姻的质量高低,“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是视妇女为奇货,而于其性命、其生活均未计也”(53)。由于农村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及婚姻论财的盛行,“在富家则男易于女,而贫家则女易于男。正惟富家男易于女,故议婚时,男方恒多挑剔,女家则自居于低门亲家之列,不敢稍事苛求。正惟贫家女易于男,故议婚时,女家既择郎婿,更索许多衣服首饰,男家以娶妇不易,只有俯首听命,无自由挑择之余地”(54)。所以在贫苦人家,无终身不嫁者,但终身不能娶者却是常有现象。甚至在有的地方,嫁娶主动权的转移也能向我们透露出这一讯息。如沁源县“娶之日,在清光绪以前,贫家率多一乘轿舆,婿不往女家,谓之等亲。自光绪中至现在,普通由男家备轿两乘,用乐工数名或十余名不等,婿及娶客相偕至女家”(55)。这种视女子为奇货、婚姻论财趋势的增强,势必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男女婚姻年龄差距的问题,以及拐卖妇女问题等。

   农村议婚必先论财以及男多女少趋势的加强,使得女子成为农村婚姻市场的稀缺品。正因为如此,女方有较多的选择余地,但是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婚姻完全由父母操办。在农村当时的大环境下,聘礼多者,娶之,这成为农村婚姻的普遍现象。如徐水县“倘财聘称心,虽髫龄弱女,不妨许配苍发鳏夫;虽鼠耳伧愚,竟可以柔佳淑女相匹终身;虽家世清白,不妨与污浊门户讲朱陈之好,结丝罗之欢”(56)。且由于农村早婚的习惯,订婚年龄会在15岁以前,结婚在15-19岁之间,如果15岁之前还没有订婚,这时父母往往会为其“寻再婚夫,取其资产,不计其年岁。再婚夫之年岁大于女子普通约十余岁,甚有大二三十岁者,盖女方既具有爱富心理”(57)。养女只为达到攀高门第目的,对郎婿年龄的大小、人品高低视为不重要的事,甚至“不问年龄,不问家世,不问美丑,黄白到手,婚书立订”(58)。这种畸形婚姻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农村的离婚概率,因为农村婚嫁本来就不易,从经济上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稳固了农村的婚姻模式,但这也是农村婚姻冲突的源泉。如农村打骂妇女、婆媳矛盾等,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畸形的婚姻形式有一定的关联。

   农村婚姻论财引起上述矛盾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农村婚嫁的困难,社会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坑蒙夫家以及拐卖妇女的事情。如万泉县“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士大夫之婚姻哉?”(59)除了坑蒙夫家赚取高额的聘礼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从事拐卖妇女的群体。他们利用农村婚嫁困难的形势,从外地贩来妇女,让其嫁到某县,然后再将其领走,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彩礼,俗称“放鹰”。但“乃一遇放鹰案发生,官厅往往弗恤民艰,任令放鹰者不费一文,即将原人领去”(60)。贫寒之家节衣缩食,积蓄若干年,才能以高昂的聘礼娶到一妻,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往往使娶妇者倾家荡产,人财两空,甚至走向自杀的道路。

   婚姻论财趋势的强化,以及由此诱发的一系列问题,不但引起了地方精英的关注,同时农民也根据农村特殊的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溺婴以及童养媳、换婚等婚姻形式的出现,一方面给农村造成巨大破坏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婚姻论财给农村造成的压力。

  

   三 精英及农民的应对之策

  

   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不仅得到了地方精英的关注,同时农村也以自己独特的承受能力,对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

   (一)精英之解决方案。民国时期,地方精英对婚嫁两难的问题大多采取批判乃至消极认可的态度,认为这是造成家庭问题的原因之一。“父母以女儿为奇货可居,男子非有不资之财不得有室,男女自由婚配非邑民所能梦想,爱情从何说起?由是家庭遂成苦海,夫妻、婆媳尽成冤家矣。”(61)民国时期虽然实行了自由的婚姻制度,但在旧中国的农村,封建的婚姻模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婚姻缔结的前提,因此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下,在农村普遍贫困的大环境下,婚姻论财的趋势不可逆转。笔者通过翻阅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地方志发现,部分地方精英针对婚姻论财的这种趋势,采取了消极的认可态度,认为这是“世风不古”(62),“竞异趋时”(63)以及“见不为怪”(64),甚至是一种为政者认为这是“几无挽回之术”(65)及“无如之何”(66)的一种社会现象。

   尽管如此,时人针对这种婚姻论财的问题,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虽然方案各有不同,但大多是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切入农村的社会实际,因此并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如“推行节约运动,规定娶妇聘金不得过百金,提倡集团婚,娶妇预报社会服务外,纳用费国币壹拾元”(67)。甚至主张采取激进的改革方式,以期达到消灭农村婚姻论财的现象,“废除聘金、奁妆为构成婚姻的条件,废除买卖婚姻,只要当事两方同意,不用任何代价,自可缔成配偶”(68)。同时这种社会现象亦引起国民政府上层的注意,如蔡元培等人就婚礼奢侈等现象,设置了新的婚礼形式,并提交国民政府,呼吁其核准实行,“婚礼要点:一、订婚信物为婚帖,聘礼概免;二、结婚一月前,由双方家长同意定日,双方具名发帖,礼品革除;三、行婚礼时,证婚人分别询问新郎、新娘是否同意”(69)。无论是主张减少聘金或者废除聘金,还是主张采取西方的婚姻礼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婚姻,大多脱离了农村的社会实际,并没有实行的社会土壤,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婚姻论财的社会基础。

   (二)农民的应对之策。民国以降,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婚姻论财成为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一项沉重负担。在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时,农民根据农村的实际,亦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溺婴,以往学者研究溺女婴的原因只是局限于农村的贫困以及重男轻女的现象所导致,笔者认为贫困只是其总体性原因,我们要分析贫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只是运用贫困及重男轻女的原因来分析这种现象,未免有些大而化小之嫌。固然农民在面对高昂的聘礼及嫁妆的威胁时,因为自己的贫困不能满足一方的要求,不得已走向溺婴这条道路,但这不是农民的初衷,亦与当时农村的大环境有关,且不能把溺婴仅仅归结为重男轻女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个别地方出现的溺男问题。笔者认为,应把农村溺婴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溺婴是农民在无力应对农村普遍破败的基础上,加之婚姻论财的威胁,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自保措施。所以溺婴既是农民应对农村破败的措施,亦是应对高昂的聘礼或者彩礼问题的一种自保措施。针对农村婚姻论财加剧的趋势,农民亦成立了相应的互助组织,通过互助的形式来解决婚嫁两难问题,如河南武陟县“近有立小儿会以济其穷者,会员子年当议婚而力不能举者,同会醵金以助其成,轮流推广”(70)。面对农村婚姻论财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通过成立互助组织,依此消解婚姻论财对农民带来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但这种组织并不是普遍性的,农村消解婚嫁两难的问题,大多是通过领养童养媳等婚姻模式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按照婚姻缔结的一般程序,由议婚、订婚直到结婚,每一个程序都需要相当的精力、财力等支持。但就财力而言,男方需要付出大量的聘金以及结婚的费用,女方也要出相对的聘礼,这对一般的家庭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更何况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男子娶妇更加不易。这就必然导致部分贫困农民婚嫁两难困境的出现,为了解决这种婚嫁两难的困境,农民在婚姻方式上采取了种种变通的方式,以此来解决婚姻缔结的困难窘势。如“贫穷之家不仅感于婚俗备礼为难,有时并感于将来订婚为难,于是家有男婴者,即托媒访取襁褓中之女婴,抱归抚养,以待成年婚配”(71)。又如井陉县“近年妇女缺乏,男子过剩,贫家以娶妇为难,除以女易妇(甲以女与乙之子作妇,乙亦以女与甲之子作妇,俗谓之换亲)外,抱他人弃女而乳养成妇者,到处有之,不可胜数”(72)。又如寺北柴村的很多家庭因为付不起聘礼,没有办法结婚,所以采取了“长子干活给二儿子娶亲,或是为了避免一辈子光棍,就领养童养媳”(7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主要是通过领养童养媳这一变通的婚姻方式来解决农村婚嫁两难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出于理性的做法,“将正式迎娶所花费的钱财分散在十几年内花费在童养媳身上。男方在结婚时之所以聘礼微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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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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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地方志》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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