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丽:GDPR生效背景下我国被遗忘权确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19-05-02 23: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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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  
个人信息的存储时间越长,个人利益就越可能超越公共利益。所以十几年前因欠社保而被强制拍卖房屋的网络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很大,无法客观真实反映冈萨雷斯当前状况,该数据到了应“被遗忘”的时刻。而任甲玉离开陶氏教育集团不再供职的信息仅仅不到一年,公众有对其近期工作经历的知情权,此时渴望被遗忘不太光彩经历的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公共利益。

   (二)被遗忘权与表达权: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被遗忘权的价值取向在于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相关数据,取得被公众遗忘的权利。而表达权恰好相反,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其价值取向在于保护权利人的表达自由,其核心在于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被遗忘权人希望被公众遗忘相关信息,公众则可能凭借言论自由对被遗忘权人的信息评头论足。两种不同的权利出现了正面冲突。二者的冲突使立法者与裁判者面临尴尬境地:为保护被遗忘权而限制他人的表达自由,或者为实现表达自由而允许个人信息被他人自由地使用与处理,[9]而不得要求删除或屏蔽。被遗忘权与表达权的价值冲突历来难以衡平,法律界上从未出现统一的二者位阶高低划分。对于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的解决策略,其调和之策往往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自欧陆大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素有注重个人利益保护的法治传统,法律实践中在很多情形下强调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的人格尊严,故被遗忘权发端于欧洲有其法律宿源。被遗忘权的发展在美国则受到了挑战,其缘由在于美国人更注重言论自由,认为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被遗忘权会给社会带来寒蝉效应,故美国仅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制定了特别被遗忘权法案,并没有设立一般被遗忘权制度。

   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特殊国情。国家高度重视诚信社会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信用监管,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目前,信用监督的方式,主要通过国家征信制度等方式,公开个人信息,以社会监督强化信用建设。无疑,信用监督有利于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公众践行表达权,但个人信息的公开程度扩大化,无疑背离了被遗忘权的精神旨趣。因此,在我国立法理念注重公共利益优先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在社会诚信建设也有待进步的现阶段中,被遗忘权在当下我国的落地生根存在一定水土不服。

   (三)被遗忘权与经济进步:权利保护与网络产业发展的矛盾

   大数据时代,网络产业发展迅猛,个人信息数据在网络中受到侵犯的危险程度提高,被遗忘权受到侵犯的可能性也更高。依法保护被遗忘权,也意味着网络产业运营商的运营成本提高。自2014年5月欧洲法院做出“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以来,谷歌公司内部专门成立了专家顾问团,对用户申请进行审查,对于因侵犯第三人被遗忘权的信息进行移除。超过40万个移除请求和超过140万个被要求移除的URL中,符合条件并被移除的URL只占42.6%。截至2015年12月,微软共收到并处理9000多个移除要求,关联到24000多个URL,但符合要求并被移除的比例和谷歌相仿。要求移除的URL主要指向Twitter、 Facebook、You Tube等社交和视频网站。较低的移除成功率意味着,网络用户有滥用这项权利的嫌疑,这无疑增加了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商运营成本。[10]现在我国大力发展大数据资源,形成对经济的驱动力,网络产业因此得以蓬勃发展,对GDP增长做出重大贡献。设立被遗忘权制度,会增加网络服务运营商的法律责任,加大其运营成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产业的发展空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设立被遗忘权制度,在于用法律手段实现维护本地区信息主权的目的。谷歌作为注册地在美国的网络公司,但其在欧盟国家的搜索服务业务份额占据了欧盟地区该业务的半数以上。该行为已经构成了欧盟国家信息主权的重大威胁,欧盟国家用被遗忘权制度达到限制谷歌发展和维护自我信息主权的目的。[11]

   (四)被遗忘权与自由心证:被遗忘权保护标准尚待完善

   前文已经述及“任甲玉诉百度案”中,法院提出的“被遗忘权”的保护思路。张建文教授认可法院作出的被遗忘权保护路径选择,但认为在被遗忘权保护问题的操作方法上,应当运用比例原则构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利益正当性”与“保护必要性”标准[12]。笔者认为比例原则起源并适用于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及展开需要研究。甚至有观点认为比例原则纯粹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并不提供“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的判断标准”。即使郑晓剑副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具备担纲一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和资格,也承认该原则毕竟不同于具体的法律规范,在具体的判断和操作上,容有法官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余地,因而也潜藏着被滥用的可能性。[13]在我国被遗忘权的保护标准作为争议问题,尚须确定具体操作标准,被遗忘权的类型化立法落地问题,由于缺乏对相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立法设计,并非只争朝夕即可完成的任务。2014年10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院规定》)第12条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款第四项、第五项[14]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笔者认为该条款完全可以视为“被遗忘权的中国版”。实际上“任甲玉诉百度案”中搜索引擎百度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通过提供链接公开了任甲玉曾经供职陶氏教育集团的信息,“任甲玉诉百度案”的判决是在《最高院规定》施行之后,但其诉求并未获得法院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是何为“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明确的问题。但两审法院在判决时都没有参考引用《最高院规定》,而是以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从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何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任甲玉诉百度案”的一审法官陈昶屹在2014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第14版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的文章,陈法官认为“美国通过网络产业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法律方面的技术操作通过《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等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限制或免除中间服务商的责任,对网络及网络产业松绑,增大网络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和减少法律风险的桎梏效应,扶持网络产业这一具有未来产业导向的新兴产业”,而且在文末的延伸阅读中表明:我国应该主动抢占网络技术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先机,在产业政策与法律上推动网络产业这一支柱产业快速稳健发展,否则会成为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产业附庸与技术跟班者。[15]

  

   四、我国被遗忘权证成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正当性

   首先,被遗忘权能够减免当事人负面的社会评价。被遗忘权法律关系的对象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根据个人信息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不影响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二是可能提升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三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所保护的权利对象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历史负责。[16]然而,“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17]。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人性的社会,应该给予改正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应当允许对其某些过去和过往被遗忘。被遗忘权可以满足信息主体如此的需求。信息主体通过行使被遗忘权,可以避免自身的相关信息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和有关自身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获得社会的谅解,提升社会评价。一个自然人的社会评价,越来越多的依据互联网社会的评价。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之特性,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条关于信息主体的“不利的负面评价”链接,就会有众多网站进行转载和发布,就有可能导致信息主体的整体社会评价显著降低。如果事后发现这条“不利的负面评价”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等,但义务主体往往怠于执行,因为往往这些“负面评价”会更加吸引公众眼球,为其吸粉获得更多人气,人气量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财富和利润。更重要的是不履行义务的成本很低。事实上,为了帮助信息主体维护自身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形象,在现阶段甚至出现了暗含“被遗忘权”性质的服务机构与个人,这些机构与个人以明码标价的方式,通过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甚至雇用网络“水军”来“帮助”信息主体摆脱“不利的负面评价”,然而这些业务的开展毕竟有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增加信息主体的负担,如果引入“被遗忘权”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被遗忘权”能够帮助信息主体重置个人社会坐标,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前行机会。

   其次,被遗忘权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自《十二表法》以来,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以保护非物质性的精神利益为目的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18],以保护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尊重。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形成了以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作为欧洲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源流的欧洲委员会的《108公约》即是定位于保护个人尊严,保护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为了保护隐私),还强调必须与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由)相协调。在保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共同理念下,就会形成共同普遍的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并被各国所接受进而内化为各国的国内立法[19]。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权保护意义上理解被遗忘权的立法目的和宗旨。而在我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完善,且常常让位于公共利益。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公民对这方面的保护需求会日益增加。被遗忘权作为有利于维护个人人格尊严的一种新型民事权利,会越来越得到我国的重视。

再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实质上契合互补相互制衡。上文谈到被遗忘权保护,有与表达权言论自由此消彼长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只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言论自由不只赋予“说的权利”,也保障“不说的权利”,两者同为言论自由互补之要素。[20]被遗忘权重在保护“信息主体”的言论自由,侧重“不说”的权利;而言论自由重在保护“信息处理者”的言论自由,侧重“说”的权利。因此,信息主体要求移除其不欲继续公开之信息以实现不说的权利,是否抵触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恐怕尚有疑义。[21]而且笔者甚至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被遗忘权有高于言论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的方面,理由有二:其一,权益完全性不同。渴望被遗忘的权益完全属于个人,相较对众人无关痛痒的言论保护来说,对不堪往事的提心吊胆对个人心理健康踏实生活影响更大;其二,与被遗忘权不同,言论自由更有可能侵害个人。在被遗忘权保护与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背后,存在着绝然不同的力量对比:不仅有单个的个人,而且有整个大众传媒行业为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并有可能利用它为其谋利,但只有公民个人为保护自己的被遗忘权作斗争。尽管宪法和法律表面上将言论、表述、新闻、出版自由平等赋予了社会全体成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更有利于或者服务于一部分社会成员。尽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单单用比例原则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些抽象和不易操作,但在“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后,谷歌公布了富有指导意义且极具操作性的“谷歌独立专家报告”。在该报告中谷歌被遗忘权咨询小组提供了“评估被遗忘权行使之四要件”:信息主体在公众领域扮演的角色;系争信息之本质;信息来源和时间的考量。而且欧盟第29号信息保护工作组发布了《谷歌案(C-131/12)判决的适用指南》[22],提出了信息删除的若干参考标准,旨在为相关机构应对此类删除请求时提供衡量根据。文件中明确列举了13项信息删除的参照标准,并详细解释了每一条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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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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