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与政商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1:11:03

进入专题: 近代银行制度     政商关系     洋务派官员  

吴景平  
恭亲王奕和户部尚书敬信等在奉旨查核张仲炘的奏折时,也提议“特简大臣承办”设立官银行,“当于承办之先,博考西俗银行之例,详稽中国票号之法,近察日本折阅复兴之故,远征欧美颠扑不破之章,参互考证,融会贯通,拟定中国银行办法,咨会筹商妥定,即由户部指拨专款,请旨开办(14)。可见,此时不仅是洋务派地方督抚,而且参与廷议的高层京官,都对设立新式银行的必要性以及基本制度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共识。

   就在顺天府尹胡毓棻、御史张仲炘提出“官银行”不久,1896年11月,曾为李鸿章幕僚且协办、督办过多个洋务企业,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盛宣怀,在其奏呈自强大计折附片中,提出了创设“商办”银行的具体方案。盛宣怀所提出的设立银行的主张,虽然本质上也是官督商办体制,但在政商关系上有了新的制度设计。他明确指出,虽然一般说来银行制度文本要“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并且有“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但如果“执官府之制度”搞官办,必然重蹈咸同年间“部钞殷鉴”。在他看来,“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他的基本构想,就是在制度层面,明确规定新设之银行是“商行”、要招商股、“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而非“官银行”、“国家银行”(15)。

   盛宣怀的奏折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光绪帝在看到该奏折后,便面谕军机处:“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未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洵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军机处即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以及盛宣怀本人遵办(16)。这也是清廷批准举办本国银行的第一例,预示着第一家华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即将问世。

   中国通商银行的基本制度文本,主要体现在1897年2月20日定稿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之中,这个章程是盛宣怀与他所选择的“殷商”即“商董”和从中产生的“总董”们反复商讨而形成的。如银行商董们曾提出“拨发官本”和“仍归商办”的方案(17),并议订章程四十条,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在政商关系方面,提出不少具体意见,如“拟请特简大臣督办,并派大员总办”;“由户部筹定资本一千万元为额,先拨二百万元以便建造屋宇,购买印票机器”;“股东所买股份即系自己产业……股东公举董事至少五人。董事中再推某为总董,某为副董,某为本行总理,均须有股份稍多之人”(18)。十位总董排名第一的张振勋(南洋华侨巨商、张裕酿酒公司和佛山机器制造公司等企业的创办人),曾向盛宣怀拟呈了五个方面的《银行条议》,强调“今中国开办银行,无论现下将来,管事经手必需除去官场气习,皆用熟悉商务之人”;“银行招股袭轮船招商局遗意而变通之,先集商股五百万两”;除了印造银票即纸币“宜奏准通行各省埠,所有本行银票准取现银,并输纳地丁钱粮”等之外,该《银行条议》完全不提“官督”方面的内容(19)。而在总董排名第三的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并在数地海关开设官银号和在上海、宁波等处开设多家机器纺织、面粉、榨油等公司,就在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的五天之后,严信厚等即向盛提交关于设银行、发行钞票的条陈,指出:“如设立官银行,章程一切悉照西法”(20)。两个月后,严信厚接连为盛宣怀拟就两份银行章程共27条,其中不乏较重要的主张,如“银行不领官本,召集华商股份五百万两,先由招商、电报两局筹拨股本银二百万两,以为之倡,其余三百万两,选举各省董事,分别认股”;“银行仿照汇丰银行之规制,以精纸机器印造银票与现银相辅而行”;“银行收存公中之款,以权子息;购买船械,以银合镑;收付洋债,以镑合银;均须随时考核,以杜暗耗。”盛宣怀对严信厚的拟稿逐条批阅,如严稿中有盛宣怀为拟设银行的“督办”并刊刻关防,盛宣怀批“不必有此名目”、“不可”;严稿中有银行“参用西法”,盛宣怀改“参用”为“悉照”(21)。于是,在盛宣怀奏呈自强大计折近三个月后,在“参酌各总董议论及西国银行章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汇订中国通商银行大略章程》20条;然后听取了京、津多位高官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由盛宣怀最后定稿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

   盛宣怀把光绪帝的谕旨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并将其作为银行章程的第一条:“中国创设银行已奉上谕,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商股,合力兴办,以收利权,并请户部酌存官款,自系为通商兴利起见,此系奉特旨开设之银行,应即名为中国通商银行,以示商股商办,而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用图推广,俾垂久远。”这也是盛宣怀对于理想化的官商关系基本原则的概括。该章程修订后总共22条,包括公款汇存、用人办事、总行所在地、股本、股利、报效、分支行、纸币发行等主要方面,呈送清廷,希望一并获得批准(22)。总理衙门虽然原则上肯定该章程“就大概办法而论,亦颇周备”,但对多项条款提出异议和修订意见,盛宣怀在与通商银行各总董商议之后,即作出针对性的回复说明。如章程将总行所在地定为上海,在北京设分行,总理衙门则认为“京都若为分行,似觉外重内轻,不足以崇体制”,主张在北京、上海两处均设总行。对此,盛宣怀坚称“上海为中国通商第一口岸,应以上海为银行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而京都既非通商码头,股份不多,又无总董,势必隔膜”,但同意“京都、上海均称为中国通商银行,其余各省、各埠则称为通商分行”。又如,在银行盈利分配安排方面,章程规定在股东官利除外之余利中,先提公积金及分给总、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劳,其余按十成分,以八成分给股东,以二成报效国家。总理衙门提出,应于官利、公积、花红之外,按十成分派,应提五成报效公家,盛宣怀则坚持章程原定二成报效的规定,并声称若银行实际利薄,则遑论报效。另在发行钞票的准备金问题上,盛宣怀不同意总理衙门提出的分存部库、藩司及关道各库的要求,但关于铸币所得之利益,盛宣怀答应银行所得津贴之外全数归公。总理衙门要求中国通商银行承诺照汇丰银行一样,随时以一二厘的低息向清政府提供数十万或数百万的急需贷款,也为盛宣怀所拒绝(23)。值得指出的是,在收到盛宣怀代表通商银行总董的回复之后,总理衙门并没有坚持原先的要求,而是肯定了盛宣怀与“各总董详筹妥议,具见实事求是之意”,同意通商银行“及早开办,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声复本衙门可也。”(24)

   中国通商银行是“奉旨开办”的,盛宣怀本人是以“候补四品京堂”的身份被上谕指名“责成”办理“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等开办事宜的,其章程各条款获得了总理衙门的核准,这些是中国通商银行得以在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开业的基本制度性保障,也是该行“与寻常商家自行开设银行不同”所在。但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基本属性依然是商办银行,其股本均为商股,根据章程,中国通商银行额定资本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包括“盛大臣认招轮局、电报两局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各总董认招华商股份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应听各口岸、各省会华商投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官股,但开办时准领生息官款100万两(25)。总的来看,围绕中国通商银行设立的制度安排,清廷在官商关系方面,基本上接受了盛宣怀所提出且代表商董利益的“商办官护”的安排。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既代表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也标志着近代银行制度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字面和文本上的,而且已经生根萌生。虽然相应的谕旨和总理衙门核准的中国通商银行章程都是特定,并非开办其他华资银行时可以直接援引,但却是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文本体系的先声。

  

   三、华资银行业制度文本初成体系

  

   继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之后,1905年户部银行的设立,代表了国家银行制度或者说官办银行制度在中国问世。

   应当指出,还在盛宣怀为设立第一家华资银行而广为征求制度性文本的方案时,尽管“官督”、“官助”名义下的“商办”是主流性的主张,但也不乏“官办”为先、“官办”为主的意见。盛宣怀曾收到过一份列有六方面建议的“银行管见”,开头便是“银行宜官设也”,提出:“今日之开银行,商办必不成。惟有奏开官银行,以户部为纲领,南北洋为枢纽,各省为脉络,庶可一气贯通,天下利权在握,然后朝廷特简一熟悉商务之大员督办其事,则商股可不招而集,奸商市侩为我指挥,商务之不兴,吾未之信也。”在银行股本筹措方面,主张“先筹备股本五百万两,分为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官股四成,即奏请户部拨借库款银二百万两,分十年归还,每年纳缴五厘息银,此筹官股之法。”(26)这与盛宣怀“银行只可商办”主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而没有为盛所采纳;但却与近十年之后开设的户部银行的制度性文本,有着共同的“官办”取向。

   1904年3月初,清廷财政处在关于试办户部银行的奏折中提到:“中国向无银行,各省富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银行相类,特公家未设有银行相与维系,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资以辅助。……现拟先由户部设法筹集股本,采取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银行,以为财政流转总汇之所。”根据户部拟订和奉旨“依拟”的《试办银行章程》(共32条),户部银行实行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制,额定资本400万两,分4万股,每股库平银100两,由户部认股2万股,为最大股东,得派总办、副总办各一人,另由股东举理事四人;其余2万股“无论官民人等,均准购买”;经营范围包括存放款、买卖金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票据贴现、保管等;该银行归国家保护,凡遇市面银根紧急,可向户部银行请给库款接济,但照章按期算交息银;每季须将营业资财报告送呈财政处、户部查核,财政处、户部可随时调阅银行清帐,但“各项贸易事项,公家均不干涉”。发行之钞票准予公私出入款项一律通用;一切库款官款,均准以该行纸币照缴;各省解部款项并准一体解兑;办理户部出入之款项;户部银行有整齐币值之权(27)。《试办银行章程》是为户部银行“量体裁衣”拟订的,将户部银行定位于“中央银行”(28),相应的制度规定也不是其他银行可以照搬的。但其明确规定的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则是以后各银行都采行的制度;而关于与政府财政当局的各项条款,其体现的基本原则也为嗣后政府银行的条例、章程所沿袭。

   1908年户部改为度支部后,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原先的《试办银行章程》经奏准改为《大清银行则例》,对于股本的规定为:资本总额增加至一千万两,分为十万股,“股票概用记名式,由国家认购五万股,其余限定本国人承买”。对于营业事项的表述:短期折息、各种期票贴现或卖出;买卖生金生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为收取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收存各种款项及保管紧要贵重物件;放出款项;发行各种票据。《则例》进一步明确了大清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享有如下特权:代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及公家一切款项、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代国家发行新币。值得注意的是《则例》较具体地规定了大清银行“不得”经手的方面:“大清银行除上开事项外,不得再营他业”;“不得将本行股票作为抵当之物,亦不得自行买回”;“除营业应用地基房屋外,不得将不动产买入或承受”;“不得以行中款项营运他项工商事业。在高层管理人员方面,大清银行由度支部简派正监督、副监督各一人,另由股东总会公举理事4人,呈准度支部派充;各分行总办由银行呈准度支部奏派,经理、协理、司帐等员由银行职员公同选派,呈度支部备案(29)。

   总体看来,户部银行和大清银行是官股占有一半的国家银行,承担着清廷重要的财政与金融职能,其基本制度体现了清政府的支配性的地位,但也反映了中国金融制度早期近代化、规范化的轨迹。

1907年底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则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自办并振兴等交通事业四政之需;经办京汉路赎路债票股票;借款所办铁路各款之存储;经办轮、路、电、邮各局存款;办理国外汇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近代银行制度     政商关系     洋务派官员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931.html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