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4 次 更新时间:2019-04-16 01: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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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  

   内容提要:同为“病夫”的相似命运,是近代国人关注和理解中土两国关系的重要着眼点,也是迄今学界把握两国历史关系的主要视角。但囿于这单一视角,学界对近代中土关系及当时国人对此种关系的认知,也存在蔽障。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并非发生在学界通常认为的甲午战后,而是20年前的俄土战争期间;也并非缘于国人感知的所谓“民族命运相似”,而与防范俄国侵略、土耳其卷入中国边疆民族事务,以及洋务事业之积累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以俄土之战为契机,国人还不断拓展视野,逐渐将土耳其的国事民情与中国的内政外交局势联系起来予以动态观察。至清末民初时,国人已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在国家安全、国际商贸、民族宗教等众多事务上均利害攸关,从而尝试着重新去定位和构筑双边关系。与此同时,有识之士还开始对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做出反思,逐步确立起“中国本位”的自觉立场,并最终奠定了日后处理中土关系的历史认知基础。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土耳其观  中土关系

  

   在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不仅瞩目于英、法、德、美、俄、日等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列强,也曾将目光投射到与本国有类似处境和经历的诸多弱国身上。土耳其①就是人们在观察世界与反观自我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他者”。近代以降,中土两国官方及民间往来不多,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土耳其政府确立外交关系之前,双方长期缺乏正常、稳定的沟通渠道,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诸方面的记述却从未间断。在近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中,关于两国关系的历史认知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内容,它不仅具体反映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世界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构成国人持久关注和研讨土耳其的内在动力,更能由此折射出国人在走向世界历程中,其时代关切、他者认知与自我定位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的立体图景。

   关于近代中土两国关系和国人的土耳其观,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②虽然也有学者考察近代中国人通过土耳其的处境来观察远东的国际局势等,但更多的则是从民族命运相似的角度来关注中土关系。这也的确是近代中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下,昔日幅员辽阔、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疆土日蹙、利权渐失,先后沦为西人嘲笑的“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两国也因之面临着抵抗外敌入侵、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使命,只不过在空间上距西方更近的土耳其,先于中国数十年即经历了这一切。也正因此,近代国人十分看重土耳其史事之于自身的引鉴意义,或反复探究土耳其衰落的原因,提出适用的内政外交策略,以防中国重蹈覆辙;或借助土耳其先例佐证变法或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使之成为政治动员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有效资源。我们不妨将此种中土关系的认知视角,称之为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囿于单纯的“民族命运对比”分析理路,学者的目光多汇聚于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甲午战后,尤其是革命与立宪相互交织、高潮迭起的清末十年,对此前洋务运动期间国人的土耳其观往往言之不详,对认知历程中一些关键节点、时代因缘的判定也存在偏差。更为重要的是,论者还因此长期忽略从更长时段来全方位考察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变历程,也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两国政治、外交、宗教领域的实际接触与摩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从而普遍轻视了近代国人在民族命运的比照之外,还曾以不断扩展的视野,逐步意识到中土两国之间在外交环境、国家安全、国际商贸、边疆民族事务上,彼此尚存在多种利害关系的重要事实。实际上,在长期的历史考察中,国人不仅将此种远东、近东之内在关联性的认知提升为把握世界动态与自我局势的基本手段和方法,还曾对耳熟能详的两国“民族命运相似”论,做出理性反思,确立起“中国本位”出发的观察新视角,从而为日后适当地处理中土关系打下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当然,学界对上述议题并非完全漠视,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或多或少已有所涉及,这无疑为笔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总体观之,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类近代报刊、文集、游记、日记,特别是前人极少征引的原始外交档案,来重新勾勒近代国人对中土关系认知的演进轨迹,揭示那些曾被忽视的面向。

  

   一、俄土战争与近代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

  

   近代国人究竟从何时开始关注土耳其?对此问题,以往学界囿于“民族命运相似”论视角的影响,一般从甲午战后谈起,认为亡国灭种危机意识的激发,使得朝野上下阐述各种救亡主张时,不约而同地回看土耳其先例,从而在清末掀起了言说土耳其的热潮。其中,吴伟锋的判断和解释颇具代表性,其硕士学位论文注意到国人在甲午战前对土耳其有所了解的重要事实,并勾勒和分析了史地学家、穆斯林、外交官、报人等不同群体的土耳其观,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其整体结论依然为:“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对土耳其基本上缺乏认识而又不太关注。虽然,在当时已经有《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书籍的介绍。然而,知道土耳其的仍然只有清朝的驻外公使或中国的穆斯林群体。”③笔者认为,此一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近年来,各类近代史料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为我们进行资料检索和量化分析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笔者以“土耳其”“土耳基”“土耳机”“土耳叽”“土尔其”为关键词,分别对目前开发较为成熟的两种近代报刊史料数据库——“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进行标题检索和全文检索,分别得到5193条、18991条有效信息,再逐年统计条目数,可以得知,近代国人关注土耳其的第一次高潮至少应前推将近20年,即1876-1879年时段,其峰值高于戊戌维新、接近清末立宪时期。彼时正是轰动世界的俄土战争时期。该战引来国内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战况、登载时评,作为大战之一方的土耳其因此成为舆论焦点。当时中国社会上自政府官员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均对战争的起因、进展、结局、影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土耳其也藉此进入国人视线。1877年,《申报》的一则报道即指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十分关心土耳其在大战中的处境,“偶闻土败,即相聚而在教堂祷告”,印度回教徒甚至还代其向英国求助。④阅报者自能从中体味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影响力。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昂扬斗志,也受到国人称赞,如熟稔世界大势的王韬就认为,俄国兼并土耳其的图谋一直难以得逞,不仅因为英法的庇护,还在于土人“崛强自恃,不肯遽下”。⑤甚且土国在若干局部战役中的获胜,还令一些时评家联想到其先祖匈奴、突厥人的雄风,并因此告诫俄人需“熟思而审处”。⑥更有人从国际关系角度来定位土耳其,如驻外使臣刘锡鸿即视土耳其为英属殖民地的屏障,认为土国一旦为俄国占据,俄人将由红海建瓴而下,印度、亚丁、东南亚各埠均需设重兵防范,英人“将有跋胡疐尾之忧”。⑦王韬则反向认知,强调土国同样也是欧洲本土的缓冲地带,“土存,俄何能西向而与欧洲诸国争哉?”⑧以上种种议论表明,通过解析俄土战争,国人对土耳其强烈的宗教感召力、艰难的国际处境、不屈的战斗精神,以及显要的战略地位等,均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实际上,戊戌以后,国人对土耳其的有关言论和新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以俄土战争的有关信息作为思想资源的,是对该战中土耳其知识的重新利用与诠释。

   18世纪以来,俄土之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十数次的武装冲突,尤以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之战影响为大。以往国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各种史地论著或多或少也都有所记载。据学者研究,早在清代前中期,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满族、蒙古族官员就曾从俄国和中亚人那里获取过土耳其的片段信息,如18世纪后半叶满人椿园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中,就有乾隆年间发生的俄土之战的扼要记述。⑨鸦片战争后涌现的世界史地著作,更对俄土战争有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如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就不仅概述了“俄强土弱”的总体战局,还特别强调土耳其之所以未被鲸吞,乃是英法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用力护持的结果。⑩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一书,还根据“土耳其与俄罗斯连兵前后近百年”的史实,判定《西域闻见录》所言“控噶尔”即土耳其无疑。(11)清廷高层对此也有耳闻。1854-1855年间,主持涉外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综合西方报道,两次向咸丰帝汇报了克里米亚战事,并认定战争症结在于俄国的出海口诉求与英法海洋霸权之间的矛盾,强调列强的参战,“名为抑强扶弱,其实自为计”。(12)不过总体来说,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俄土战争仅有浮光掠影式的记录,着眼点也只限于列强间的权势争斗,既缺乏对土耳其国情的细致分析,也未将中土局势联系起来讨论。叶名琛在奏折中,不仅称土耳其为“土夷”,甚至还荒谬地认为“土系俄之属国”(13),可见当时国人对土耳其了解的有限,以及传统夷夏之见的影响。

   土俄之间虽然早有交兵,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俄土战争才真正激起国人对于土耳其的格外关切,这显然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

   首先,此次争战不仅关涉土、俄双方,也将英、德、奥等列强卷入,堪称震动欧洲与世界的国际大战。而当时中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边疆危机,尤以沙俄在西、北部边疆挑起的事端威胁最大,恭亲王奕等在1873年的一份奏折中即坦言:“各国之患,唯俄国最为切近。”(14)故清廷十分重视搜集欧美列强特别是俄国的情报,以为现实的军事、外交应对服务。在此背景下,苦寻欧亚出海口的俄国与占据要津的土耳其爆发的武力冲突,自然吸引了中国官员的目光,土耳其的各类信息也就夹杂在战报中一并输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国人最初掀起关注土耳其的热潮,并非仅仅因为相似的民族命运,防范俄国侵略的现实需要,显然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在总理衙门,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官员对此次战局格外关切。据档案记载,1878年3月3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赴德国驻华使馆,向德使咨询:“土俄交兵之事现在如何光景?”对方答复:“总是从中竭力调停议和。前日各国彼此商量,现在尚无头绪。”(15)时隔半月,美国驻华公使、参赞又与沈桂芬及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成林热议俄土之战。成林询问结局,参赞告知基本“算完了”,待各国协商一致,俄即可撤兵,并预测“俄国将来,必要夺土尔其京城”。沈桂芬则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吞并土国京师只是俄人的第二步棋,其当务之急则是夺取地中海海口,以破解冬季舰船无法出海之难题。这一见解深得美使赞赏。(16)由此可见在当时,清廷高级官员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已了然于胸,这同时也表明,国人早期对土耳其的关切背后,实存在着强烈的俄国威胁之诱因。

   其次,自19世纪70年代起,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强大宗教号召力的土耳其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中国的边疆民族事务中来,进一步激发了国人对土耳其的兴趣。1870年,云南回民建立的杜文秀政权,就曾对是否寻求土耳其之援助,展开过认真讨论和实际行动。(17)差不多同一时期侵入新疆的阿古柏势力,更是与土耳其保持密切来往,并接受了土耳其苏丹的宗教封号和军事援助。1875年6月至10月,《申报》连续载文披露过阿古柏与土耳其勾结的事实,认为这给中国政府的收复新疆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18)甚至土耳其外务大臣还在此间通过英国外交部,请求总理衙门帮助寻找在新疆失踪的土国官员。(19)对此,清廷决策层亦十分警惕。李鸿章特向光绪帝奏报阿古柏“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一事,表示新疆问题扑朔迷离,“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20)左宗棠则不以为然,认为土耳其距新疆遥远,且国势分崩离析,不足为虑。(21)尽管左、李二人对土耳其能量的评估有较大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涉土事件直接提升了中国官方的对土关注度,也推动国人去关心俄土战争中土方之表现,以便进一步判定土耳其的影响力。

再次,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加速,尤其是此后20年洋务运动带来的现代化事业之积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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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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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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