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苏分裂与中日两党反修“同盟”

——1960-1965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2 11: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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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慧 (进入专栏)  

  

   摘要: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两党分裂的过程中,中共能够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同中日两党拥有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以及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苏共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密切相关。在1960-1963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阶段,中日两党首次密切配合,抵制"三国条约"。其后,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支持中共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4年中苏两党分裂成为定局,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1965年在新执政的苏共领导集团暂未调整其对日共的方针时,中日两党以共同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姿态,揭开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不过,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日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的诉求逻辑实际存在差异,而影响两党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

  

   关键词: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党际关系

  

   1960年代初期,中共与苏共的分歧和矛盾日趋加剧,双方都试图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内政外交方针日益趋向激进,对内重提阶级斗争,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对外则认为苏联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

  

   此期,随着中苏两党走向分裂,中苏同盟破裂的前景若隐若现。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条线索穿插其间。一是国际共运队伍在中苏两党掀起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发生分裂,虽然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左派力量在国际共运中尚未占据优势地位。为了彻底扭转这种态势,1963年后期,中共在与苏共正式展开大论战的同时,着手建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二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以1964年为转折点,中国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中,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的“反修”方针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由此,东亚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周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稳固,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优先设定的目标。此时,东亚地区追随中共的左派党,除越南、朝鲜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执政党外,还有日本、印尼、缅甸、马来亚、泰国等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们是当时左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这股力量在中苏两党新一阶段斗争中的选边站队,对于中共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以社会主义阵营十三个国家而言,亚洲国家有四个,皆在东亚地区。其中越南、朝鲜和蒙古,都是中国的近邻。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一直接受其军事保护,苏蒙之间签有《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蒙古国人民革命党领袖泽登巴尔(Tsedenbal Umzhagin)还曾向赫鲁晓夫(N.S. Khrushchev)提出过加入华约的申请。蒙苏两党关系比较紧密,两国关系相对稳定。面对这种局面,维持并加强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与中共的关系即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争取越、朝两党在反修斗争中与中共保持一致,不仅是中共与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的需要,也是中国在与苏联关系恶化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亚共产党来说,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担负着反帝、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责任。中共夺取政权后,支持和援助东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既是中共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普遍性的重要实践。其不仅是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经验的推广区,如东南亚、南亚共产党的道路,也是由中小城市武装起义扩大至城镇、农村的“十月革命”经验的试验场,如东北亚日共可走的道路。归根结底,争取东亚共产党的支持,是见证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试金石。

  

   在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并展开意识形态论战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选择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与此同步,在东亚共产党的队伍中,毛泽东也十分看重日共和印尼共,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中的大党,“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中国除了“依靠中国的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外,还“要寄希望于”日共和印尼共。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日共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大党印尼共,都是在暴力革命遭遇挫折后转而踏上寻求和平过渡道路并在本国取得合法地位的在野党,其在国际共运中所确立的革命范式基本限定在议会斗争的框架之中。对于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倡导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中共来说,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和支持日共及印尼共的路线纲领,是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发展乃至决裂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苏共调整外交战略,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寻求缓和,而中共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外交战略不动摇的局面下,共同的反帝目标为中共与日共和印尼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本文以中、日、俄、美等多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1960—1965年中苏两党走向分裂背景下中共与日共党际关系演变的过程,具体分析促使中日两党对苏目标基本保持一致的原因,中共争取日共支持方针的调整及其结果。

  

一、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与中日两党的接近(1960—1963)


   事实上,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共不同,“二战”结束,恢复合法地位的日共重新组建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议会斗争为主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经过党内斗争最终确立领导地位的宫本显治(Miyamoto Kenji)与毛泽东相同,同苏共、斯大林(J.V. Stalin)有着诸多的恩恩怨怨。

  

   1946年4月,以“和平革命”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共在日本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即获得5个席位,其后力量不断发展,1949年的大选进而有35人当选为议员,在国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确立,以及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1950年初,苏共主导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日共的和平革命方针提出了批评。此时,正与苏共谈判签订新约,准备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支持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面对情报局的批评,日共内部意见分歧,宫本显治等人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日共发生分裂。是年夏,当日本政府开始对日共进行“赤色整肃”时,日共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一度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共与解散日共中央委员会的德田派取得联系,将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Tokuda Kyuichi)等人召至北京,建立了日共国外领导中心“北京机关”。1951年4月,“北京机关”派出由德田、野坂参三(Nozaka Sanzo)等日共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了四次会谈。其间,斯大林在先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继而在“以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意见的形式征求”德田、野坂等人的意见后,主持制定了日共新纲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即《五一年纲领》),日共从此转而走上“极左冒险主义”的武装斗争道路。

  

   事隔月余,苏共中央政治局即根据德田的请求,决定援助日共10万美元。翌年,中共领导人经与野坂协商,在中国建立了日本共产党特别学校,为日共培训干部,传播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到1953年,该校计划增招学员至1500人。苏共则继续向日共提供经费,拨款25万美元,由中共转交。此期日共照搬中共搞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经验,从事武装夺取政权斗争的做法,使日共遭受巨大损失。1952年,日共党员从两年前的十多万人骤减到3万人左右;这年10月大选所获的选票,从1949年1月大选时获得的298万票锐减至89万票,并失去了全部国会议席;次年4月的大选,选票更是减少至65万。可以说,对于宫本显治而言,日共短短几年暴力革命实践的过程,不仅有苏共的干涉,中共与斯大林的配合也贯穿其间。由此,宫本对斯大林和苏共所抱的怨气之中,其实亦含有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不满因子。

  

   1958年7月日共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此前党的“极左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决定废除《五一年纲领》,提出了“争取和平革命”的主张。宫本显治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日共中央总书记。其后,1961年7月“日共八大”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进一步确认了以和平革命为主的方针。从此,日共的工作重心转向通过议会选举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反帝反垄断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开始推行一条抵制大国大党干涉,坚持独立自主,走“日本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革新路线。日共的党势得以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日共七大”代表中存在反对中央的“强有力的少数”的状态,至八大时宣告结束,随八九个“反对中央路线”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自己退党”,宫本显治确立起了在日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当日共中央检讨自己路线纲领上的错误,显示出排除他党干涉的决心时,中苏两党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矛盾和分歧不断。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等政策,无疑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对美国频频摇动橄榄枝,热衷于实现苏美首脑会晤的姿态,则令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戒心倍增。由此,中共借宫本显治访华之机,迈出了争取日共支持的步伐。是年2月23日,宫本率日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抵达北京,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即与之举行了会谈。根据中日两党代表团取得的一致意见,两党于3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谴责日本反动统治集团追随美帝敌视中国的政策。联合声明发表当日,毛泽东在郑州郊外的火车里会见了宫本显治。此前的1957年11月,刘少奇同参加莫斯科会议后路过北京的日共代表志贺义雄(Shiga Yoshio)等人会谈时,与赫鲁晓夫的态度一样,反对日共中央总结“五〇年问题”,而毛泽东这时却专门向宫本显治反省了中共1950年帮助德田等人建立“北京机关”和1951年与苏共“合作帮助日共搞纲领”的事情。他表示:中共对日共“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也很少。有一些我们还犯了错误”。还检讨说:“如当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整肃的时候,我们劝日共同志来中国,我们怕他们受损失。有些同志来了。这当然出于好意。但现在看,恐怕不来还好些。”针对日共《五一年纲领》问题,毛泽东谈道:“那样的纲领,不管正确与否,都是不好的。而且后来看,纲领本身就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并且特别对宫本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提出赞许,指出:“别国帮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帮助为辅。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日共这几年来的情况正是如此。”

  

苏联方面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在“苏共二十一大”之后不久签署的专门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声明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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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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