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回乡三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9 次 更新时间:2019-04-06 1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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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冬日的南方清晨,空气很好。司机小王载着我和南昌伯父出南昌城,向老家新干方向驶去。车过向塘,本该上高速公路,但小王却没有找到去高速公路的指示牌。想一想南昌离新干不过120公里,我们建议小王干脆走105国道。因为有了京九线和高速公路,105国道上的车变得很少了,但路面质量很差,车又是一辆新的爱丽舍,还在磨合期,所以走得比较慢,我们花了近三个小时才赶到新干县城。和上次回乡一样,南昌伯父坚持要买好蔬菜和肉食,说回到村子里一定没有吃的。此时我的手机恰好响了,看号码那边是手机打过来的,但说话的却是老家伯母:“洋仔,你们到哪里呢?”我说:“到新干了。买点菜回去。”伯母说:“不用买!菊秀姐姐提了只鸡来。她在做饭。你们到屋里来吃中饭。”于是我劝南昌伯父不要买菜了。伯父一边嘟囔: “不买菜,回去吃个鬼呦,”一边又说:“那就买些东西带回去给小孩子们吃。”我们因此每人买了许多桔子和小食品。桔子便宜得令人吃惊,也就三、四毛钱一斤。我告诉摊上的老太太说买十块钱的,她称了满满一大塑料袋也才够五块钱。

  

   离开县城往南十五公里,就到了我们该下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两个堂侄小兵和小平坐在路边等着。车子停下,他们便来拿行李和食品。我们让小王掉头回南昌,跟着两个堂侄下了国道,向村里走。堂侄告诉我们,家乡今年大旱,沂江的水量大减,庄稼收成很坏。看看不远处的沂江,果然浅了许多,露出了大片河床。路边的油菜因为缺水,都长得既矮小,又无精打采,看样子来年开春不会有好收成。

  

   我们的村子湖江背离105国道其实不远;离开国道,上了沂江的河堤,就可以看见。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沂江发大水,我们家正对面的河堤被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洪水把湖江背和周围的几个村子淹了三天三夜,家家户户只能吃住在自家阁楼上。我那时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洪水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可怕,而是好玩。其中一个场景是,我从阁楼上望见一位堂哥划着一块门板,到处搜罗顺水飘下来的瓜果,因此缠着伯母也要下去试试。这次大水之后的冬天,来了很多筑堤的人,一群人还住在我们家,在我们家的厅堂里支起一口大锅做饭。老堤被加固了,一些地段重新筑了新堤。自此之后,虽然沂江也发过大水,但堤再也没有决口过。

  

   也许是因为多年不回家乡的缘故,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的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樟树没 有了,炊烟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突兀的伫立在村头。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走近村子,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露出肮脏的塘底。在仅存的一泓浊水中,放养的鱼儿们正艰难地试图冲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的村名“湖江背”中的“湖”就是指的这个湖,而“江”是沂江。但我无法弄清楚“背”的含义。也许是因为这层朦胧感,对于我,我们的村子就和周围那些叫这个“家”或那个“家”的村子不一样了。现在,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变成了杂乱的现实。

  

   我们家的房子面对小湖,占据着村子里最好的位置。伯母看我们远远走来,返身进屋取出鞭炮放了起来。鞭炮很长,在它燃起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爷爷辈有三兄弟,老大务农,老二行医,老三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被国民党抓住砍头。老大是我的亲爷爷,生了三个儿子。南昌伯父则是老二的唯一儿子。我父亲在家排行最末;大伯父和伯母生了三儿三女,二伯父却无儿无女。我十个月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由二伯父、二伯母抚养。他们待我比亲生儿子还亲;事实上,我叫伯母“伊呀”,在当地话里就是妈妈的意思。我八岁时,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回父母身边读书,伯母柔肠寸断。大伯父去世早,大伯母在我离开之后不久也去世了。她在临终之际将二伯母叫到床前,把三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托付给了她。二伯父、伯母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他们默默的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让他们体面地出嫁,体面地娶亲。几年之后我又回老家住了一年。一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已经懂事,对家乡的印象因此十分深刻。上大学之后,我几乎每四年回家乡一次;但自上一次回乡之后已经有十年没有再回去了。前几次返乡,伯伯还健在,每次我回去他都要领我到村子里转一转,向乡亲们问好。整个村子三十几户人家,一半以上是未出五服的亲戚。记得1983年我读大学之后第一次返乡,伯父带我去看新分的土地。他认真地给我讲解我们家的地和其他人家的地的分界,就像一个农民对待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1994年我返乡的时候,伯伯已经显出了老态,但我没有料到他一年之后就去世了。那时我远在美国读书,竟不能回乡为他送葬!以往都是伯伯出来为我放鞭炮,此次只有伯母了。伯母也老了。本来就矮小的一个妇人,如今更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已经76岁了。我竟没有想到此次回乡要为她的晚年生活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是后话。

  

   进到屋里,两个堂侄的孩子围了上来。我虽然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做了公公!南昌伯父和我分给他们一些桔子、饼干,大大小小的三个孩子便吃了起来。如今计划生育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大侄子因为头胎生的是男孩,便不再生了;小侄子头胎是女孩,隔了五年又生了一个男孩。一般人家都是如此。传说从《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实施之后可以交15000元社会抚养费超生,但我们村子还没有此种情况发生。询问原因,大侄子说,大家都交不起罚款。小侄子又说:“现在也没有人愿意生。不好养。”我也在想,农村人口增长的趋缓,到底是因为计划生育措施得力,还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少数个案可以回答的问题,但养育孩子机会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村中的其他人听说南昌伯父和我回来,三三两两的聚拢到我们家前面的空地上,拣一把椅子或一张凳子坐下来。南方正午的阳光正好,暖融融的洒在身上,正适合我们闲聊。来人里既有过去的老队长禾生,也有现在的新队长。新队长的外号叫“扯眉”,因为他的眉毛上有一条疤痕。记得八十年代两次回乡时,禾生队长都和我提及村里被乡里强占的一片山地。那是祖辈传下来的,在离村几十里的深山里。老人们说,村里之所以能拥有那么远的地方的山,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有能耐,是新干县南部的显赫家族(后来在县里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是民国第一任新干县长)。但是,到了集体时代,这片山地被公社开辟为林场,村里暂时失去了所有权。农村改革之后,乡林场关闭了一段时间,村里的人家纷纷去栽树,而且也从县林业局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里决定把山收回去,村里因此和乡里打了近十年的官司。记得有一次我回乡时,还和村里几个识文断字、又愿意出头露面的人一起到县林业局去询问,接待的人非常同情我们,说:“这山是你们的,但我们林业局也没有办法。要解决问题必须县政府出面。”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其他人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去惊动县政府?所以我们无功而返。听说后来村里请了律师和乡里打官司,但这么一件十分明了的官司一直打到吉安地区法院也没有打赢,那片山就永远属于乡里了。这次回乡再也没有人提起这山的事。

  

   村里的境况看来是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年青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不时还有摩托车从我们身边掠过,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的女郎。我问扯眉队长现在村里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队长说:“给上面报的是2400元,实际上低得多。”禾生接话说:“我们家不到1500元。” 旁边的细宝则说:“你家劳力少。我们家一年挣个万把块钱是有的!”他家在村子正面朝大路的地方盖了一幢三层的“洋房”,青砖到顶的平顶房,不用瓦,但屋顶有一圈琉璃瓦的装饰。这是这一带标准的“洋房”的样子,和传统的房屋完全不同。传统的房屋是斜顶的,不用琉璃瓦(南方似乎很少见琉璃瓦),而是在山墙上加挑檐,正面用青砖,山墙刷成白色,屋子的框架则全是整木做成。房子里面的标准格局是前面为堂屋,两边为厢房,后面则是厨房。堂屋正面墙上供祖先的画像,角上有神龛,烧上香供菩萨。靠正面墙摆一张八仙桌,上座两把带靠背的椅子,其余则为条凳。这种条凳坐起来有一定的讲究,如果不慎,一个人站起来,凳子就会翘起来,板凳另外一头的人就会摔跤。因此,每个人起身时都会提醒同坐的人小心。这样的房屋格局和饭桌设计,体现了传统上长幼有序的秩序。新房子里虽然也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如供祖先像之类,但房屋的格局却完全仿照城里的别墅的样子,不再体现秩序,而更重实用。传统房屋的一个问题是采光不好,一是因为窗子小,二是因为阁楼挡了光线。新房子的骨架是钢筋混凝土浇铸的,房屋结构有利于采光。

  

   村里有两、三幢这样的新房子,在破旧的老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抢眼。南昌伯父问细宝家里有几口人,对方说有三口人。伯父问他三口人怎么需要这么大的一幢房子。细宝笑一笑,说:“就这么住呗!”建一幢楼房需要五、六万元,是一户中等人家十来年的积蓄。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家乡的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哪怕老屋仍然可以住。我们村子尚好一些,新房子不多,在属于同一行政村的我母亲的村子里,问题要严重得多。

  

   在我们边晒太阳边闲聊的时候,伯母和菊秀姐姐已经把中饭做好了。伯父和我请几位聊天的乡亲一起吃饭。家乡的规矩是,当别人家请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能爽快地答应,要等主人来扯。禾生、扯眉和细宝还好,扯了几下也就顺水推舟地进了屋,只有原先的会计,怎么扯都不进屋。我试了好几次,他一个劲地往后躲;我本想放弃,但看他站在那里也没有想要走掉的意思,就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把他扯进屋里。大家都是吃了中饭的,因此只喝酒。伯父感叹起家乡人口的飞速增长。五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时,村里只有七户人家,而现在已经有三十五、六户人家,一百多人。老会计说,现在参加分地的人口有107人,每人平均一亩地左右。土地每五年调整一次,全部打乱重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精神,也和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相抵触。村里人的收入大抵不是依靠本村这点儿土地来的,除了养猪这样的副业外,主要是到邻近的峡江县租土地,种经济作物。因此,本村的土地更具福利性质,而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这大概是土地定期重分的原因。到沿海打工的人不多,但村里这些年来总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通过升学离开了村子,有两户人家的所有儿子都上了大学。对于一个小村子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像家乡这样的中部农村,上学仍然是年青人离开农村的最好出路。

  

吃完饭我一个人到村子里走了走。以往,村子明显地分成两部分。东边是我们家这一支,伯父说早先只有四户人家;西边是另外一支,早先只有三户人家。在东边,正中是议事厅,村边还有一座祠堂。议事厅前是一条宽敞的巷子,巷子两边是我们这一支的几户人家。我在家乡时,虽然房子较伯父离开时多了一些,但基本格局没有变。那时正是文革的尾声,祠堂是生产队的牛圈和猪圈,议事厅是仓库。后来祠堂和议事厅都重修了一次,资金是各家凑的;我虽然远在国外,家里人也代我捐了一百元。因此我想看看议事厅。然而,还没有进到厅里,外边巷子的景象就令人失望。原本干净整洁的巷子,现在流出了一道污水沟,淌着猪圈里流出来的浊水,弯弯曲曲横过村前的空地,直抵村前的小湖。原来,堂弟将我们家正屋旁边的一间屋子改成了猪圈,而这间屋子正好挨着巷子,污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条污水沟就像一道伤疤,把村子弄得面目全非,而村里人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议事厅里正墙上镶着三块石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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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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