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林: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19-03-19 00:57:03

进入专题: 金融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李振林  

   【摘要】 基于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凸显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惩治侵财犯罪上游行为的需要,以及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发展的需要等,应强化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然而,现行刑法尚未突出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规制,也未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相衔接;当前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事司法规制也尚存定罪量刑缺乏统一性的突出问题。对此,在立法层面,应增设非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罪,并完善相关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司法层面,应调整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倍化标准规定,增设目的要素不同情况下的法定刑升格标准,并在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解释中增加列举未尽之意的表述。

   【中文关键词】 金融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个人信息;金融隐私;金融安全

  

   目次

   一、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之必要

   二、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事立法规制之缺憾

   三、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事司法规制之疏忽

   四、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之路径

   五、结语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金融信息安全与个人财产安全的关联度日益显现。近年来,因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1]而导致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违法犯罪案件频发,并促发了洗钱、电信诈骗等诸多下游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了个人的隐私权,也严重侵害了民众的财产权,同时还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声誉,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给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环境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面对时下愈演愈烈之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相关刑事立法和司法凸显出了诸多问题,例如非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等行为无法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进行规制,司法不统一现象较为严重,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能导致罪刑失衡等。这些问题或缺憾的存在,直接导致诸多社会危害性凸显的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规制,也充分表明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状况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需要。因此,如何继续完善刑事立法并妥适司法,强化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实现对个人金融信息的充分有效保护,仍是值得我们深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之必要

  

   现行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了规制,但因个人信息范围的宽泛、含糊而无法突出对个人金融信息之特别保护,同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却无法涵括所有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如同合同诈骗罪独立于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独立于合同诈骗罪,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犯罪亦应独立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强化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并非率性而为、心血来潮,而是基于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所凸显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之现实需要。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不同角度也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强化之必要。

   (一)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凸显严重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刑法视野中对某一行为考察关注的核心,其反映了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行为的容忍程度,系刑事立法中罪名设置与刑罚确定的标尺。对此,贝卡利亚曾指出:“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尽管认识这类明了的真理并不需要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认识范围。”[2]我国《刑法》13条但书也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可见,我国刑法就是将社会危害性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尺。

   随着全世界信息化浪潮的展开,我国也迈入了信息化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信息逐渐成为社会变革、产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资源。信息安全保障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各种形式的信息侵权、信息犯罪侵害了人们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因而亟须法律规制。这也是《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的主要原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着信息社会转型与信息产业发展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在其他部门法无法充分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充分保障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社会深入转型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动用刑罚手段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不可否认,社会危害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人们对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均会有所不同。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领域,对社会危害性大小或程度的判断也会因人们对金融信息敏感程度和保护意识存在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当今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个人金融信息不仅具有身份上的意义,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用途。与此同时,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日益猖獗,从而导致个人金融信息被广泛地不当使用和传播。应当看到,个人金融信息被不当使用和传播的直接后果是,不法分子获取了大量个人金融信息,并由此成为诸多犯罪的源头。被获取的个人金融信息成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最佳“原料”。个人金融信息含有丰富的财产信息内容,不法分子获取后,往往会利用其进行电信诈骗。在近来发生的多起电信诈骗案件中,均存在受害者个人金融信息被不当使用和传播的情况。[3]此外,被获取的个人金融信息还为冒名办理信用卡套现、复制银行卡盗取资金提供了诸多便利。一些不法分子在获取足够的个人金融信息后,便通过冒名办理信用卡、复制银行卡等手段,盗取客户资金,并且严重影响了真实客户的金融信用。而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则加剧了这些后果。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更多可以存储数据的工具,如移动硬盘,各种网站的服务器、U盘、PC机、带库。这些设备的出现使得大量的数据能够被存储、传递、流通进而被利用。如果人们利用互联网对他人金融信息进行泄露,再被存储设备记录下来,被泄露的金融信息就会被永久地保存在信息主体完全不能控制的地方,随时有被再次传播的风险,以致会大大降低人们对自己金融信息安全的信心。

   (二)惩治侵财犯罪上游行为的需要

   近年来,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银行卡及密码等个人金融信息后实施侵财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重危及了公众的财产安全。对于已经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金融信息实施侵财犯罪的行为,我们依据相关侵财犯罪进行规制并无障碍。然而,对于那些仅实施了非法获取个人金融信息而尚未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侵财犯罪的行为,我们往往难以追究(证明其意图实施侵财的证据难以收集)甚至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侵财犯罪的预备虽构成犯罪,但实践中一般不追究犯罪预备的刑事责任),而现行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仅可规制部分“情节严重”[4]的非法获取个人金融信息行为,而无法规制那些并非非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的行为,由此可能导致对侵财犯罪上游行为的放任。

   应当看到,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有利于从犯罪准备行为阶段遏制诈骗、盗窃等后续犯罪的产生和发展,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大多对预备行为采取原则上不处罚的态度,而我国现行刑法却与此相反,对预备行为采取原则上处罚的态度。但是对于处罚预备犯来说,犯罪故意的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且将所有预备行为都宣告为刑事可罚,不仅违反刑法的经济性原则,而且容易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无形中扩大了刑法处罚范围。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往往会作为某个或某类严重犯罪的犯罪链中的准备行为而存在,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犯罪的打击,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后续侵财等更严重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如果个人金融信息被不法采集、随意篡改、恶意使用乃至非法转卖牟利,轻则会导致公民信息权利遭受侵害,重则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甚至精神损害。例如,在涉信用卡犯罪中,利用网络诱骗个人用户透露他们的银行和金融账户信息或其他个人信息比如用户名和密码,再利用这些信息实施金融欺诈犯罪;也有行为人通过收购他人废置的信用卡,而后盗取其中的个人金融信息,为信用卡诈骗、行贿、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提供帮助。虽然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容易查处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犯罪证据,但对后续犯罪行为,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下,不能单凭主观臆断,对行为人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因此,由于对后续犯罪行为的准备行为存在定罪量刑上的困难,加上目前也无法用现行罪名囊括所有社会危害性严重的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致使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无法受到有效规制。而如果突出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对后续犯罪行为从准备阶段加以遏制,则可弥补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难以用现有罪名的犯罪预备定罪处罚的问题,能够在某些犯罪链的第一个阶段破坏这个犯罪链,进而避免严重犯罪后果的发生。

   (三)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突出强调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实际上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的现实需要,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需要

   当今时代,信息化迅猛推进,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信息化水平也由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我国欲要加快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牢牢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提出,“加快推进信息化法制建设,妥善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废止之间的关系,制定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政府信息公开、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创造信息化发展的良好法制环境”。[5]其中,个人信息保护尤其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是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信息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被擅自披露及被非法买卖等滥用个人信息的问题。信息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例如,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等链接银行卡,省去许多传统上烦琐的操作程序,就可轻松便捷地实现在线支付。个人金融信息的安全性遭遇前所未有的种种风险,实际上就是我们获得生活的便利性所支付的代价。[6]因此,信息化时代解决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对科技发展和生活便捷最大追求和将个人金融信息置于高风险的环境下进行暴露的平衡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此时“制约甚至决定人们设计或者选择具体理论方案的驱动力,是要回答一个宪法的,甚至是法哲学和公共政策上的一般性问题。那就是,一个行为可能在某些场合创造了风险,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被这个社会生活秩序允许和接纳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创设风险的后果,究竟是要归责给这个行为人,还是要作为社会存续和进步所必付的代价,而由这个社会自己消化、自我答责呢?”[7]诚然,社会存续和进步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需要社会对此进行消解,但实现社会消解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对违法犯罪者的行为予以否定评价,其中刑法评价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要全面推进信息化,提升信息化水平,就必须突出强调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突出强调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

   2.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普及,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人所熟悉的商务模式。然而,在我国庞大的网民群体中,仍有一大部分网民从未进行过网络购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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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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