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6 次 更新时间:2019-02-28 21: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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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摘要:“法治社会”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它指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各有独立范畴,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一体两翼”。国家动员能力、既有法律体系、社会治理基础、社会矛盾态势等具体背景,对法治社会建设构成引导或制约。法治社会建设应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基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应当直面基层特质的制约,着眼基层社会的主要事务,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同时,还应在角色分工基础上,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律师等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关键词:法治社会  社会治理  基层  政府  社会组织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大命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社会建设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建设。法治社会建设被提上日程,这及时回应了社会生活的法治需求,强化了宪法实施。在社会生活领域,绝大部分事务属于个体自律、社会自主调节、市场调节的范畴,由道德、伦理、习惯、惯例等社会规范加以调整,出现问题后法治系统才可能介入。然而,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阶段,个体自律的有效性不高,社会规范的功能受限,因而需要法律主动干预,社会生活领域的法治需求日益增长。诸如自媒体表达、小区物业管理、互联网金融等各种事务,似乎分别属于个人自律、社会自理调节、市场调节的范畴,但现有调节方式并不成功,从而需要法律介入治理。可是,这些新问题难以被既有法律体系完全覆盖,需要在法治社会建设中通盘应对。

  

   目前,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政治命题,学术上的论证还不够。总体而言,对法治社会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清晰界定,尤其是缺乏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进行有辨识度的区分,导致对法治社会的内涵缺乏共识,外延和范围的列举或具有随意性,或仅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部分所列四个方面的平移。理论研究的贫乏,导致实践中法治社会建设推进和评估的无体系性。在司法方面,各种改革轰轰烈烈,内部考评方案成熟,司法文明评估日趋完善;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早已颁布,法治政府评估颇有影响;而在法治社会建设方面,实践内容乏善可陈,全国性的实施纲要缺乏。在地方层面,仅有江苏省曾于2016年试行《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但其指标体系几乎只是对《决定》第五部分建设任务的照搬。国内各种法治评估的指标设计几乎都与法治社会建设不太对接。世界正义工程、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全球清廉指数中,与法治社会对应的评估指标也不多见。

  

   在此背景下,法治社会建设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实践需求和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与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设相比,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广泛性和分散性,在既有框架下操作性相对不强,因此更需要体系性的研究,以有助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整体性推进。同时,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必然从社会层面触及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进而完善相关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从而真正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理论层面,“法治社会”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是西方学界和政界在“法治”之外并不单独讨论的范畴,其学术探讨,旨在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法治理论。与西方相比,当代中国法治的特色不仅体现在政治架构,更体现在社会基础,法治的深层运行机理蕴藏于法治社会建设之中。如果不从理论上对法治社会建设作出系统阐述,就很难深入揭示当代中国法治的一般机理,从而难以提炼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类法治文明为基础,沿袭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遵循法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域外法治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广泛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对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作体系性研究。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

  

   (一)法治社会的语义和内涵

  

   “法治社会”一词,20世纪80年代就在学术期刊中被广泛提及,其涵义大体指有法制的社会,以区别于法制虚无的人治社会。其中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而言,涵括了现在通常所讲的“国家”和“社会”。“法治社会”的内涵和外延与“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几乎一致。

  

   近年从治国方略层面提出“法治社会”之后,有学者从三个层面理解:制度层面上有国家法律、自治规则等构成的多元规则体系,心理层面上有社会群体和成员对规则之治的认同和践行,秩序层面上有社会各类组织、成员与国家职能部门形成自治与统治的分工协作。另有学者认为,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是将社会权力和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的一种社会类型,具体包括:社会主体及其社会权力的自主自治自律,社会主体依法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社会主体形成法治生活方式。这些讨论,对法治社会的特征列举较多,内涵界定并不明确,外延概括较为泛化。

  

   对“法治社会”的理解,应当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政治命题出发。首先,从词义上看,“法治社会”是偏正结构的短语“法治化的社会”,而非动宾结构的短语。其次,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而独立存在的领域,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处于并列位置,是独立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范畴,有其独有特质。因此,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具体而言,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自我约束的法治化。首先,在行为上,社会成员普遍守法是常态。与常态守法相对的是“违法过剩”:法律的有效性程度较低,违法成为常态。当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普遍违法和违法过剩。在法治社会中,“法律的有效性”虽然不能达到,但应接近100%。其次,在观念上,社会成员普遍相信法治。社会成员拥有法治观念,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观念深入人心。目前,不少社会成员信法守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存有“信权不信法”、“信闹不信法”等错误观念。

  

   第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法治化。首先,社会成员之间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一律平等并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意味着宗法性质的关系解体,如农村宗族关系,城市行会性质的权力关系;还意味着关系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不受暴力或暴力威胁支配,“混混”群体的存在与此格格不入。其次,社会中平权型的自治关系盛行。法治社会注重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以社会组织为重要组织形式,承担政府转移的一些职能,社会成员自觉、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政府予以指导和监管。再次,社会权力依法行使。社会权力独立于国家和个人,一般由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集合体行使,它们以所拥有的资源对个人、社会和国家产生影响力。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以保障公民权利、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法治化。社会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本来属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范畴。然而,社会管理又需要与被管理者发生社会联系和互动,两者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现代的社会管理,除了直接管理之外,还包括提供公共服务、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管理者需要避免包揽社会事务,而应发挥社会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可能涉及社会管理者的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等,存在管理、服务、合作的多元关系,它们应处于法治框架之下,并为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法治化、社会成员自我约束的法治化留下合理空间。在此意义上,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法治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点。

  

   (二)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关系

  

   讨论法治社会的内涵,离不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关系的理性配置。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共同构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

  

   法治国家建设立足于构建和完善国家权力的基本构造,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总体框架和基本结构。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立足点在于国家的“宪制”或“政制”层面,需要解决的是国家层面重大、长期和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之类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于政府权力的具体运行,使政府权力的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以此对法治国家建设进行延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制度空间。法治社会建设着力于公权力运作系统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推动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法治观念、行为习惯,在法治框架下维系平等和自治的社会关系,维持管理、服务、合作多元的社会治理关系,协调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最终将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使法治成为一种可察、可感、可知的社会生活样态和社会治理状态。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法治国家是“体”,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翼”。第一,法治国家建设侧重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关乎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法治架构,为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设定政治前提和体制基础。第二,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并行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充足的制度空间。法治政府建设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和行为边界的明晰设定,也就意味着为法治社会建设留下相应的空间;法治政府建设,通过体制机制层面法治化的规范和设置,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第三,法治社会承接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将它们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法治社会建设的首要目标在于回应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并以法治化方式加以解决,协调各种社会主体的关系、调整社会群体间的利益格局。这些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对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成果的承接,是在社会生活中深入推行法治的结果。当然,法治社会建设也会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提供来自社会深层的持续动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又是统一的,它们从不同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者无法截然分割。良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可以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优良的外在环境和有力的制度保障;良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还可以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示范。反之,如果没有良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也不可能是完备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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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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