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田野,耕耘一流政治学研究——专访著名政治学者徐勇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 次 更新时间:2019-02-02 1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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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  

  

   原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学者植根中华大地,熬过了筚路蓝缕的时代,使得政治学研究取得了极大进步。然而,形成一个有生命力和话语影响力的强劲学科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政治学人持续耕耘,后辈需要努力的方面可谓其多。徐勇教授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长江学者,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从教三十余年来,徐勇教授产出一大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政治学人才。本期专访中徐勇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政治学研究与治学经验,向我们展现了属于中国政治学人的担当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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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人:尊敬的徐教授,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政治学人平台的专访。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土生土长”的政治学科班出身学者,驱使您走上政治学研究道路的初衷是什么呢?

  

   徐勇:对于40年前入校的一代学人来说,从事某个专业的研究是没有选择的,也是没有自觉意识的。我入校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仍然在延续。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因对这种政治的敬而远之,考大学时我报的专业是中文和历史,只是后来录取时将我录取到政治教育专业。师范大学主要是培养老师,政治教育专业涉及的课程内容面较宽,专业深度不够,这也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学生的需要。我上大学之前做了五年农民,当了三年工人,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考大学纯粹是应急,学习的目的性很强,知识面也有限。上大学后,开的课多,特别是有专门的时间读书,知识面迅速扩大。

  

   读了两年书后,我就不满足于被动地读书了,有了表达的冲动。当时,解放思想的浪潮涌动,整个社会空前活跃,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三时,我开始写作和发表思想性和学术性论文,整天陷入到读书、思考和写作之中,对于其他事务没有太多考虑。我们大学毕业由国家包分配,1982年,1977级春季分配,可能是国家计划来不及,我们一直到假期后才分配。假期前,我已将行李全部搬运回老家,准备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老师,只是到了假期后宣布分配结果,才知已留校工作。这可能与我之前有点写作基础有关吧!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并不是当专业老师,而是在刚成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做事务工作。我们学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起步较早,是全国最早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之一,连复旦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都还要到我们学校授予学位。在这样一个重要单位,我是最年轻的人员,承担了大量行政杂务工作,特别是负责图书资料的整理工作,所里的第一张图书卡片就是我做的。当资料员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阅读大量资料文献。

  

   在研究所工作,必然会协助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我们所主体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同时也从事政治学专业的相关研究。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专业没有严格的区分,我同时参加两个专业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承担一些基础性事务。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曾在我们学校讨论修订,我承担了会务工作。

  

   大学毕业留校两年后我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有了更多的专业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承担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等原因,我在专业领域方面更多的向政治学专业转变,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随着我国学科建设的发展,专业分化日益强化,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尽管都同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但学科边界已有所分化,后者通常被称之为“小政治学”。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读在职博士生,专业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也仍然是李会滨教授。但因为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我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向小政治学倾斜,好在李会滨老师非常宽容,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们从事政治学研究是不由自主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都不是严格的政治学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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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人:改革开放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您觉得中国政治学研究做出了哪些成绩与贡献?未来还应当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努力?

  

   徐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么样说大,都不过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还需要努力的空间无论怎么样说大,也不过分。4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在进入一个从大到强的阶段。

  

   (1)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恢复重建,主要是打基础,包括编写政治学教材、政治学辞典。

  

   (2)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设立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专门的学位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日益完善。

  

   (3)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政治学进入到一个由小到大,迅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四所大学率先成为全国第一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单位。自此到如今,全国已有近三十家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硕士授权单位更多。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政治学在发展中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无论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明传承和资政服务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当下,中国的政治学进入到一个由大到强的转变。政治学过往主要是引进、吸收,但还未来得及充分消化,特别是在独创性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40年来的中国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实践,但还没有产生与伟大实践相匹配的伟大理论成果;在政治学议程、话语体系等方面还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还没有提出和创造能够广泛影响和引领世界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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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人:作为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您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率先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并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团队。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在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您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态度是怎么样的?

  

   徐勇:我以为研究方法是“有法而无法”。

  

   一是“有法”,研究是有方法的。方法是工具,只有好的工具才能产生好的结果,要避免方法虚无主义。我们这个团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问题的。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整体国家,传统方法主要是规范方法,传统资料来源主要是文件文献。而在研究基层和农村问题时,传统方法就不够了,就需要运用实证调查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只有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

  

   二是“法无定法”,方法服从研究目的。政治现象纷繁复杂,“方法工具箱”里应该有多种方法才能更好从多个面向去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如社会学的问卷方法、人类学的扎根调查方法都有助于政治学研究。

  

   三是避免“方法异化”。方法再好终究只是工具,工具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服从于人的需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追求诸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性,过分看重方法,甚至陷入为了方法而方法的“方法异化”。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到我们学校讲学,黑板上几乎全部是数字符号公式,让人不得要领。当下,中国的政治学也有这样的倾向,过度关注大数据,而缺乏问题感。

  

   对于学术研究来讲,首先是有个好问题,然后有个好方法,最后有个好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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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艰苦卓绝的时代已成记忆。您如何看待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乡村治理的变化?在您的判断中,您觉得就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而言,当下的着力点应该在那些方面?

  

   徐勇: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适应性变化,即适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期间,乡村治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沉重,朱镕基总理称之为“民怨沸腾”。乡村治理为了稳定农村,承受极大压力。许多创新之举可谓生不逢时,未能延续,如村民自治因为外部环境压力而难以按照自治的逻辑运行,村委会不得不行政化。

  

   如今,现代化由初中期进入到中后期,乡村治理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要求更高。如果说美国是在没有传统农民的空地上进行现代化起步的,那么,我国则是在一个有着世界最多农民的古老国度里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以来,农业和农村的短板更为突出,农业产值下降到个位数,但农民仍然是巨大的群体。这是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中国面临的重大国情,也是由中国的传统底色决定的。所以,在现代化中后期,研究解决“三农问题”之道,一是要更好把握中国的基本底色,知道自己从哪里出发;二是要看清世界发展的趋势,确立好前进的座标;三是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因时因地选择合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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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人:华中师范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并取得累累硕果,目前中国农村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农村问题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您能否为我们分享您坚持农村问题研究的初心和理由?我们如何在对基层的研究中更好的了解关乎国家的政治学?

  

徐勇:人的意识往往是经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最开始做农村研究,只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感染。20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的岁月,农村基层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1986年申报的首批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便是“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我开始了理论的自觉,其标志就是1991年我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文章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不足,提出了学术重心问题。文章指出,“80年代正处于传统与未来的交汇处,对历史的轻率否定和对未来的超前追求常常将人们的思维定位于‘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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