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陪审团的价值预设与实践障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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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当事人所给的压力;与此同时,在特殊案件中,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人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的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即使某个陪审员被腐蚀了,在一致裁决原则下,要获得无罪判决,要求被腐蚀的陪审员能够说服所有其他的陪审员。在不适用陪审团一致裁决的法域,多数裁决下,需要说服的陪审员数量就会变少。换言之,在多数原则下,那些被腐蚀的陪审员可以更顺利地为行贿者开脱罪责,获致无罪判决。

  

   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的重要目的是通过集体决定来确保公平,从民众中挑选陪审团,使所有群体都对司法该如何运行拥有潜在的发言权。[15]不同于法官,普通民众与刑事司法系统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他们缺乏滥用权力的动机。[16]尽管在实践中,由于陪审员隔离机制很少使用、而审理时间又比较长,陪审员在选出后成为贿赂的目标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是,和专业的法官相比,陪审员的选拔机制和连续不断的集中审理机制确实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贿赂的发生。

  

   (二)陪审团保障独立审判

  

   陪审团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长期在法院的专业法官在办案时受到人情、金钱、权力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怀特大法官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说,“给予公民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它不能完全交给各州的政府雇员(职业法官)。”因而,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那些宪法的起草者们知道,防止为消灭敌人而毫无根据发起的刑事指控以及防止法官们过于对上级的意思服从是十分必要的。[17]

  

   陪审团制度保障独立审判是由陪审团职能决定的。陪审团与法官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作出裁决。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陪审团裁决无效的判决,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与否的权力。但是,重新审理必须要有法定程序和违法理由,但法官不能将陪审员属于自由心证范围的对事实问题的不同看法作为重新审理的理由。

  

   建立陪审团制度的初衷是“将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来说:“人民在立法机关被忽略,或者在司法机构被忽略,哪种情况更糟糕呢?如果要我来决定,我会说是后者,因为法律的实施比法律的制定要重要得多。”[18]美国大法官怀特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的判决词中这样写道:“从历史和经验得知,有必要防止为铲除异己而无端提出的刑事指控,有必要防止对上级权威言听计从的法官的专断。宪法的构建者们致力于缔造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但又一再强调保护被告不受专断行为的侵害。赋予被指控者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给予他一种无价的安全保障,以防止腐败或者过分热忱的检察官的侵害,防止屈从、偏袒或者怪癖的法官的侵害。有关陪审团审判的条款,反映了关于国家权力运用的一个基本判断——不愿将加诸公民生命与自由的刑罚权委之于一个或者一群专业法官。”[19]

  

   在有陪审员参与的情况下,法庭更加能抵制其他机关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法院因陪审员对责任的分担而可能更加独立的办案。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行使了司法权。同时,陪审团审判也使责任分散,由所有民众承担审判的后果,不满审判的个人或者机关往往对参与审判的陪审员无可奈何。

  

   (三)陪审团增加司法公信力

  

   陪审团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一致裁决。一致裁决所蕴含的司法公正原理也是其在遭受众多质疑后仍然未被美国等一些国家放弃的重要原因。一致裁决与排除合理怀疑的完美契合,使其提高裁判认可度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

  

   当陪审团的裁决是以一致同意的姿态出现时,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明显大于多数裁决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对于多数裁决中的少数派而言,他们往往很难认可最后的裁判结果,他们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被认真倾听,正义并没有得到实现。“采用多数裁决规则的一个后果是,非一致裁决的陪审团不那么频繁地相互纠正有关事实的错误,因为身处少数派的人明显得出结论说,这种努力是徒劳的。”[20]对于公众而言,公众对陪审团的信任是脆弱的,多数裁决很难使公众信服,是否只要人数足够多就可以控制陪审团,那陪审团的评议质量如何保证,陪审团的多数裁判结果如何才是公正的?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曾对多数裁决取代一致裁决的做法表示忧虑:一旦裁决是在有分歧的情况下作出的,即使在好的情况下,公众的信心也会受损;在坏的情况下,不一致的裁决将带来一场合法化的危机以及种族问题;等等。而一致裁决可以化解多数裁决带来的信任危机,一致裁决被认为是最为理想的表决方式,真正凝聚了集体的智慧,被视为是“上帝声音最可靠的显示”。 [21]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致裁决规则是对陪审团的一种苛求,许多国家纷纷放弃了一致裁决,取而代之以多数裁决规则。然而一致裁决的民主原理和司法公正原理决定了其仍然是一种理想的裁决方式。大法官斯图尔特曾在约翰逊诉路易斯安那州案的反对意见中指出:“陪审团一致裁决,这一要求像其他宪法性要求一样重要。它提供了简单而有效的、为几个世纪的经验和历史所认同的方法,以对抗公众的激情和偏见给正义的公正落实带来的损害。”[22]而这也许正是美国、加拿大等明知适用一致裁决困难重重,而始终没有放弃它的原因吧。从陪审团制度的社会功能来看,一致裁决有利于实现裁决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

  

   即使是在不使用一致裁决的法域,因为作出裁决的大多数是身边人,是普通公民,陪审团在增加司法公信力方面的作用也高于专业法官的审判,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陪审团与自由人道

  

   (一)通过一致裁决防止侵犯少数派的自由

  

   陪审团制度容易导致民意审判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直是各国和我国学者反对陪审制度的理由。托克维尔就在肯定陪审制度的民主作用时说,并不想夸大陪审制度的影响,因为陪审团并没有遏止“多数人的暴政”。[23]对这个问题,历史上陪审制度的设计者不是没有考虑,他们设计了一个通过一致裁判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机制。

  

   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一致裁决规则具体表达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理想——关键在于评议而不是表决,一致而不是分歧。投票者拉上帷幕私下表决,而陪审员们则面对面讨论他们的分歧。在选举中,数字是决定性的,这使得小的或者边缘的群体无法有效地被代表;而在陪审团中,一致裁决的做法代表了一种理想,即个人的见解不能简单地被忽视或者被投票胜出。一致性会削弱只对某些群体颇具吸引力的狭隘而偏激的论点的力量,它青睐对来自不同生活背景者有说服力的一般性论点。”[24]

  

   (二)通过陪审团废法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

  

   陪审团废法(nullification)是指所有陪审员都认为案件事实是成立的,但基于不同意法律的规定,一致认为这是恶法,而故意作出事实不成立的裁判。这一做法在美国是被默许的——尽管美国国会在2002年否决了一个直接授权被告质疑立法缺陷的宪法修正案建议[25]。这种情况被认为违背了法制的统一,而在美国的有些州规定为不合法。印第安那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就规定,法官在陪审员进密室进行评议时会告诉他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本案陪审团,现在我花几分钟告诉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你们的责任是根据证据决定事实,你们是事实的法官,你们将根据听审证据,得出事实结论,作出裁决,适用我交给你们的法律,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法律。” [26]

  

   但问题是,不同意法律而作出事实不成立的陪审员们不会承认他们是因为不同意法律而作出这一裁决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因为制度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谁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或者认为他们程序违法、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接受这一决定。无理裁判的依据是独立审判、自由心证。在陪审团制下,案件的事实问题由陪审团独立决定,法官不能进行干涉。而且陪审团最终仅需作出概括性的裁决——“有罪”或“无罪”——不需要解释理由。陪审团能够开释他们确信实施了犯罪的被告人,而不用解释开释的原因,并使政府无法再次追诉被告人。[27]既然陪审团的裁决方式是无理裁决,那么,因不同意法律而作出事实不成立的陪审员们就不会说他们是因为不同意法律而作出这一裁决的。正是陪审团裁决无需说明理由的裁决方式给了陪审员废法的权力,谁也无法追究陪审员的责任,也不能认定陪审团裁决的程序违法,更不能以陪审团超出权力范围为由而不接受裁决结果。也正是陪审团裁决的这种不需要说明理由才使陪审团审判成为了人民自由的捍卫者。[28]陪审员“也许认为被告人不应当是罪犯,也许认为警方虐待了被告人而判其无罪,也许基于对被告人的同情”[29],但最终怎么判决则是他们的权力。

  

   陪审团废法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做法能够避免政府借助恶法镇压人民,以克服立法的缺陷。“因为国会将是制定压迫人民立法的永远实体”“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30]通过陪审团废法,可以防止多数人通过的恶法的压迫。

  

   (三)通过参与死刑裁判体现司法人道主义

  

   陪审制度的人道主义价值主要体现在陪审团废法和死刑的适用上(当然也可以体现在任何犯罪的定罪量刑环节)。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看到陪审团缺陷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在体现人道主义方面独到的价值:

  

   “我们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法官是冷漠无情的,他除了法律条文不理会任何事情,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和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奸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法网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大为怀。”[31]

  

   这就是陪审团的特殊心理,但这种心理恰恰体现了人之常情和人道情怀。“大赦国际”认为“死刑是极端残忍、不人道而低级的刑罚,它侵犯生命权,对被冤枉的人不可补救,也从来没有证据显示它能够阻止犯罪”,是一种“公平而不正当的刑罚”。[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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