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文: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周期性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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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相继出现过四波反建制主义浪潮,每一波反建制主义均诞生于经济危机期间,反建制主义领袖在上台后都会制定新的政策来改变现行建制以加强权威。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类,但无论是社会经济解释、话语体系解释,还是政治制度解释,都无法全面地阐释其周期性出现的原因。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特点出发,本文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拉美历史上受到社会发展传统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对外依存性,与此同时治理策略又具有激进性,使经济危机在拉丁美洲周而复始地出现。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现存建制的权威会受到冲击,需要寻找新的权威来重塑民众对于建制的信任。拉丁美洲具有崇尚权威的政治文化传统,魅力型领袖往往会受到青睐,反建制主义因此作为一种选项得以长期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即使经常被认为是特例的智利也并不能逃脱此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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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建制主义是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之一。拉美反建制主义就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其代表人物包括智利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秘鲁前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等。事实上,学者们通常把这些政治领袖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称为“民众主义”(populism)①,然而在描述拉美这一政治现象时,反建制主义相比民众主义更为合适。

   一方面,“民众主义”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核心特点就表现为反建制主义,即强调政治领袖直接动员大众反对现行建制。例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总结过与民众主义相关的六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的内容。②而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罗伯茨(Kennth M.Roberts)认为,“完备”的“民众主义”概念应同时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同样包括“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政治组织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内容。③这些学者们对于“民众主义”的定义均包含了反建制主义的特征。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一般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极端的民族主义、非理性选择等④,无法客观地描述拉美反复出现的、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这一政治现象。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政治现象理解为政治领袖的权谋或政治策略,除了对权力的垄断之外,无论是庇隆、藤森、还是查韦斯,他们均利用大众动员的方式推行了当时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民众福利的改革及政策。也正因为如此,直至今日在阿根廷,依旧能见到大量关于纪念庇隆的内容;而在秘鲁,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连续两次在总统竞选中作为两名候选人之一进入第二轮投票,这表明这些政治领袖留下的并非只有负面政治遗产。相较于民众主义,反建制主义也就显得更为中性。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反建制主义”来描述拉美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这一政治现象,并尝试回答拉美反建制主义为何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一、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历史回顾

  

   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从20世纪至今,拉美反建制主义大致经历过四次浪潮。

   (一)第一波浪潮:20世纪前20年

   反建制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阶段,代表人物有乌拉圭前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y )、阿根廷前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与大地主和“考迪罗”(caudillo)制相关联的寡头统治方式。

   拉丁美洲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大种植园、大庄园制为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拉美国家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一些拉美国家领袖便通过动员、拉拢这些未被纳入现存建制中的新社会力量来赢得或巩固政治权力,并对原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造。

   以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例,自1915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参议院选举开始,他便依靠发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现存权力机构,来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1920年竞选总统时,亚历山德里曾表示:“我希望成为一切反动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的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混乱和动荡的鼓吹者。”⑤在公众情绪空前沸腾的气氛下,亚历山德里以微弱优势获胜。在当选总统后,亚历山德里试图颁布《劳动和社会福利法》等一系列社会性法律,但由于议会反对派的阻挠,他的改革方案未能通过。在经历短暂军事政变后,亚历山德里下令修订1833年宪法,将智利改为总统制国家,强化总统权力,限制议会作用。虽然这一过程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推翻了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的某些基础,然而军队最终控制了智利政局,亚历山德里以辞职结束了任职。

   (二)第二波浪潮: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二波浪潮主要形成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国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有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 del Río)、阿根廷前总统庇隆。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关联的精英统治模式。

   先前的拉美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经济依旧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跌宕起伏。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出口比重至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像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⑥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拉美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到1932年,拉美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65%⑦,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此情形下,拉美国家相继制定了增加经济多样化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为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带动了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拉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40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六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有37.7%。但自经济模式调整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到1980年,上述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69.4%⑧,形成了大批工业无产者,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在这一阶段,工会不仅将自己看作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也认为自身代表着“人民”。⑨作为一支较为薄弱的新兴力量,它们的出现受到了一些政治领袖的关注。这些政治领袖通过与这一群体的密切联系,给予他们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来获得其政治支持,反对现存建制,成为主导拉美政坛的一股潮流。

   巴西前总统瓦加斯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0年当选国家元首后逐渐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架构,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解散国会,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新国家”。为了维护这一新建制,他将城市工人和无产阶级作为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来源。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他颁布了退休养老计划、最低工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等各种对工人有利的社会立法,借助这些福利政策与有效立法,巴西工人忠诚地、热心地对瓦加斯表示支持。⑩1945年,由于担心瓦加斯继续借助群众政治动员延缓民主化进程,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瓦加斯为代表的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先后为军人政变所终结,保守派军人政权在70年代后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三)第三波浪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建制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阶段,以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巴西前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主导的发展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

   20世纪30年代后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拉美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政府原先实行的扩张政策使经济无法持续下去,一时间对外汇的需求变得特别紧迫。拉美大多数的国家因为自己缓解危机的能力不足,于是只能通过借债来缓解外汇储备不足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居高不下的外债率。1982年,墨西哥率先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地区性大国,墨西哥的危机传导到拉美其他国家。此后十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猛增。

   面对这一经济困局,西方国家给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要求推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削减之前赋予民众的社会福利,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同时增加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于是,一些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为了赢得权力并推动改革,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在关键选举前,政府大幅增加社会开支以赢得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而在当选之后,又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例,在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宣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笼统地提出“技术、诚实和工作机会”的口号。然而在胜选后,他对秘鲁经济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大举实行私有化。1992年,藤森还与军队联手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关闭国会、司法机关和地区政府,并制定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他还在几个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派遣曾经反抗“光辉道路”的巡逻队维护秩序。(11)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化后的这批反建制主义者甚至比之前几波持有更强硬的反建制立场,因为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及政治组织的干预。(12)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拉美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特别是在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纷纷出现经济困境,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也在世纪之交落幕。

   (四)第四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这一波浪潮主要形成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声浪中,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全球化和官僚权威统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拉美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偏向于依赖国际市场,各国国内的经济体系不完善且十分脆弱。改革也对社会发展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期间,失业率上升,财富分配不平衡,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第三波民主化后确立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拉美地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蔓延,一些国家的政治建制甚至堕落成谋取私利和起反作用的竞选机器(13),民众的不满逐渐积聚。在此局面下,新一批反建制主义领袖打破民主化后建立的政治运作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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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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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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