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勉为其难的比较:中国与日本高中足球的政治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7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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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  

一、引言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地理位置接近,心理距离却十分遥远的国家。历史纠葛中形成的复杂情绪就像是一层朦胧的滤镜,使中国对日本的认知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对日本足球的认知也是如此。


每年的年初,中国的舆论界都会刮起一阵“日本高中足球联赛”的旋风。对中国人来说,校园足球只是微不足道的游戏,甚至可能是玩物丧志的表现。相反,日本的校园足球竟然能够拥有百年的历史,数万人的上座率,4000多所学校的参与,不亚于职业水准的高水平竞技,凡此种种都让中国人目不暇接,诧愕吃惊。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道,“几年前,日本高中足球联赛视频在互联网流传,水平之高让不少国内球迷羡慕嫉妒恨”(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3月21日,《足球改革展现中国信心》)。日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的校园足球到底是什么样子?曾经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日本足球为何能够突然崛起?为什么值得我们“羡慕嫉妒恨”?想必这是人们心中共同的疑问。


近来,关于日本高中足球的评论文章并不少见。例如,《日本足球腾飞秘诀是足球进校园》(新华网2015年4月2日),《中日足球的天壤之别,只因少了一个大空翼?》(《解放日报》2018年7月5日),《探访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冠军》(新华社2018年7月18日)等带有中国官方性质的评论文章都高度评价了日本高中足球的发展。


同时,日本校园足球相关的纪录片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民间的媒体开始用自身独特的视角,近距离的观察“传说中”的日本高中足球。例如,《东瀛追球》、《足球少年养成》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初步尝试(CCTV5也曾经推出讲述日本高中足球故事的纪录片《足球道路10:日本热血联盟》)。


然而,无论是相关的评论文章,还是纪录片,更多的只是在介绍情况、铺陈现象。或许是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以及“什么时候中国的校园足球也应该做的和日本一样出色”这种主观的愿望过于强烈,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日本足球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也忽视了日本校园足球本身的特殊性与缺点。


2019年1月13日,笔者曾在《澎湃新闻》撰写《异域采风录: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日本高中足球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对日本高中足球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在论述上难免有过于简略的缺点。因此决定在该文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改与补充。需要说明的是,体育以及足球并不是笔者的研究方向,但却是多年关心之所在。考虑到体育与足球所具有的跨领域性——因为这实际上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比较等多个领域,所以笔者希望能在保持自省态度的同时,借此机会阐述对日本高中足球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二、日本高中足球的概况


对于中国足球的业内人士而言,日本高中足球的概况想必并不陌生。不仅媒体常有报道介绍,中国足协的工作组也时常会远赴日本进行实地考察。但为了行文之便,以及补充一些细节,在此做一简单归纳。


在日本,每年的全国性高中足球比赛主要有3种。第1,通年进行的高圆宫杯18岁以下足球联赛(日语:高円宮杯U-18サッカーリーグ),包含超级联赛、王子联赛和地方联赛三个级别,2011年开始正式运行。最高级别的超级联赛分为东、西两个赛区,次级的王子联赛分为九个赛区,再次级的地方联赛根据日本各都府道县的实际情况进行,各级联赛之间采取积分回合制的升降级制度,呈现为金字塔形构造。这项比赛可以说是日本青少年足球队的主战场,相当于我们经常看到的英超、意甲等日常的联赛。无论是高中足球队,还是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都可以参与是高圆宫杯足球联赛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横跨校园体系与职业俱乐部体系的新尝试。


第2,每年夏季举行的日本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赛足球比赛,简称高校总体(日语:全国高等学校総合体育大会サッカー競技大会,インターハイ),始于1966年。这项比赛只允许高中参加,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不能参赛。足球项目采取单淘汰制,日本各都府道县的冠军晋级全国大赛。全国大赛同样采取单淘汰制,共55个名额,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爱知县、北海道分别有2个名额,其余地方只有1个名额。实际上,如果采取形象的比喻的话,高校总体更像是每年日本高中的“奥运会”,不仅有足球比赛,还包括篮球、排球、网球、田径、体操、拳击、相扑、柔道等诸多项目,其目的在于促进各项体育竞技的横向交流,形成校园体育的风尚。


第3,每年冬季举行的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日语:全国高等学校サッカー選手権大会),始于1918年。比赛采取单淘汰制,日本各都府道县的冠军晋级全国大赛。全国大赛同样采取单淘汰制,共48个名额,东京都有2个名额,其余地方只有1个。如果说,高圆宫杯18岁以下足球联赛犹如日常的联赛,全国高中综合体育大赛足球比赛犹如奥运会,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则像是世界杯。


因为,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的社会关注程度最高,更为商业化。中国舆论广为关注的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就是指的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严格来说,这项赛事采用的是单淘汰的杯赛制度,因此翻译成联赛并不准确(联赛指的是积分回合制),称为锦标赛更为恰当。需要指出的是,以上3种日本全国性的高中足球比赛中,竞技水平最高的实际上是高中球队与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共同参与的高圆宫杯18岁以下足球联赛。


图2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的三大赛事(笔者制图)


三、现代日本足球的内核是高中校园足球


在英语中,表示足球的词汇约有2个。英系国家偏向于用football,美系国家偏向于用soccer。在日语中,表示足球最常用的词汇是サッカー,由英文的soccer转型而来。另外アソシエーション・フットボール也偶尔使用,这是来源于英文的association football。以上两个词都是所谓的外来语。日语本身最为传统的,至今也在使用的词汇实际上是汉字“蹴球”(读音:しゅうきゅう),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蹴鞠的影响。


2004年,国际足联首次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蹴鞠只是一项宫廷内的游戏,仅仅流行在贵族与官吏之间。尽管如此,蹴鞠仍然传播到东亚各国,其中主要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日本,蹴鞠甚至普及至民间,成为一项广受欢迎的运动。时至今日,日本的神社仍然有纪念蹴鞠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蹴鞠的国际传播实际上是依托于传统中华文明在东亚的强势地位,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当然,这也和佛教的传播路径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蹴鞠已成往事。19世纪以来,西风东渐。传统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在“西风”的冲击下逐渐解体,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近代西欧文明开始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此时,现代足球依托于强势的西欧工业文明,开始在世界各地普及,从而进化成高度商业化、竞技化、职业化、国际化的一项运动。今天,以欧洲五大联赛和欧洲冠军联赛为象征,可以说西欧仍然是现代足球的中心地带。


此意义上而言,日本在世界足球版图上远离西欧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后发国家。因此,对日本来说,现代足球是一个外来的舶来品。如何理解和消化现代足球,几乎等同于如何理解和消化西欧文明这一命题。从现状来看,日本足球市场的运营范式、资本运作、合同制度,实际上基本采用了西欧市场模式的框架。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从日本足球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日本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高中足球的兴盛就是一个缩影——在世界范围内这都属于极为特殊的现象。众所周知,在西欧市场模式下,现代足球的基本因子是职业俱乐部,组织与个人的连接纽带是契约(合同),足球人才的输送也主要依靠俱乐部体制下的青训梯队。立志足球的青少年实质上是远离校园,进入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接受正规化、专业化的训练,优者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劣者淘汰从事其他行业。这是西欧模式的基本状况,也是足球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


日本的情况则和西欧模式不同,校园足球实际上占据着日本足球的核心位置,这也是日本足球最重要的传统。例如,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起始于1918年,比日本足协的创立还早了3年,至今已经举办了97届,历经了近百年的沧桑。唯一的停办仅仅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的4年间。换而言之,日本是先有高中足球比赛,才有全国性组织的日本足协,高中足球实际上起到了带动全局的作用。时至今日,高中足球赛场仍然为日本足球人口的增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日本东京都为例,2018年东京都的足球总人口为94,128人,高中校园的球员为16,164人,占比17%。而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球员(高中年龄段)仅有614人,占比0.6%(参见:日本东京都足球协会官网数据库)。


我们再以1998年法国世界杯球员的履历为例,观察日本高中足球的重要性。例如,冠军法国队的22名球员,全部来源于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没有1人是来自校园足球。日本队的情况完全相反,22名球员中有多达21名来自高中足球赛场,却只有1名球员来自俱乐部青训梯队。这名来自俱乐部青训梯队的球员是呂比須·瓦格納(Wagner Lopes),是一名来自巴西的归化球员。


熟悉日本校园足球的人,自然会知道一个最常见的激励标语——“心、技、体”。正如“心”被摆在词汇顺序的首位所表现的那样,日本足球最重视的是精神层面的修养与人格的塑造,这也彰显了日本传统文化占据着足球领域的核心地位。


四、日本足球正在经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伴随着现代足球全球竞争的白热化,1993年,日本开始导入西欧模式的职业足球联赛。在此之前,日本仅有企业之间的足球联赛,而各企业球队的球员都是选拔自高中足球赛场。毋庸置疑,校园足球的思想、规范、方法与西欧的市场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职业足球的建立,使得俱乐部青训梯队逐渐成为重要的人才输送渠道。并且,根据日本足协的规定,在俱乐部青训梯队注册的球员,将失去代表高中足球队参加比赛的资格,这就形成了2选1式的零和博弈局面。


那么,日本传统的高中校园足球何去何从?传统与现代孰重孰轻?实际上,代表日本传统的校园体系与代表西欧现代模式的俱乐部体系的相互碰撞,正在引发日本足球的结构性变化。日本正在进入校园体系与俱乐部体系双轨制并存的历史阶段,同时,校园体系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


我们从历届日本国家队的成员履历的变化可以就明确这一点。以历届足球世界杯的日本国家队成员的个人履历统计为例(1998年法国世界杯至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参考图4),我们可以发现2个基本特征。第1,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日本国家队成员都来自高中赛场,校园才是日本足球人才的核心输送渠道,俱乐部青训只起到辅助性作用,这和西欧模式完全相反。第2,2014年开始,拥有俱乐部青训梯队履历的球员人数比例开始上升,拥有校园足球履历的球员人数比例开始下降。2018年,两者已经接近持平状态。


图4 日本国家队历届世界杯人员结构变化 来源:日本足球协会官网数据(笔者制图)


另外,以历届亚洲杯日本国家队成员的构成情况为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与世界杯相同的趋势(从日本足球职业化的90年代初期开始统计,参考图5)。亚洲杯的情况也显示,一直以来占据日本足球人才输送核心渠道的校园足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西欧模式的俱乐部青训梯队的重要性正在稳步上升。换而言之,当我们还在为日本高中足球的蓬勃发展感到不明所以、无比惊诧的时候,日本足球已经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下一步转型,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结构性变化。


图5 日本国家队历届亚洲杯人员结构变化 来源:日本足球协会官网数据(笔者制图)


五、日本高中足球兴盛的诸条件


那么,日本传统的高中校园足球是否会走向衰落?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其重要性确实在下降,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很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最主要的人才输送渠道。但是,重要性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日本高中校园足球会走向消亡。最近10年的数据显示,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赛的场均观众人数基本维持在5000人以上(售票制,参考图6)。尽管从2016年开始,数据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整体而言,高中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仍然相对稳定。


图6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赛场均观众人数 来源:Soccer D.B.数据库(笔者制作)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日本高中足球能够蓬勃发展?换而言之,支撑其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当然,种类繁多的日本全国性校园赛事——例如棒球、橄榄球、篮球、排球、田径、高尔夫、柔道、游泳等都和以下条件密切相关。


第1,历史条件。日本高中足球的发展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上文已经提及,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起始于1918年,至今已近举办了97届。近百年的历史沉淀凝聚了巨大的情感力量,“百年老字号”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撼动的品牌。同时,这项赛事百年历史所含带的故事性又是商业化、市场化的绝佳素材,例如父子共同的参赛经历、大雪中的决战、球员之间的友情等等——实际上《足球小将》等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日本足球漫画也是取材于此。这也是为何投资高中足球市场的主力是媒体行业的原因——故事的话题性和可塑性对媒体而言至关重要。如今,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每年都会推出小型纪录片《最后的更衣室》(日语:最後のロッカールーム),追踪刻画比赛出局的球队在更衣室内的泪水、悔恨和友情。同时,赛事方还会推出许多周边产品,增加赛事品牌的竞争力(参考图7)。


图7 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晋级全国大赛各队的钥匙扣(图片来源网络)


第2,文化条件。日本人执着、内敛、奉献的文化性格和校园足球朴实无华的属性较为契合,教练与球员更重视古典美德——忠诚与荣誉,这确保了运营的稳定性。因此,整体而言,日本高中校园足球的商业化程度并不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球员不能买卖,避免了泡沫经济现象。关注度、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也是从2005年才开始导入偶像歌手和偶像球员进行代言,但从其会歌《ふり向くな君は美しい》的歌词主旨就能看出,赞美失败者的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另外,文化条件还反映在日本校园体育独特的经理文化(日语:マネージャー)和OB文化。日本校园的各种球队中都有为数不少的经理,实际上就是后勤人员,多由女生担任。她们负责球衣的清洗,物品的整理,资料文件的制作,时间的管理等等,对球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OB是日式英语Old Boy的简写,指的是毕业的校友。日本校园有浓厚的校友回馈母校的文化,因此,大多数高中足球队的教练都是由本校毕业生担任,这无疑增强了团队的情感纽带。


第3,经济条件。日本社会对高中学历的求职者有很高的接受度,不存在学历上的特殊偏见,并且,高中学历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也并不低,这让踢足球的学生不担心未来出路——因为上不上大学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日本文部科学省2018年3月的调查显示,全国高中毕业生总人数1,061,494人,其中希望就业者187,715人,成功就业者184,094人,就业成功率高达98.1%。近20年的数据显示,日本高中学历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85%以上(参考图8)。


图8 日本高中毕业生就业成功率趋势 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数据(笔者制图)


另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参考图9),2018年日本高中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年收达到165.1万日元(约10万人民币),并且年年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高中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月平均工资约为8300人民币,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收入还会逐渐增加。这既说明了日本基础教育的笃实,也说明了日本社会采用人员的多样性。总而言之,这种经济结构确保了父母愿意让孩子踢球的动力。


图9 日本高中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平均年收趋势,单位:万(日元),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数据(笔者制图)


第4,体制条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简而言之,日本足球的体制特征是下大于上,由下至上,主要可以分为3点。首先是地方自治的政治结构。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影响下,日本开始正式实行与民主政治配套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民众选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这种情况下,选票就是决定地方政客命运的关键。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努力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是获得选票最有力的方法,因为民众最关心的实际上自身的经济生活。除此之外,推动校园文体事业当然也是政客们提升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客们不仅不会限制校园体育的发展,反而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合作态度。例如,推动地方电视台直播比赛,给予获奖学生荣誉市民称号,在街区悬挂表彰旗帜等,以此塑造校园体育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因为,对校园体育的投入或是类似的态度,都可以成为政客们竞选地方长官的资本,这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


其次是民间自治体的兴盛。归根结底,足球的发展极大的依靠人们的自主性,也就是热爱。但是,从上至下的行政命令不一定总是和人们的愿望想吻合,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指令很可能不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那么,就会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日本校园足球的管理主要是交给民间自治体负责,也就是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联盟(简称高体联)。


日本的全国高体联旗下又设有地方高体联,分管各地方的事务。高体联的所有信息和预算都须公开,并且,人事不受政府管辖。高体联几乎所有人员,包括会长等领导职务都是由高中的老师兼任,领导岗位由下层的选举产生,除去必要的报销,他们并不领取额外的工资。同时,高体联的财政并不依靠政府资金的支持,而是主要靠企业赞助、电视转播权、社会募捐等。例如2018年,高体联的年度收益为682,325,700日元(约4千万人民币),其中政府补助88,640,250日元(约500万人民币),仅占12.9%(来源:日本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联盟平成30年度收支预算书)。也就是说,人事权和财政权基本都由高体联自己掌握,这种自治体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行政干涉,保障了下层的实际诉求和能动性。


最后是私立学校的盛行。发展高水平的校园足球需要雄厚的资金,而日本大量的私立学校为校园足球的发展的提供了基本动力。私立学校不仅财源独立,在建学方针上也有自主权。私立学校为了维持和扩大生源,建设和加强具有传统优势的文体项目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非常有利于自身社会知名度和品牌的建立。例如,从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全国大赛各地区代表队公立私立学校比例统计来看,私立学校在数量上超过公立学校,从2008年开始这种优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参考图10)。也就是说,在校园足球中,私立学校占据着强势的地位。


图10 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各地区代表队公立私立学校的比例变化,来源: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官网数据(笔者制图)


六、日本高中足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当然,不溢美不饰非,我们也要冷静的认识到日本高中足球的局限性,而不是一味地“羡慕嫉妒恨”。日本的体育评论员加部究通过对一些当事者的采访,对日本高中足球的体罚、校园欺凌、不科学的训练方法等问题做出了炽烈的批判(参见:《それでも「美談」になる高校サッカーの非常識》)。但是,football channel网站的问卷调查显示,68.9%的人认为高中足球队的生活非常愉快,13.5%的人认为并不愉快。20.3%的人表示曾经发生过校园欺凌,79.7%的人认为没有发生过校园欺凌(参见:football channel网站,《高校サッカー経験者へのアンケート》)。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实际情况并不像加部究所说的那么恶劣。笔者认为日本高中足球的局限性主要反映在校园足球的反市场逻辑。


第1种局限,体系的封闭性。众所周知,西欧的职业俱乐部模式中,人员的流动主要依靠市场买卖原则与契约合同制,相对自由,还可以跨国进行。所以,西欧的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常常是“多国籍部队”。但是,校园模式中,球员本质上是学生,人员流动不依靠合同,而是受制于学籍,流动性自然降低,更不必说跨国转会(日本允许留学生与混血儿参赛,但毕竟少数)。再加上,高体联为了防止过于激烈的球员流动破坏高中校园足球的稳定性,因此规定高中球员转校6个月以内,不能代表新学校出席比赛。这进一步限制了球员的自由流动,同时也增强了校园体系的封闭性。相比于西欧的职业俱乐部模式,日本的校园足球模式更容易触碰到竞争力的瓶颈。


显然,高体联也在试图改善这一点。例如,前文已经提及,始于2011年的高元宫杯足球联赛就让高中球队与俱乐部青训梯队共同参赛,促进校园足球体系与职业俱乐部体系的横向交流。并且,自1973年起,日本每年还会从高中球队中选拔一批优秀球员,组成日本全国高中联队进行海外拉练,增加校园足球的国际比赛经验(参见《高校サッカー90年史》)。1979年以前,日本全国高中联队海外拉练的主要目的地是东亚各国,其中包括中国(参见图11)。1979年以后,一直固定参加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青年足球大赛和瑞士贝林佐纳国际青年足球大赛,一直延续至今。


图11 1977年日本高中生联队对阵广州市高中生联队,来源:《高校サッカー90年史》


第2种局限,地区内竞争性的不足。例如,日本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每年的参赛学校有4000多所,但最终有资格角逐全国大赛的只有各地区的48个冠军球队。从结果来看,近10年的全国冠军分别是10所不同的高中,这说明进入全国大赛的队伍水平比较接近,竞争性较强。


但是,和全国大赛的情况相比,地区层面的情况完全相反,代表地方出战全国大赛的资格几乎被固定的足球强校垄断。例如,2018年,参加全国大赛的48所学校中,只有4所高中是首次打进全国大赛。以此类推,2017年为7所,2016年为5所,2015年为4所,2014年为8所,2013年为4所,2012年为6所,2011年为4所,2010年为4所。这反映的是地区层面各高中的足球水平差距过大,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各学校之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第3种局限,校园环境的拘束。相比俱乐部而言,校园足球将必然的受到校园环境的拘束。例如,场地、器械、医疗、饮食的水平相对逊色(日本多数高中的足球场为沙场或土地,硬件接近职业水平的私立高中只是极少数)。所以,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出类拔萃的球员在初中毕业时,都不会选择进入高中足球赛场,而是选择进入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当然,前提条件是足球水平足够优秀。


另外,校园环境中,所有希望参加足球队的学生都不会被拒绝,同时,私立学校还会四处搜刮人才扩充战力,这都将导致球队组织过于庞大。例如,近年成绩一直出色的青森山田高中足球队(私立)就有175名球员。而现役日本国脚长友佑都曾经在组织体系庞大的高中球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对人才培育和训练实战都有产生负面的影响。


以及,校园足球的教练本质上是学校教师(公立或县立学校的教师还是地方公务员),因此不会轻易被解聘,使得不以成绩为导向的长期执教成为了一种可能。长期执教意味着缺乏竞争,教练水平就可能止步不前。


还有,职业俱乐部模式中,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与俱乐部都是雇佣关系,因此相对平等。校园足球体系中,教练与球员本质上是师生关系,因此,上下等级会显得更为浓厚,这可能导致球员无法表达自身的个性与意见。有研究显示,相比于西欧足球体系,日本高中足球的球员与教练的人际关系显得较为薄弱(参见:东京成德大学《研究纪要》2016年第23期,《高校サッカー競技者とコーチとの人間関係についての検討》)。


虽然日本高中足球具有以上3种显著的局限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高中足球的发展模式仍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优点——学历与足球的兼顾。在高中足球赛场中表现极为优秀的队员自然会收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合同(offer),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水平次之的球员大多数会收到大学的邀请(体育特招生模式),出战大学生足球联赛,表现出色的话仍然极有可能收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合同,例如现役日本国脚长友佑都(土耳其加拉塔萨雷俱乐部)、武藤嘉紀(英格兰纽卡斯尔俱乐部)等就属于这类情况。而大学毕业后无法成为职业球员的人则可以依靠大学学历寻找工作,或是从事体育教研工作。


最糟糕的情况则是在高中毕业时,既没有收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邀请,也没有收到大学的邀请。这种情况下,就有3个选择。第1,到海外进行足球留学,在足球水平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寻找机会。第2,通过正常的考试程序参加大学入试。第3,以高中学历步入社会,成为普通的公司职员或是一般性劳动者。前文已经提及,日本社会中高中学历毕业生的就职成功率非常高,近20年基本保持在85%以上,并且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工资也达到8300元人民币左右(2018年)。也就是说,即使是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也不会出现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情况。


七、中国与日本的对比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高中校园足球为主线的日本足球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与西欧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众所周知,1968年至2010年的近40年间,日本的GDP一直稳居世界第2位(苏联未计算在内)。然而,长期作为资本主义大国,同时也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却没有急于求成地导入西欧现代足球市场模式,而是一边维持自身高中校园足球的传统,一边进行渐进式的改良。这也是目前高中校园足球与俱乐部青训双轨制并存的原因。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相比日本渐进式的体制改良,中国足球的体制变革是突如其来,显得过于仓促和迅猛。2014年12月4日,新华网刊登的《校园足球的春天如何带来中国足球的明天》一文中指出,“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举国体制下的体工队培养模式坍塌,新的青训体系没有建立”,“中国足球形象糟糕,足球人口急剧减少”。所谓“举国体制”,就是沿袭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思维,试图将某个重要领域的力量实现,从而将其他不重要领域的资源高度集中于该重要领域,进行某种不平衡的、不对称的发展。


众所周知,1992年6月23日,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序幕。犹如夏日雷雨一般迅猛,举国体制下的体工队培养模式退出历史舞台,不成熟的市场化浪潮扑面而来。这与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极为类似,旧体制的瓦解当然给新事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多种可能性都蕴含其中。同时也给腐败、假球、经济泡沫等乱象提供了极大的生存空间。无论如何,旧体制的瓦解速度过快将会使得新体制长期缺乏稳定性与合理性,这几乎是休克疗法难以避免的副作用。


如果进一步就中日两国的校园足球的问题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的话,我们很快便会察觉,这种比较似乎不切实际,因为两者实为不同次元的事物——中日两国在历史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体制条件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例如,在历史条件上,前文已经提及,日本高中足球全国锦标赛拥有近百年的历史,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中国近百年以来,受到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中国社会本身都极其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更何谈足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政治运动非常频繁,发展有效稳定的校园足球比赛只是一种奢望。国际上,因为和台湾争夺代表权的问题,中国足协甚至长期退出国际足联和亚足联,世界杯与亚洲杯的预选赛都不参与,国字号球队几乎处于没有稳定比赛任务的状态,就更无需谈校园足球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自由度开始增加,校园足球才悄然起步。1999年的华晨杯,可以视作是中国全国高中足球比赛的开端,满打满算至今只有20年。而且,虽然冠名为“全国”,但事实上参赛队伍极少,赛事本身也极不稳定,停办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至今,中国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也只有16支球队参加,比赛现场更是冷冷清清(参见:澎湃新闻,《日本高中足球大赛刷屏,中国高中锦标赛连百科都没有》)。并且,有报道指出,中国高中球队的成员非常复杂,大部分球员是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的球员,只是在名义上挂靠某校,有校园比赛时才临时代表学校参赛(参见:腾讯体育,《揭秘中国高中足球联赛:三大难关,普及程度低》)。


直至2014年7月28日,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才明确指出“从2014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源源不断培养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参见:人民网,《教育部:增加中小学体育课,将校园足球作为重点项目》)。未来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实难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校园足球仍然处在极为不正规、极为边缘的状态,这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


关于文化条件的对比,则很难有定论。因为关于文化因素和足球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解释上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持批判观点的人会指出中国人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性格特征,持赞同观点的人则会突出强调中国人的勤劳勇敢、拼搏奋进。因此,中国是否具有发展校园足球的文化条件这一问题,角度不同,答案就会不同。


关于经济条件,中日两国也有极大的差异。前文已经提及,2018年日本高中生的就业成功率高达98.1%,并且,第一份工作的月平均工资约为8300元人民币,这种经济结构给支持孩子踢足球的日本家长在某种程度上吃下了定心丸。反观中国,高中毕业学历的就职成功率和收入并没有相关数据显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明白,高考这条“独木桥”对人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大学学历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月平均工资为4317元,这仅相当于日本高中毕业生收入的一半左右(参见:《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经济落后地区的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就实在令人担心。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踢球的心情——孩子如果无法成为职业球员,将会面临极为苦涩的人生。


有研究指出,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将破坏足球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影响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参与和消费,从而导致足球运动发展的停滞或倒退(菜市场政治学网站,《劲旅与弱脚: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中日两国则恰好是正反的案例。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73(参见:中国经济网,《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发布:财富不平会自我强化》)。而2014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759(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平成26年所得再分配調査報告書》)。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经济学表示贫富差距的基本标准,数值越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越大。


关于体制条件,中日两国的情况也是非常不同。前文已经提及日本足球的体制特征——下大于上,由下至上。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的结构、民间自治体的兴盛、私立学校的盛行这3点。然而,这3点条件在中国是否存在呢?


中国的基本权力结构是上大于下,由上至下的中央集权模式。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实质上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中国作为威权国家的属性基本是研究者之间的共识。威权国家体制下,地方自治、民间自治体、私立学校的发展必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这和日本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


国立台湾大学的吴家裕、香港中文大学的温健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宗弘的共同研究指出,拥有悠久足球发展历史及长久的民主体制运动经验的富裕民主国家,足球越成功。反之,长期威权封闭、收入不平等、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足球的发展就停滞不前(参见:菜市场政治学网站,《劲旅与弱脚:世界足球排名的政治经济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威权国家或中央集权模式必然会导致足球的衰弱。相反,还存在某些反例。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镇邦助理教授指出,美国的足球发展就很难用民主与专制、富裕与贫穷的框架进行解释,而是传统的篮球、棒球、橄榄球、冰球等传统体育文化挤压了足球的发展空间(参见:报道者网站,《美国:足球发展的「例外」大国》)。


并且,我们还需考虑到苏联足球的表现。例如,采取中央集权与极权模式的苏联在世界杯和欧洲杯都曾经获得过相当良好的成绩——尽管球员们一直受到苏联特工克格勃组织的监视(参见:BBC中文网,《贝利与克格勃:前苏联队长西蒙尼安记忆中的1958年世界杯》)。苏联足球的成绩主要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八强,1962年智利世界杯八强,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殿军,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八强,1960年法国欧洲杯冠军,1964年西班牙欧洲杯亚军,1968年意大利欧洲杯殿军,1972年比利时欧洲杯亚军,1988年德国欧洲杯亚军。但是,不得不说,苏联足球的优秀成绩几乎集中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197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发生以来(第三波民主化,参见: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采取中央集权和极权模式的国家在足球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如上所述,围绕足球问题,中日两国在历史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体制条件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会给足球运动带来极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反映可能并不是国家队的战绩,而是两国足球人口的悬殊。因为只有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真正获得“选择的自由”。可是,关于足球人口的数据,中国处于不明朗、不即时公开的状态,但根据2011年中国足协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足球人口约为8000人(参见:京华时报,《足协回应FIFA中国足球人口世界第一 统计标准不同》)。而日本方面则有例年的详实数据。根据日本足协的统计,2011年日本的足球人口为927,671人(参见:日本足协官网数据库)。两者的现状实际上非常悬殊。


总而言之,足球是社会的产物,终将受到历史、文化、经济、体制条件的束缚。怎样才能为足球提供一个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经济、体制条件?2018年10月,中国足协发出新的指令,将从各俱乐部抽选55名球员组成国家队进行长期集训,并可能在2019年以国家队的名义和其他俱乐部一起参加中超联赛(参见:网易体育,《重磅!足协发55人国家队集训名单,韦世豪张修维在列,明年或战中超》)。这种新的尝试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央视著名解说评论员贺炜坦言,多年的改革已经偏离方向,我们又再次回到了举国体制的原点(参见:网易体育,《贺炜炮轰足协:中国足球重回举国体制 26年职改结束》)。


日本有一句谚语,叫“短気は損気”(欲速则不达),这很好的诠释了日本足球的变革轨迹。尽管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经济、体制等诸多条件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发展足球、发展体育文化、增进国民幸福感的主旨却是相同。归根结底,我们不是为了足球而足球,而是为了人而足球。关于中国足球,我们或许需要更为长远理性的眼光和更为平心静气的态度。毕竟,足球带给我们太多的爱、希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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