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历史的蹉跎和蹉跎的历史

——以1688年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4 次 更新时间:2019-01-15 22:06:16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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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情境往往是历史本质的显现。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人物,并非出于随机或故意,而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所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1688年为例。

  

   如果你在1688年前后的中国——当时正值康熙朝各方势力在废立太子问题发生激烈斗争的年代——看到一群被称之为代表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人”的人,在京师针对康熙皇帝废黜太子胤礽问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蹿下跳促使朝廷通过所谓的“人身保护法”(该法规定:如果没有法院发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被逮捕的人在受审之前的拘留期不得超过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对于依法逮捕的人,必须及时提交法院审讯。该法这些规定源于辉格党人秉持的法治或法律至上的信念或者原则,它们认为政府必须受到普遍性法律的约束,行政权必须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第169页),并在这一年发动罢黜康熙皇帝的革命,你一定会以为历史的神经错乱了,变成了疯人。

  

   同样,如果你在1688年前后把我朝康熙皇帝置放到正在经历“光荣革命”的英国去当国王,康熙皇帝也会面对英国议会的争吵感到错愕不已,说:“我靠,怎么这么乱?”即使他试图像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将涉入党争过甚的大学士索额图拘禁、致使其在狱中了结残生那样去法办辉格党人,取消“人身保护法”,他也办不到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议会通过被认为是引导英国走向自由主义并进而影响世界的最早标识的《权利法案》——此法案破天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王,规定国王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具体说,就是必须按照议会的意志行事,只有经下院同意才能征收新税、招募常备军,等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权被削弱乃至于被剥夺。

  

   你看,只是由于换了一个地方,皇帝就完全彻底地失去了施展皇权的条件。失去施展皇权条件的皇帝还是皇帝吗?很显然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皇帝不再是或不完全是皇帝了的事件(在我们瞩目的这段历史空间)主要发生在欧洲,即我们所说的西方世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453年,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世界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5世纪-15世纪)走向了终结,欧洲近代史开端(尽管英国1215年就有了将王权置于封建习惯法约束之下的“大宪章”,但在对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人们仍习惯于将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以后,世界就进入到“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新时代,它就像是一声春雷,轰然开启了人类迈向民主自由的伟大季节。我们正在说的1688年就处在这个季节之中——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王权受到了挑战(好在还没有掉脑袋),这位昨天还醉心于“君权神授”幻景中的皇帝,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新贵族的威逼下,这一年活得真是糟心透了,简直连死的心事都有。

  

   我朝康熙皇帝就不一样了。尽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像任何一位皇帝那样不可避免面临复杂情势,但就性质来说,他与詹姆斯二世还是有很大分别的。康熙朝是“康乾盛世”的开端,无论皇上还是皇上身边的人,抱负正都大着呢。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可以被某些人的自我感觉随意打扮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譬如,在仍将“朕即国家”视为国家正统的地方,即使康熙爷秉持着“君道在于爱民”、“所敬为天,所敬为民”的信念,爱民爱得要死,也改变不了皇权与民众之间的牧养关系,这是被无数冠冕堂皇辞藻遮掩的真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即使是江山社稷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仍旧是皇上的“家事”,“外人”是不能也无法置喙的。

  

   与康熙皇帝不同,詹姆斯二世国王面临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局促他、反对他的人,纯粹都是一些“外人”,即刚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贵族代表,情势当然要比康熙皇帝复杂得多。这些进入议会的人所着眼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所谋求的经济利益,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要远比太子党们觊觎皇位来得远阔、深刻和复杂,因而也就特别难以应对。

  

   迥然不同的政治处境,决定了康熙皇帝和詹姆斯二世国王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康熙爷的“家事”虽然也充斥着刀光剑影,历经过无数血光之灾——后世谓之“宫斗”,即“宫廷内部的斗争”,在宽泛的意义上,是与极权专制主义共存共生、永不谢幕的“权力斗争”——然而由于历史未曾提供新的角色上场,它也就无法撼动作为“家天下”的皇权的威严,无法破解中国幽深的国家密码,无法松解和重建中国的国家政治结构……一句话,朕还是朕,谁也甭想把大好河山从朕的手中拿去!

  

   念念不忘“安民”、“养民”、“恤民”的康熙皇帝在权力问题上也确实毫不含糊——用比喻的话说,这个人睡觉前想的是“国家唯有一主”,醒来后想的是“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他念兹在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人臣进言,故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什么意思呢?老人家强调的是绵延将近两千年之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常,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朕让你讲话是你的造化你的福分,你丫自然也要放尊重一些,不能由此乱了纲常。

  

   我揣想,当时的满朝文武大臣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康熙爷的这种见解有什么不对。庙堂之外又如何呢?譬如,我们能不能想象在经历过太子废立风波之后的康熙朝也出现一个名叫约翰·洛克(1632-1704)的家伙呢?假如真出现这么一个家伙,甚或也有感而发写作了一本名为《政府论》的书,“向世界论证中国人民对公正的自然权利的热爱,他们捍卫这些权利以及当国家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时拯救国家的决心”(此为引申引用,原话见约翰·洛克:《政府论》序言,1689年)呢?这个不被朝廷豢养同时也不被朝廷待见的“一介白衣”,也在书中提出有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契约、政治分权、宗教宽容等观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历史时空不容倒错,这种想象是没有道理的,洛克不可能出现在1688年的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的社会质态与英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没有任何新的政治角色登上历史舞台,更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历史性事件,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与之对应的精神内容——我把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视为一定历史框架内的精神内容——即使是上帝有意旨也派不出使者来传达。我们活该还要等待,至于等待多久,只有上帝才知道。

  

   让我们重温上帝派到英国的那位使者在《政府论》中无可辩驳的指认——

  

   “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权力之所以授与某些人是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应用于其他目的,以及被利用来使人民贫穷、骚扰他们或使他们屈服于握有权力的人的专横的和不正当的命令之下时,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

  

   “对于统治者的失政、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使其企图为人民所了然——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则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如果没有这些目的,则古老的名称和美丽的外表都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或纯粹无政府状态来得好,而是只会坏得多,一切障碍都是既严重而又咄咄逼人,但是补救的办法却更加遥远和难以找到。”

  

   “我承认,私人的骄傲、野心和好乱成性有时曾引起了国家的大乱,党争也曾使许多国家和王国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祸患究竟往往是由于人民的放肆和意欲摆脱合法统治者的权威所致,还是由于统治者的横暴和企图以专断权力加诸人民所致,究竟是压迫还是抗命最先导致混乱,我想让公正的历史去判断。我相信,不论是统治者或臣民,只要用强力侵犯君主或人民的权利,并种下了推翻合法政府的组织和结构的祸根,他就严重地犯了我认为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罪行,他应该对于由于政府的瓦解使一个国家遭受流血、掠夺和残破等一切祸害负责。谁做了这样的事,谁就该被认为是人类的公敌大害,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对待。”

  

   “谁不基于权利而使用强力,正如每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在社会中所做的那样,就使自己与他使用强力来对付的人们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以前的一切拘束都被解除,其他一切权利都不再有效,而人人都享有自卫和抵抗侵略者的权利。”

  

   历史发展的宏大趋向往往是不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整个江河还只是发源地草丛下几条涓涓细流的时候。洛克写下这些言语的时候,大概未必意识到这些观念对全人类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之须臾不可相离,未必意识到他正在为人类过较为完善的生活贡献着心智,他也绝不会想到,1776年7月4日,也就是在他写出这些话语88年之后,在遥远的北美大陆会出现一个完全以他的思想理念为蓝本创造出来的新国家——美国。再好的话语,再好的理论,再好的道路,如果它只能导致人民既无政治权利又无人的尊严,处在被“养活”状态,并最终导致整个走向国家封闭与衰弱,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些话语那些理论那种道路是否值得信任。建国233年之后,美国直到今天仍旧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如果我们不站在“窃笑”的立场上窃笑其世界霸权正在收缩,我们仍看得到,它在精神上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招引力还如此巨大,“自由”“民主”竟然成为了全人类都信奉的“普世价值”,即使是最愚蠢最落后最残暴的极权专制主义政权的国家宪法旗帜上,也不得非常不情愿地点缀上这两个既讨嫌又令人畏惧的词汇,这足以说明那个叫洛克的家伙说对了。世界上所有握着一张选票的人,所有享受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的人都应当感激他,包括形形色色不打算走极权专制主义邪路的国家最高首脑。

  

那么,一个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假若洛克在1688年来到了中国,具体说来到了我康熙皇帝主政的年代,站到了朝廷之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不难想象,康熙爷一定会以为撞见了鬼,完全弄不懂洛克那些佶屈聱牙的妖言惑语究竟是啥意思。这不是智力问题,这是精神疆域问题,通俗地说,当一个人由于血缘和教养的原因缺乏某种对外在事物进行感应的能力时,就会对事物既无视又无感,用现代话语解释就是“傻缺”,结果康熙帝就“傻缺”了,说嘛嘛不懂,油盐不进,即使思想家洛克也没办法。我们当然还可以想象,若果经太傅指点,康熙爷隐约弄懂了洛克的某些只言片语,这位老天的儿子难道会觉得丫说的有道理吗?绝对不会!皇上最恐惧的永远都是思想,面对这个东西,他首先会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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