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涛 张树华: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9-01-15 0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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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涛   张树华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民主化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战后西方学界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相同步,关于民主测量与评估的研究与实践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囿于行为主义本身的理论缺陷与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在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却掩盖不了其打着科学的幌子垄断国际民主话语权乃至对外输出民主的本质。无论是从概念、方法论等理论角度,还是从冷战结束后国际民主化的实践角度来看,当今西方民主测量都面临难以克服的理论迷思和现实困境。对此,我们不仅要认清西方民主测量的实质与目的,而且还应将国际局势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国际民主议程的转向,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关 键 词:民主化  民主测量  政治评估  指标体系  政治反思

  

一、引言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热”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核心评判标准;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在西方社会,对民主的评估与排行往往都以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客观性为幌子,以高校、科研机构等所谓第三方组织为实施主体。实际上,其目的无非是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西方道德上的“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进而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简言之,当前西方主导下的政治评估与民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所谓的“软实力较量”,其实质是世界各国围绕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竞争。

   受到战后西方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民主测量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兴趣与关注度。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相继投身其中,乐此不疲。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民主测量与评估的研究不断涌现,形形色色的测量方法、指标体系与排名层出不穷。时至今日,在有关民主测量的学术研究活动和其他国际舆论场合,这些指标体系依然活跃并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霸权。然而,这些既有的指标体系在测量方法、测量维度和指标选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相比之下,在国际民主测量和评估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测量指标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了围绕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测量话语权的缺失不仅意味着丧失对本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国际阐释权,更是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立足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批判和反思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对于走出民主认识的误区,争夺民主测量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进而探索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民主评价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演变

  

   从概念层面上看,通过对民主概念及其评价标准的“改造”,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家从一开始就赋予民主测量以浓厚的“精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色彩。在现代精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看来,民主就是“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①正是从熊彼特开始,“人民当家作主”被异化为以举行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特征的选举民主。而在主张“民主就是承认被统治”的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那里,所谓“统治的人民”只是真实存在于选举之时,因为“民主过程正是集中体现在选举和选举行为之中”②。此外,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从过程取向的角度出发,将民主定义为符合以下五项标准的制度安排,即有效的参与、选票的平等、充分知情权、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权③。

   在民主的评价标准与维度方面,达尔在研究多头政体过程中提出的“竞争—参与”模式在西方民主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他将公开争论和参与权确定为民主化的两大基本理论尺度,任何一种政体都可以被置于两者所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的任何一点④。可以说,达尔确立的这一评价模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并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基本范式。当然,对于达尔的民主测量范式,西方民主理论家中也不乏批评者。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就指出,达尔判定民主的五项标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有两个缺点:一是它们共同描述了最小量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一系列连续的变量;二是它们中的每一项都是在大的界限内起作用,如果超出界限,其中的某些标准就会相互冲突。尽管在竞争性选举这一基本点上具有共通性,但到目前为止,围绕民主的评价标准问题,西方学界却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在围绕民主概念本身的认识业已高度碎片化的前提下,人们对于民主测量的认识就更难以取得完全一致了。对于民主测量而言,民主概念本身的争议性必然导致无法建立一个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这就好比人们如果不能就“X”是什么达成共识,那么也就更谈不上对“X”进行权威性的测量⑤。

   严格意义上讲,西方关于民主测量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二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最早对政治发展及其测量问题展开研究。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官方或非官方组织也开始在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的标准或维度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状况进行测量与评估。1958年,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中明确将选民参与选举的比例确定为测量一国民主的重要指标⑥。而在探讨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过程中,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也依据选举结果,将欧洲以及母语为英语的28个国家划分为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与独裁两类;依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将20个拉丁美洲国家划分为民主与不稳定独裁、独裁两类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都将大众参与程度视为衡量民主的核心指标。例如,早期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认为,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并非政府组织形式的民主与否,而是其各自运行的有效程度⑧。此外,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lips Cutright)也主张从测量政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待民主测量,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程度,可依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来界定。”⑨在具体的指标体系方面,卡特莱特以1940~1960年间的77个主权国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绩效进行赋值和加总,发展出一套用于衡量不同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政治发展指数⑩。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西方民主测量在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化、多样化的同时,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变得日趋保守化。其中,达尔关于多头政体(polyarchy)的“竞争—参与”研究范式对于民主测量的影响举足轻重。通过对世界上114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自由程度进行指标测量,达尔得出了多头政体更具合理性的一般结论,即“多元政体能将政治影响力广泛地分布在社会上从而能够代表更多人的利益,并比其他类型的政治体系更能满足人民的要求”(11)。可见,在达尔过度自信的政治理念中,西式自由民主已被视为评判民主状况理所当然的参照系,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民主传统与政治发展实践则几乎被完全忽视掉了。

   沿着达尔的分析路径,西方学者继续从概念、方法和指标等多方面将民主测量推向深入。同时,一大批由学者创立的指标体系也在不断涌现。肯尼斯·博林(Kenneth Bollen)在总结前人有关民主测量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经过修正的民主指数。从核心概念上看,它主要包括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包含新闻出版自由、群体反对的自由和政府制裁等三项二级指标,后者包含选举公平、行政以及立法机关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等三项对应指标。这六项指标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分值,加总后的数值范围为0~100,用以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的程度。在具体应用方面,博林运用这一方法在1960年和1965年分别对全球113和12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指数排名(12)。与博林相类似,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也将竞争与参与作为测量民主的两大基本维度。在扩大民主测量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基础上,温汉南将其早年的权力分布指数(index of power distribution)发展为民主化指数(index of democratization)。该指数测量的时间跨度为1810~1998年,空间跨度为全球187个国家或地区。而相比其他类似指标体系,该指数更加简便和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仅包含竞争和参与这两项基本指标(13)。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及其后续民主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全球“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终于超过了“非民主国家”。然而,在表面上的“繁荣”背后,民主在多数非西方国家并没有扎下根来,民主“回潮”现象接连爆发,形形色色的“虚假”“无效”民主层出不穷。民主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大面积倒退促使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对长久以来单一的、线性的民主测量范式进行反思。此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从民主的质量、效率等其他角度来深化对民主测量的研究。从质量和效率等相关角度出发,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等指出,测量民主质量至少可以从八个基本维度来进行。这八个基本维度包括法治、参与、竞争、垂直问责、水平问责、公民与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回应性等(14)。在戴蒙德看来,单向度的二元对立式的民主测量范式已经难以满足民主化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深入民主运行的实践去区分“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在具体的测量指标方面,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以民主权利和法治为基本指标,通过对民主权利指数和法治指数加总,构建起所谓有效民主指数(effective democracy index)。英格尔哈特认为,与其他民主测量指数相比,有效民主指数能够从理论、实践和结果等多方面强化对民主的实证测量(15)。

总体而言,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民主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与科研机构。他们从概念、标准、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确立了西方民主测量的基本要件,从而为70年代后西方更大范围、更多主体层面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测量研究已经开始与美国主导的战后民主化研究密切相关,并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基本概念方面,自由民主构成了西方民主测量的基本思想底蕴,竞争性选举则成为判别民主与否的根本标准。从竞争性选举出发,达尔的“竞争—参与”模式成为测量民主的基本分析范式。可以说,战后西方民主测量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民主—独裁”二分法和“自由民主”一元论的烙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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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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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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