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17: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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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  

  

  

   邵荃麟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的身份名世的,但是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富有深度和分量的鲁迅研究论文,对鲁迅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理应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留下他的名字。

  

一、关于《野草》的论著


   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月刊第3卷第4期,发表了邵荃麟的《鲁迅的<野草>》。这篇论文有很强的理论性,对《野草》的价值与特点作出了很好的概括。

  

   该文这样评价《野草》的文体特质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杂文最多,小说、译作次之,唯散文则仅此一集;但他散文的精美坚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实无人足以比拟。这集子里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诗篇,是作者从当时个人生活所遭受的惨痛和激动中所直接抒发的思想情感的结晶。

  

   肯定《野草》是散文,但是后面又说是“最真实的诗篇”,其实还是认为《野草》是属于散文诗。以“精美坚实”概括其特点,是简明、准确的,前人没有说过。从中国文学史的高度作出“实无人足以比拟”的定评,也是对《野草》价值评定的一大提高。

  

   而对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心境,则作出了更为精辟的分析:

  

   在这些刹那中,鲁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绝望者的心境,确是虚无主义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过於一切绝望者与虚无主义者的心境。然而尽管这样,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写《野草》时期的鲁迅先生纯然是这种心境。我们要知道当时鲁迅先生心灵中是在进行着最高度的强烈搏斗,他的情绪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动,宛如海涛冲击,此起彼伏;希望与绝望,更生与灭亡,胜利与失败,一切都到达最尖锐的顶点,而从这种搏斗中间,纔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发出各样的灿烂火花。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纔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如果不把握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与心境,贸然地或片面地确定他是虚无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那将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当时情感会如此激越,而且也无法来说明他后来思想上那种跃进了。

  

   《野草》研究历经七十余年,如何认识其中所包含的绝望与虚无主义情绪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有人由此断言鲁迅是绝望者和虚无主义者,又有人否认之,认为鲁迅是乐观主义的战士,没有绝望和虚无主义情绪。邵荃麟则与两者都不同,采取了退一步、进两步的论析方法:先承认“鲁迅先生的心境确是绝望者的心境,确是虚无主义者的心境;而且是更超过于一切绝望者与虚无主义者的心境”;然后指出“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才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其实,这正是把握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实质。这篇论文发表近四十年后发现了鲁迅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信,信中有鲁迅自己的表白:“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自己的表白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反抗绝望”是鲁迅的精神实质。邵荃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作出了这种判断,实属不易。之后,日本的竹内好也用“反抗绝望”概括鲁迅的思想本质,中国的舒芜也曾在《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月刊2卷4期)一文中作出了同样的归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汪晖,则直接以“反抗绝望”为书名,阐发这一思想。而在把握“反抗绝望”这个鲁迅思想本质的探索史中,邵荃麟应该是第一人。仅这一点,就证明了邵荃麟对鲁迅思想本质理解的深刻性及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地位了。正是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复杂矛盾的把握中,邵荃麟深刻地阐释了《野草》的精神实质。其所站的思想境界之高,运用的论证方式之犀利,以及语言之绚丽、遒劲,在《野草》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后来的许多论者,论及这一问题时,倒模棱两可了。从中也看出了研究学术史的必要性,如果前人已经说过,并且说得很好,自己已无法超越了,不如就重温一下前人的论述,不必再另起炉灶。

  

   邵荃麟还对《野草》23篇的内在结构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有人说《墓碣文》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么我以为《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

  

   对《野草》各篇在全书的位置作出正确的判定,有益于对这部杰作的整体性理解。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例如前面评述过的杜子劲就把《一觉》看成是《野草》的后序,而邵荃麟认为“《这样的战士》应该是《野草》最好的自跋”,似乎更为有理。因为《这样的战士》确实更为真实地反映出鲁迅的本来形象,更带有总结的性质。

  

   由此,邵荃麟把鲁迅精神概括为“韧性的、牛皮糖一样的战术”。

  

   更可贵的是邵荃麟不仅从《野草》中看出了“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而且看出了“历史的愤怒与悲痛”。他指出:

  

   这些灿烂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思想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野草》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从麻木到甦醒过程中那种痉挛的状态。

  

   只有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透视力,才可能透过《野草》看到这样深广的历史内涵。

  

   最可贵的是,邵荃麟还对鲁迅作出这样的概括: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

  

   后来的许多论者给鲁迅加上了一些“主义者”的帽子,赞誉者称他为“共产主义者”、“反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诋毁者又称他为“激进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等等。其实,这都是并不符合鲁迅实际,也不会被他本人认可的。最恰当的提法,还是如邵荃麟所说,“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从中国近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屈辱的历史与现实中产生的,没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的标签。

  

   值得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邵荃麟这篇论文是1945年9月10日发表的,而在1940年1月1日,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是“共产主义者”了。在毛泽东的提法已经成为党内“圣旨”的1945年9月,邵荃麟竟然指出“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真是够大胆的!这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勇气!今天重温邵荃麟这一观点,倍感其重要!在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知史上,邵荃麟关于“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的观点,乃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亮点,在当下更加具有深刻的启悟意义,给鲁迅学家为鲁迅正确定位提供了科学的借鉴。从中可以看出邵荃麟“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科学精神,他既不像陈伯达等理论家那样专门揣摩、体悟上级、特别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心理好恶,也不注意观察、嗅闻“阶级斗争”的动向、轨迹、“气味”,只在那里一味地埋头实做,从理论和实践中“叫真”,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这不预兆着在“左”的倾向占上峰时,必定难遭厄运?!

  

   邵荃麟不仅对《野草》作出了整体性的评价,还对其中的名篇专门做过解读。1949年,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发行了他和夫人葛琴编的《文艺作品选读》,就解析了《野草》中《秋夜》。认为“作者所抒发的,是那样一种真挚而深远的感情,使我们完全可以接触到作者那种广阔的历史胸怀,和那一般琐琐屑屑抒泄着个人感伤的散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作品中纯熟地运用象征的手法,“没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和高度修养的人是不容易达到的”。

  

二、关于阿Q的论述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阿Q典型阶级属性的讨论,艾芜、张天翼、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都参与了,然而对阿Q典型阶级特征问题分析得比较科学的,还是当时已显出功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他在《也谈阿Q》(1941年8月10日《文化杂志》月刊第1卷第1期)中,对艾芜关于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这一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

  

我们常常说的阿Q相或阿Q主义,也并不限于指阿Q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主义对阿Q这个阶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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