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庆明 崔梅霞:他者的想象:阿瑟·杨眼中的革命前法国人形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4:58:10

进入专题: 阿瑟·杨   法国游记  

洪庆明   崔梅霞  

   内容提要:英国农学家阿瑟·杨的《法国游记》,呈现了大革命前夕法国乡村与城镇的世相人情,为了解当时法国社会与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本文以跨文化理论为视角,以该文本本身为对象,缕析阿瑟·杨笔下所描绘的“法国形象”,透析跨文化旅行过程中的文化想象与调适。

   关 键 词:阿瑟·杨  《法国游记》  跨文化旅行  大革命  法国特性

  

   18世纪英国著名农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分别于1787年、1788年(考察法国的西南部)和1789年(主要考察东部一些区域)三次游历法国,由此记录下来的笔记构成了两卷本的《法国游记》。该书第一卷以日记的形式生动而简洁地记载了他在法国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虽然叙事简略,但灵活生动,呈现了革命前夕法国城镇与农村的种种世相。第二卷对法国自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究和调查,因“专业性强且缺乏趣味性”,通常读之者鲜,但他以专业的农学家的身份,对18世纪法国农耕状况、产业经济的记述和评论,却为研究革命前法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直至今天,《法国游记》仍然是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本文无意以该文本为依据,研究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因为法国诸多史学大家对这个主题早有细致深入的研究,①而是试图另辟蹊径,以跨文化理论为视角,将游记文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缕析游记所载的所见所闻所感,呈现出这位英国旅行者跨文化目光下的“法国形象”,以及行程中的文化碰撞与想象构建的互动。

  

   信息闭塞的无知民族

  

   在游历过程中,英国经验及其内蕴的认知和价值,始终是阿瑟·杨审视和评判其在法国所见所闻的依据。作为英国大农场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他对法国的小农经济嗤之以鼻;习于英国乡绅自治介入社区事务的传统,他对法国领主沉浸于城市剧院和聚会社交觉得不可思议。其中对法国民情风俗的描述,非常典型地反映了18世纪英法不同政治社会体制在国民面貌塑造中的作用。阿瑟·杨的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而且有助于解释英法自18世纪中期以降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分殊。

   杨在其游记中多次提到,与他之前想象的不一样,他一直以为法国人是健谈的,但是观察下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法国人总是沉默寡言,表现出一副“好脾气”。甚至是在政见的讨论和交流中,他们都始终保持好脾性,保持谈话的高雅姿态。杨常被法国人谈话内容的寡淡无味所震惊,因此他在游记里感慨道:“我应该赞扬他们的是镇静平和,但要批评他们的是寡淡无味。所有的思想活力似乎都被排除在表达之外,乃至才华与浅薄之征相伴相行:驯服与优雅、寡淡无趣与彬彬有礼,这种思想交流的混杂性,既没有进攻的力量,也没有说教的力量。有金玉其外必有败絮其中;如果既不提出看法,又不进行讨论,那么要交谈做什么呢?好脾气和习惯性的闲适是私人领域首要的组成要素,但智慧、知识或原创性,必须打破表面深入到情感的波澜起伏处,否则谈话就像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的旅行。”②

   在法国餐桌上吃饭,保持长时间沉默是对来客的礼貌,他们通常惜字如金,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说一句话,除非是回答客人的问题。在法国的各种聚会上,他们的谈论话题总是离不开时尚、女人,而对时事政治漠不关心,在需要人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总是保持缄默。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片平静”。杨记述了他在克莱蒙的经历:③

   我和二三十位商人、小贩、官员等一起吃过5次午餐或晚餐;要说这毫无意义,即谈话浅薄无味,对我来说确实颇感为难。值此轰动性的政治事件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房之时,竟然难以听到有关政治的只言片语。这些人的愚昧无知绝对令人难以置信;英国的木匠和锁匠们在热烈争辩和分析的事件,在他们国家发生已经不止一周了。取消什一税、废除盐税、破坏财产和废止封建权利的运动,在它们发生的6天内,就成了英国人热议的法国话题,它们的影响、联动反应、结果和变革之处是英国每个小镇杂货店、食品店和鞋垫商的主要谈资。但是在法国,人们认为这样的话题不值得他们讨论,除了一些私人谈话。为什么?因为私人谈话常常需要一点知识就够了,而公开交谈则需要很多学识。因此他们沉默不语。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最浅表的原因,杨归咎于法国人的“愚昧无知”。这种看法囿于就事论事,显然失于简单化。但实际上,造成法国人愚昧无知更深一个层次的原因,杨在游记里也曾再三提到,即法国新闻传媒的不发达。1789年6月28日,杨从巴黎革命的烟火中逃离,踏上去南日(Nangis)的旅程。在旅途停留用餐的地方,他发现那里的人对巴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④7月27日,他来到贝桑松,看到的是一片凄惨景象:城堡被焚毁或劫掠,领主被吊死,他们的妻女遭强奸,地契文书被付之一炬,土匪遍地,流氓横行。他长篇大论地描述了当地的信息流通情况,其间夹杂着深深的焦虑,也充满着不理解:⑤

   惨剧正到处渗透,预期它们将蔓延整个王国。在有关心智的一切事务上,法国的落后毋庸置疑。从斯特拉斯堡直至现在,我根本买不到一份报纸。我在这里问人哪里有文学阅览室?没有。哪里有报纸?咖啡馆里。回答很容易,但找起来可不容易。什么报纸都没有,除《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外,这时候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为它付一文钱。去另外四家咖啡馆,有些压根儿没有报纸,哪怕是《信使报》。在军事咖啡馆,《欧洲邮报》(Courrier de l'Europe)是两星期前的。穿着得体的人谈论着已经过去两三周的事情,他们的言词表明,他们对当前的事情一无所知。整个贝桑松城都未能给我提供《巴黎日报》,或详细描述国家转变的任何报纸。但这可是一个省的省会城市,它差不多有英国6个普通城市那么大,拥有两万五千多人口,在这样的城市里邮差差不多3个星期来一次,这是相当奇怪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尽管政府对报社也没有任何执照相关的要求和任何限制条件,各个省份竟然没有一份巴黎时事报纸在市面上流通,告诉当地人民巴黎的任何消息,这就导致了人民普遍的无知,他们的革命口号也显得空洞无力。这里的迹象显示,法国的民族是由密码集团或者是资本文化圈来构成,他们并不是通过人民智慧的觉醒、思维的接收和整合来行动的。

   杨在法国各地寻找报纸的经历更是让他感到绝望。为了读报纸,杨走了好远才找到穆兰城中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里:“那里至少有20个座位,但是我想要得到一张报纸,可能要比找一头大象慢得多。”⑥

   由于缺乏高效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重大的危急时刻,仅有的政府宣传媒介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这样谣言就会主导大众的情绪。⑦谣言刺激下民众的躁动,在权威崩溃的情势下会极大地推进整个局势的恶化。众所周知,大革命爆发之初,法国谣言到处流传,成为促动外省城乡普遍暴动的重要原因。阿瑟·杨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写到,在法国,任何观念在他们的头脑扎根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既荒诞又幼稚,但是跟他们的想象、恐惧和希望很契合。⑧据此你可以判断一下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他们虽然在了解时事方面很慢,但总是对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激,⑨而且他们对所有事情的认识都是晦暗的。⑩杨在克莱蒙的时候被人拦住,人们要把一个给他指路的妇女投入监狱,因为有几个人觉得,杨是受了王后的委托来铺设炸弹以炸毁整座城市的,然后把所有没炸死的人送去服苦役。(11)6天之后,杨穿过勒皮伊(le puy)的时候,虽然带着通行证,城市卫兵还是在晚上11点把他抓了起来,向他宣读:他肯定与王后、阿尔图瓦伯爵和当地的大地主昂特拉戈伯爵策划的阴谋有关;这些人派他来当土地丈量员,为的是翻倍税收。(12)

   事实上,新闻传播媒介的不发达固然是法国民众愚昧的直接根由,但造成民众蒙昧的原因是系统性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绝对主义君主制。它对信息和文化思想的垄断功能,极大地阻碍了18世纪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正如托克维尔在半个世纪之后所说的那样,中央集权的行政君主制对政治的垄断,造成了民众对政治事务的疏离和经验缺乏。

  

   公共意识缺失的社会

  

   法国中央集权化的进程,摧毁了传统自由赖以支撑的中间阶层,使社会沦为君主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子化状态,彼此疏离、漠不关心,缺乏公共意识,每个等级、每个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一己之私。这种看法,不仅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力论述的一个主题,而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里,泰纳也以恨铁不成钢的笔调进行了长篇描述。那些本应该代表民族的法律和精神权威,都只是为了自己,每一种权威的运用都只是为了自己。(13)

   社会“中间组织”的扫除,公共意识的缺乏,使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社会有秩序地运转的唯一动力。因此,当政府权威在1787-1789年的一系列危机冲击下崩溃后,社会旋即陷入原子化状态,重组异常艰难。杨敏锐地观察到专制政府一旦失去权威的混乱和无能状态:“在这些天的政府危机中,我听到的只有不安。其实这时候是最尴尬的,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承认这里已经不存在政府机构了,王后都宣称自己属于太子党,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着疑惑,王国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做出对的事,但是没有那些决策机构帮助他处理危机,他显得手忙脚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危机。”(14)

   社会精英阶层面对冲击与动荡同样手足无措:“法国的贵族在遭到人民攻击的时候,根本不懂得反抗,只是像绵羊一样地忍受,根本没有做出一点努力来还击。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手中差不多掌握15万人的军队,即使有部分士兵不听从他们的指挥,大多数还是听的。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智慧,懂得联合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败涂地。”(15)结合英国的经验现实,杨认为法国贵族的悲惨结局主要源于他们长期对“公共人”的模糊性认识,“一方面他们过多地诉求自然权利,想法太理想化;另一方面他们对保障人民生活没有任何稳定的计划。在与大部分地主和贵族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仍不愿意放弃原有的权力,也不让位于自由,支持平等地交税”。(16)杨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等级制的法国社会中,等级与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残存的等级特权成为身份地位的唯一标志,因此,他们愈发恼怒地躺在这些特权上不肯作丝毫让步,乃至在三级会议召开后、革命爆发前夕,贵族等级仍然在衣饰和队列次序等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杨没有提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国君主制中央集权的进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参与权力,使他们失去了获得处理复杂政治事务所需的经验。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和泰纳非常敏锐犀利地洞悉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是造成现代法兰西民族苦难历史的重要根源之一。

法国旧制度中央集权体制独断的运作机制——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哪怕是最微末的事务也须经过官僚机构拖沓冗长的审批,毁灭了市民社会生成的可能性,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关系。杨的观察突出地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在旅行的过程,法国人常常会对杨的农业调研感到诧异,他们弄不明白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调研:“到达贝尔格(Berg),一群士兵将我包围起来,拷问各种问题,他们认为我很有嫌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来一个萨克福农民会走到这里,更不明白竟然有人会奔赴万里只是为了进行农业调查。这样的旅行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英国经验和法国游历,两种体验使杨清晰地认识到公民自由带来的创造性。“在英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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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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