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4: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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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安然  

   本文从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出发,将联盟分为“异质化联盟”(Heterogeneous Alliance)和“同质化联盟”(Homogeneous Alliance)两类。前者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差异较大,成员国在权力大小、军事实力、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不对称性,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互补性,且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由于盟友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转而选择其他联盟的难度较大。“异质化联盟”的例子如美国与土耳其、美国与沙特、美国与卡塔尔、俄罗斯与叙利亚、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等。正如查尔斯·马歇尔(Charles B.Marshall)撰文指出的,联盟是“聚合到一起的政治实体,它们可能视联盟为资产,在战略上具有互补性”。(15)“异质化联盟”具有经济结构的差异性、政治诉求的互补性、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和替代联盟的有限性特点,其中“互补性”是异质化联盟的最鲜明特征。

   “同质化联盟”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盟国在权力大小、军事实力、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方面较为接近,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趋同性,虽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对威胁的感受程度不同。由于盟友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动态合作关系,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转而选择其他联盟的回旋余地较大。“同质化联盟”的例子如海合会框架下的沙特与卡塔尔、马格里布联盟框架下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萨达姆时期同为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和苏联等。“同质化联盟”具有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特征,其中“同构性”是“同质化联盟”最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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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可以看出,“盟友”不等于“朋友”,前者建立在共同的安全和利益诉求之上,后者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之上。联盟存在的基础是可交换的互补利益,而不是价值观或情感因素。“异质化联盟”成员内部具有天然互补性,故合作的动力更强;“同质化联盟”成员内部具有天然趋同性,故彼此竞争的动力更强。例如,在美国、沙特、卡塔尔三角关系中,美沙、美卡属于“异质化联盟”,更容易合作,而沙特和卡塔尔构成了“同质化联盟”,彼此竞争更激烈。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诉求的趋同性、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是“同质化联盟”最为突出的几个特征。以下从沙特和卡塔尔“同质化联盟”理论假设出发,考察双方出现外交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沙特-卡塔尔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与“利益共同体”的弱化

  

   联盟存在的主要基础,一是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安全关切,二是成员国拥有可交换的资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盟国之间经济结构差异性越大,互补性利益就越强,就越有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其开展合作的动力就越强。相反,成员国拥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可供交换的利益就越少,联盟的密切程度就越低。

   沙特和卡塔尔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反而在经济层面形成竞争关系。(16)首先,双方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油气出口是各自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沙特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原油储量2670亿桶,占世界的25%,4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石油。卡塔尔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和伊朗共有南帕尔斯油气田,两国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近一半。南帕尔斯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15.5%,成为卡塔尔和伊朗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由于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均是油气出口大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生产和定价等各方面合作程度相当有限。(17)受此影响,海合会内部成员相互间贸易额非常小,进口仅占六国进口总额的18.34%和出口总额的20.1%,而沙特仅3.8%的贸易是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发生的。(18)同样,卡塔尔最大的商品进口国是中国(占比11.9%),其次是美国(11.3%)、阿联酋(9.0%)(19)、德国(7.7%)和日本(6.7%),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则依次为日本(25.4%)、印度(14.6%)、中国(8.4%)、阿联酋(6.8%)和新加坡(5.6%)。沙特与卡塔尔外交危机后,卡塔尔能够被断的只是路,而非货源。(20)沙特和卡塔尔贸易额极为有限,主要为日用品,卡塔尔基本可以找到进口替代国。

   其次,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实现经济转型,都提出了发展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科技创新、优先发展港口、建立科技城等,两国发展战略也具有同构性。冷战结束后,阿联酋率先实现经济转型,摆脱对能源产业的依赖,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成为地区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尤其是阿联酋航空、迪拜港务成为世界级龙头企业。卡塔尔近年来也开始复制“迪拜模式”,重点发展的也是航空和港口。卡塔尔航空、多哈哈马德机场等对阿联酋区域地位造成了有力冲击,成为阿联酋的重要竞争对手,两国经济结构日益出现“同构性”。(21)2011年,卡塔尔政府制定了国家首个五年发展计划(2011~2016年),拟将卡塔尔建设成海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中心,以及比肩迪拜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

   如果说卡塔尔发展战略复制“迪拜模式”,沙特未来发展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复制“卡塔尔模式”。2014年,国际油价低迷和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大幅下跌,倒逼沙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讲话指出:“我们沙特已经对石油产生了严重依赖。未来我们不允许自己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外市场变化的受害者。”(22)2016年,时任沙特副王储、现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力排众议,推出《沙特2030愿景》(Vision 2030),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摆脱对传统石油化工产业的依赖,发展多元经济,成为亚、欧、非枢纽。沙、卡两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相似性对当前卡塔尔区位优势也将产生重大冲击,两国“利益共同体”受到弱化,从而对两国联盟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与卡塔尔和沙特经济结构高度同构化不同,巴林和沙特形成了互补性“利益共同体”,因而联盟关系更加牢固。巴林是贫油国,2016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上一年的60.3%上升到72%,财政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困难。沙特成为巴林最重要的外援大国,外援使巴林不仅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且预防了政治危机的爆发。(23)由于巴林油气资源储量有限,沙特慷慨地从阿布·萨法(Abu Saafa)油田向巴林输送了大量原油,以满足后者的消费需要。(24)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巴林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巴林石油公司-锡特拉(BAPCO Sitrah),日消耗原油26.7万桶中仅1/6来自巴林本国,其余5/6的原油全部来自于沙特。沙特成为巴林最大的贸易伙伴,巴林26.7%的进口商品来自于沙特,而巴林和伊朗的贸易额仅占1%。(25)沙特和巴林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两国相互依存的军事联盟关系,与沙、卡交恶形成鲜明对比。

  

   沙特-卡塔尔政治诉求的趋同性与“政治共同体”的退化

  

   除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外,沙特和卡塔尔的政治诉求也具有趋同性,使两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度增大。两国同为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厚的主权财富基金,都有拓展政治影响力、培养代理人的雄心与抱负。此外,两国同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都试图利用此优势提高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枢纽、沟通伊斯兰世界和美国的桥梁和纽带。数十年来,在“以石油换安全”的基本逻辑下,沙特和美国形成了重要的政治相互依存关系;沙特获得大量美式武器,一度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并获得美国在中东“桥头堡”的地位;沙特也巩固了自己在阿拉伯-伊斯兰-逊尼派国家的地位,这种地位因沙特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守卫者角色而进一步得以强化。(26)“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关闭了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而卡塔尔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东道国。沙特和卡塔尔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一升一降,加剧了沙、卡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

   卡塔尔人口仅为260万,从体量上来看是中东地区的小国,但近年来经济增长强劲,2013~201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4%、3.6%和2.7%,2017年估计为3.5%,国内生产总值估计达16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8184美元,不仅远远超过沙特,而且在海湾乃至世界上也遥遥领先。(27)尽管卡塔尔从宗教影响力、经济总量等方面无法与沙特相提并论,但是1995年卡塔尔王储哈马德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后,试图把卡塔尔打造成海湾地区的“瑞士”;利用对外援助积极干预地区事务,试图成为继沙特和伊朗之后的“第三种力量”,与沙特形成了激烈竞争关系。

   在政治方面,卡塔尔实施“小国大外交”,积极调解巴以冲突、黎巴嫩内战、达尔富尔问题,与哈马斯、穆兄会、伊朗、甚至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往来,开展“零敌人”外交,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玩平衡。(28)2008年5月,在卡塔尔政府的大力斡旋下,黎巴嫩冲突各方达成《多哈协议》,为建立联合政府、恢复黎巴嫩和平与稳定铺平了道路;2010年年底阿拉伯剧变爆发后,卡塔尔以援助为筹码,积极介入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埃及内政,在中东转型国家培养代理人。(29)2013年,叙利亚反对派推出的首位美籍“总理”实际上是由卡塔尔内定的。2017年,在卡塔尔和伊朗的调停下,叙利亚北部实施了部分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对等迁移。沙特对此显然不满,对卡塔尔和伊朗的合作早已生厌。(30)

   在文化方面,卡塔尔修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软实力,试图改变沙特一家独大的局面;在体育赛事方面,卡塔尔成功举办亚运会,并获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卡塔尔还多次承办国际和地区组织大会,包括召开每年一度的多哈论坛。在媒体层面,卡塔尔积极支持半岛电视台,提升卡塔尔的国际话语权,为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反对派颠覆现政权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1)半岛电视台每年获得卡塔尔政府超过4亿美元的拨款,驻全球各地的记者站增至60个,充当阿拉伯各国反对派和政治伊斯兰力量对外发声的最大集散地和高频解码器,报道力度与效果远超西方主流媒体。(32)卡塔尔软实力的综合提升,加上以援助为杠杆,提升了与沙特全面竞争的资本。

   卡塔尔还积极培养穆兄会、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沙特支持的传统伊斯兰力量相抗争。(33)2012年8~12月,卡塔尔向埃及穆尔西政府提供50亿美元援助(含10亿美元无偿援助),同时向加沙的哈马斯提供4亿美元。(34)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和卡塔尔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由于反对派鱼龙混杂,沙、卡两国逐渐选择了各自代理人。卡塔尔扶植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穆兄会力量——不仅提供重要经济援助,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而沙特则支持全国委员会中萨拉菲力量,如“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35)

   沙特在政治上也毫不示弱,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为积极拉拢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沙特向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埃及、利比亚东部政府、巴林、马尔代夫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提供了大量援助。(36)由于卷入地区纷争,长期以丰厚的石油美元著称的“土豪”沙特在财政上日渐捉襟见肘,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截至2017年年中,其外汇储备仅剩4900亿美元,为2011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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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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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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