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围绕胡适“What is Philosophy?”演讲的一些史实辨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02 1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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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四年版。以下凡引此著,均径注页码。]记载的,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十九日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作题为“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的英文演讲一事,为耿云志先生《胡适年谱》[ 香港: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和曹伯言、季维龙二先生《胡适年谱》[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所采纳,并延续至今。然查胡适日记,同题的演讲却是在两年前,即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看来,不仅这一演讲的准确时间需要澄清,围绕这一演讲的一些史实,也需要有所澄清和交待。

   《年谱长编》原文为: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八及十九两日,(胡适)在协和大学讲演“哲学是什么?”(见The Leader of october,18 and 19,1932.[西文著作目录]漏收——按,此为原注)(页一○九九)。

  

   此处记载有两点疏漏:一是“协和大学”应为北京协和医学校,二是演讲时间应为十月十七日晚,而非“十八及十九两日”,所谓“十八及十九两日”则是The Leader(《北京导报》)刊登演讲内容的时间。

   从编者胡颂平先生的叙述看,胡适演讲在一九三二年是确定无疑的,可有意思的是,《年谱长编》以及另两部权威的《胡适年谱》对实际的演讲日期,即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以及这天前后的胡适行迹均含糊不清,而胡适日记,对此却有较细致的记录。至于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在北京协和医学校演讲“What is Philosophy?”的情形,胡适在日记中更是有大段,颇为详细生动的描述。

   具体地看,上述三部《胡适年谱》对胡适的行迹少有涉及或有所误解处,主要集中于一九三○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如它们提到一九三○年夏,胡适赴青岛一事时,均说“八月初,赴青岛”,便语焉不详。这很可能是因为三部《胡适年谱》编撰时,相关的胡适日记尚无从觅及,故才会有此遗漏。现参照胡适日记,不难把胡适的行程描述出来。胡适是八月七日从上海出发,第二天中午到青岛,借住在时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的戏剧家、收藏家宋春舫家中。此次出行,主要是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顺便列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会议,并拟定和商讨了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人选、书目。胡适在青岛共住了八天,八月十六日离开青岛,十七日回到上海。

   另外,三部《胡适年谱》都确认一九三○年十月左右“胡适在北平”,但说法上略有差异,且疏漏明显。《年谱长编》说,一九三○年十月胡适在北平,出任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这并无问题,问题出在下面的说法:“是月十日以后,先生到了北平”,“十一月初回到上海”(页九三四-九三五)。而耿氏《胡适年谱》较为笼统,只说:胡适“九-十月间在北平”(页一一七)。曹、季《胡适年谱》也有误。比如说,九月十二日,胡适“接中基会来函”,“此后他就到北京找房子,临时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页三八三)而回沪时间,则未予明确。

   现据胡适日记,这一段史实也基本可以还原出来。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胡适接到协和医学校的来电,要他参加十月四日在北平召开的学校董事会议,这应是赴北平的主要目的,而为北归做准备(即找房子),应是顺便的事。九月二十九日,胡适乘轮船从上海出发,中泊青岛 、威海卫等地,因在青岛遇大风,耽搁了两天,十月四日方抵北平,董事会议因此推迟至二十一日举行。这次胡适在北平,共住了二十二天,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乘船返沪,三十日回到上海家中。

   胡适日记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条,对当晚在协和医学校演讲“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的情况记录甚详,但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具引,现仅指出值得注意的两点。其一,是具体时间。胡适说,原定开讲时间是八点半,但因他早到了一小时,七点半即开始。这也是因为当天慕名前来的外校旁听者大量出现,“讲堂只可容三百人,而今天已不止千人了”,结果,预定的听众——在北平的外国人和协和医学校的外籍职员——反而被挤在礼堂外,不能入内。而与之有关的是其二,即使用的语言。原来演讲预定使用英语,现在显然不能照常进行。为照顾旁听者,胡适只好先用中文演讲,然后又用英语复述了一遍,而据胡适说,“听众居然很肃静”[ 详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二○○四年版,页三三一-三三二。]。

   胡适所言并未夸张。因为其日记所附的题为《胡适演讲受欢迎》(Popularity of Hu Shih Shown in Lecture Here)的英文报导的“核心提示”显示,“胡适要讲话的当口,礼堂里已挤满了听众”,并且说:“胡博士恳求不懂英语的中国人让路,但无动于衷”。报导还说:“演讲计划八点半举行,可是,两小时之前,听众就被中国学生,大多数是当地国立大学的学生,挤到礼堂门外。”“礼堂前厅里挤进来的人,是前厅容纳量的一倍”,“礼堂走道和空地上刚加上的椅子也迅速被人占据”。

   看到此情景,胡适曾向到场的中国学生许诺,推迟行期,从原定的十月二十三日改为二十六日回沪,其间再在北大演讲同一讲题(据《胡适演讲受欢迎》)。查胡适日记,他确实推迟了行期,可是,直到二十六日正式登船离京,都无有关演讲的记载。倒是一个多月后,即十二月七日,他在北大哲学系哲学会的欢迎会上,才再次提到了协和医学校的演讲。

   据《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的报导,参加欢迎会的除了北大哲学系三十多名学生外,还有陈大齐(百年)和张颐(真如)两位教授[ 参见焦步青:《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六期,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二版。]。胡适在此次欢迎上的演讲词的完整版,则由另一名学生郭海清追记,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八期上。

   不过,两篇事后追忆的报导和记录稿中有关胡适的言论,也稍有差异。综合起来看,胡适提及的“哲学是什么?”演讲引起诸多争议应是肯定的。不过,胡适此时仍坚持己见,认为科学将“征服”(conquers)哲学。然而,郭海清的记录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明显淡化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胡适所谓“哲学关门”论。相关的记录只有胡适说的一句话:

  

   诸位同学!要认清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许多当前急待解而未解决的问题,都待我们来解决牠,不要怕哲学的饭碗没有,哲学饭碗被人打破![ 参见郭海清记录:《胡适之先生的演讲词——在本校哲学会欢迎席上》,《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八期,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四版。]

  

   但在焦步青的追记稿中,这一段则是:

  

   我们研究哲学却不可因此而灰心,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思想是哲学家永远打不破的一个饭碗,因为牠是任何民族所必需的,上次我说饭碗,那不过是一种诙谐,却不知就有人当做我的罪状来攻击[ 参见焦步青,《欢迎胡适之先生席上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五一六期,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

  

   再看胡适日记一九三○年十二月七日条:

  

   上午到北大哲学系学生茶会,我答谢他们的欢迎词,略说,我希望少年学哲学的人能训练自己做思想家,想想当前的活问题。哲学家的店也许像我从前说的,要关门了;但思想家的饭碗是永远保得住的[《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页四一二。]。

  

   胡适的“哲学关门”论,是他个人从中国哲学研究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表现,但对执着于哲学的学者,这样的说法,不仅是要端掉他们的饭碗,也给他们存在的价值打上了问号。哲学家金岳霖、“新心学”的代表贺麟以及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对胡适此说的不满,恕不再详述[ 可参见拙稿《从〈金岳霖回忆录〉看金岳霖与胡适的角色分歧》,台北:《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二○一二年五月,页一○九-一一五)]。这里仅介绍另一位同代哲学家张东荪的实时反应。

   早在一九二三年科玄论战时,作为玄学派的一员,张东荪即有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发言,不同意以“科学人生观”代替哲学[ 参见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八年修订再版。]。从现存材料看,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在上海大同大学的题为“哲学的将来”的演讲,是胡适最早公开提出他的“哲学关门”论,随后他又在苏州青年会重申了这一见解。其实,一年后,胡适演讲的“What is Philosophy?”,不过是在“哲学的将来”基础上的一次扩充和延伸。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张东荪在同一所大学(上海大同大学)演讲“哲学之将来”,则明显是在和胡适唱反调。他还在演讲稿的基础上扩充、修改,写成“哲学之将来”一文,刊登在一九三○年《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二期上。而一九三○年十一月一日,也就是在胡适“What is Philosophy?”演讲的几天后,张东荪又在燕京大学作“哲学不是什么”的演讲,再次批评了胡适的论断。这后一篇演讲稿刊登在北京中国大学出版部发行的《哲学月刊》一九三○年第三卷第一期上[ 按:本期《哲学月刊》的出版时间与张东荪演讲时间并不匹配,演讲记录者说,演讲日期为“本月一日”,而从演讲内容上看,张明显是知晓,并针对胡适十月十七日演讲的。因此,本期杂志实际出版时间,很可能不是封面上标识的“十月”,而是十一月。]。

   胡适“哲学关门”论的几个支撑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在哲学发生学上,是哲学与科学同源;在知识论上,是讲求精确;在方法论上,是科学的方法。张东荪的批评,不仅集中于这三个方面,而且还有进一步地发挥,直接批评了胡适信仰的实验主义。

   对于哲学与科学同源,张东荪并不反对,但在他看来,同源而性质不同。即使同源,他们的表述也略有差异。胡适直接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 胡适:《哲学的将来》,收入《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页六三○。]。而张东荪则认为,古代根本没有区分哲学与科学[ 张东荪:《哲学不是什么》,中国大学哲教读书会主编《哲学月刊》,北平:中国大学出版部发行,一九三○年十月二十日,页三。]。既然没有比较,自然就不存在“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的”问题。但这样的消解并不能否认科学的力量,故张东荪也承认,在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宇宙论时期,科学胜利,哲学则失败了,哲学向科学“先让了一步”[ 张东荪:《哲学之将来》,尚志学会出版,《哲学评论》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年三月,页四九-五○。以下两段未另注者,均见此文。]。

   然而,张东荪说,在第二个阶段,哲学变成了认识论,即康德所谓“先验的哲学”,而第三个阶段又转向价值的批判。但尽管有此变化,最后留下的“先验的妥当性”,却是哲学研究始终未变的课题。

   对于胡适所说的“精确”,张东荪则主要强调“科学”本身的变化,即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到现在,“科学于实验便另取一种态度,就是不以实验为建立学说的根由,而以实验为建立学说的辅佐”。他说,“经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是依靠“经验”,现在则是不悖于“经验”。这就不仅拆解了胡适有关“精确”在理论上的神圣性,也直接挑战了实验主义的立足点——“经验”。

针对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张东荪的回应,也是纯粹哲学性的。他强调说:“科学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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