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21:27:50

进入专题: 顾准  

徐琳玲  
都令顾准欣喜。然而,早年的经济学训练,使他对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状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觉得中国搬用苏联那套“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是不正确的。“必须看到,不仅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同时也是工业深受农业不发达之苦……这种现象,才真正说明,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建设是输入的,不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

   不过,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此时还是他心目中的“范本”。党校里放映彩色苏联喜剧电影《忠实的朋友》,他看完后喜滋滋地发表议论,“这些欢乐应该拿到西欧去,去影响一下欧洲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快活不出来的。”

   转折点出现了。1956年2月24日深夜,六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这一天,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毫无预兆地作了《秘密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披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以及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

   在北京,有关《秘密报告》的内容开始在小范围里扩散。《报告》传达到中央党校也是在一个晚上,由一名党校的普通工作人员念报告,他照本念完后就宣布散会。会场上一片沉寂,大家离开时都沉默无言。

   这个夜晚,顾准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美丽新世界”的偶像轰然坍塌了,压抑心头的思考能量迅速被激发出来。

   又是十分激动的情绪。不要紧,跟过去一样会平静下去的。

   上午听说公布了(《真理报》的评论),异常激动。午饭时间读了这个评论,打了半小时的球,现在又很平静愉快了。历史总是公平的,千万人所造成的历史,不会允许人们在它的上面涂上污秽的东西的。真理万岁!

   问题是现在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时代,文化与科学知识是愈来愈普及了,童话的市场是在缩小中的。谁还要企图以只手掩盖天下耳目,并且企图甚至在身前把纪念碑、历史、传记全部钦定好,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随后他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决心研究苏共党史,读斯大林全集,特别是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的部分。“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何曾仅此批评了斯大林,只要打开大门,放进清新空气来,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计的。”

   4月29日,他外出看风景并记下:“天色晴朗,尘土不扬,远山可以望得很明白。”

   这一年,对于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政权来说,也走到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对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毛泽东是赞成的。长期以来,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指挥和训导中共;在建设问题上,缺乏国家管理经验的中共也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

   毛泽东也不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是,他认为苏共的批判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走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

   顾准从同学那里抄来了这份报告的全文,反复进行研究。对经济问题的敏感,使他特别注意到苏共二十大披露苏联农业几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事实,1954、1955年的总产量甚至低于沙俄时代。之前,他就留心过苏联农产品交售制度、农业劳动者报酬水平,以及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关系问题。

   他就此写了一份学习体会,提出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值得商榷,可以通过价格自由涨落来调节计划和生产。党校同学认为这是“大不敬”,但他坚持自己的看法。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他写成更系统的论述——《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简称《试论》),后刊发于《经济研究》。

   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很快在全国铺开。革命的暴风骤雨中,55万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被划为“右派”。

   当年8月从黑龙江考察回来后,顾准得知自己被划为“右派”,要在中科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直接的导火索,是因为他在中苏联合科考途中就黑龙江坝选址问题和苏方专家发生多次争执。这让同行的一位黑龙江省干部极为不满,写成报告汇报到北京。

   之后就是“墙倒众人推”了。罪状包括:写作《试论》这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被人揭发平日里各种“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言论”,“对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诬蔑”,以及对雷海宗、葛佩琦等人右派言论的同情言论。

   1958年4月,组织上正式宣布顾准“戴帽”,同时被开除党籍。“这是我参加我生活其间达22年之久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的最后一次了。”他后来苦涩地回忆。

   相比1952年的撤职,这一次他表现得“比较平静”。

   从得知“戴帽”到1958年5月下放农村期间,他闭门不出。除在宿舍前开一小片土地种蔬菜外,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除马恩列斯的著作外,还读西方历史的书籍,加上每天的报纸关于“反右”、“双反”运动和经济问题的报道、社论。因为“我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我要革命,我对这些问题还要‘探索’”。

   1959年3月,顾准再次被下放接受“监督劳动”。走之前,他听说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要整顿当时的人民公社并制止“共产风”等左的政策和实践。

   一年前下放河北赞皇县劳动时,顾准参加了当地的“大炼钢铁”,当时他批评土法炼钢是“得不偿失”。而现在,他抑制不住兴奋地看到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方:“中国的历史真是迅速无比。胜利的人,不准骄傲,此去屁话不说……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变政策还来得及,迟了就不行了。”

  

苦难的探索

  

   河南商城县属信阳专区。1950年代末期,发生了极为惨烈的“信阳事件”,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场大饥荒。

   自1959年3月起,顾准在商城铁佛寺水库劳动队共劳动改造10个月,亲身经历了哀鸿遍野的惨状。在饥饿和政治的双重高压下,人性也随之扭曲和坠落。为求活命和自保,劳动队成员偷地里的红薯、萝卜,偷馍,在“思想暴露会”上自污,彼此揭发。

   商城记忆,在顾准生命中留下极为沉重的一笔。他后来说自己“不进人民大会堂”,这句“牢骚话”在60年代被人告发,成为他第二次划为右派的“罪状”之一。

   1960年2月,顾准“健康”地回到北京,消瘦,气色正常,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沉沦下去”。

   一年多后,他被摘掉“右派”帽了,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过4年在农村的劳动改造,他以每日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扑在办公桌前。除完成所里派给的会计研究任务,他饥渴地阅读当时只有中科院等极少数单位才有的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甚至是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此时的经济所,有关农村调查、广州会议、包产到户、自由市场的讨论正在展开。因为“历史问题”,顾准被隔离在这些传达和讨论之外的。

   不久,刚刚摘帽的顾准又惹上一次麻烦。他早就觉察当时采用的一套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上海、东北两地工厂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既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1962年年底,中共党内经济问题专家于光远以讨论一套会计教材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会计讨论会,特意要顾准到场。会上,顾准和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他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资金会计”。

   事实上,早在半年前,杨纪琬第一次见到顾准就警告他: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这番话,对顾准“刺激很深”,一时说出了“不怕再戴一次帽子”的言论。

   风雨飘摇的1960年左右,中科院经济所来了一位特殊人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而被认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张闻天。

   被免职后,这位前中共总书记以“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一心一意研究起经济问题。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地调查研究了两个多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调整工农业生产比价等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顿,令中共最高层产生了意见分歧。经历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风波和1963年的中苏论战,主流意见更加认为:党内存在着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

   1964年,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和张闻天一道被罗织成“张孙反党联盟”。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的顾准,被认为是孙反动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为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顾准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背后人物。

   1965年春的某夜,顾准在家中被两个人带走。母亲和妻子汪璧紧急销毁了他留在家中的书稿和笔记。因为担心引起邻居注意,她们把纸张沤烂之后投入抽水马桶中冲走。汪璧也是一名老中共地下党,31年前为了应付国民党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销毁了在她家里印刷的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品。

   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顾准谈话,宣布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紧接着,顾准的幼子重之在学校被人摘去红领巾。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汪璧向他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第二年年底,一封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寄到了顾准的手里。

   自1966年起,他再也没见过妻子、儿女的面。1969年下放息县之前,他从组织上得知:妻子已于一年前自杀,绝笔书上只有一句:“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

  

   漫漫长夜里,在精神持守、思想探索的深度上,顾准何以能够做到呢?

   在顾准的日记里,把探索坚持下去的信念流露比比皆是。

   就算我是花岗岩脑袋吧。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

   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努力方向。

   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间读……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的呢?

   被视为与顾准“一体两面”的孙冶方,也许是他的一个最好注脚。

   1968年4月,孙冶方作为“思想犯”,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有一次,张纯音和顾准谈到孙冶方,担心他一个人被关了这么多年,会不会因此发疯。顾准很坚决地回答:“不会,我很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

如知己者言,在孙冶方长达7年零5天的单独监禁中,支持他活下去的信念就是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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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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